2022年11月24日，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法兰西史学的新面向”系列讲座的第一讲，通过Zoom在线会议的方式在线上举行。国际著名法国革命史专家、巴黎第一大学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教授主讲“从人的权利到给动物的权利？——21世纪书写法国大革命史的新方式”。本场讲座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周立红教授主持，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黄浩老师翻译。

皮埃尔·塞尔纳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革命中的动物史学

塞尔纳首先指出，近些年来，他和很多从事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同行对督政府时期很关注，因为这关涉如何走出革命，如何巩固革命成果。他指出，传统的法国革命史研究往往关注政治史、军事史，如探讨罗伯斯庇尔以及革命战争，忽略了对革命政治思想中的动物史研究。然而，后者绝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性问题。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历史学家首先是其所处时代的公民。”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促使历史学家更加关注历史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今，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中国史学界，对环境史、生态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动物史恰恰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督政府期间由于法国刚刚脱离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残酷的国内外战争促使法国革命者思考如何走出革命恐怖、战争、暴力与野蛮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革命者将目光投向了动物，他们将其称之为人类弱小的兄弟。那么为何在这一时期，革命者提出了一种即使在当今看来也颇为现代的视角，即从动物视角探讨人类社会的问题？

二、生物学革命：重新认识人与动物的自然关系

在革命者看来，法国革命绝非是为了创造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是要实现孟德斯鸠所述之“移风易俗”。他们试图发明一种新的秩序，创造一个没有压迫与专制的，自由、平等的世界。1789年的法国革命实际上是一种法律革命，在革命爆发后的十年间革命者颁布了2万余份法案，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人权宣言》。虽然并非法国人第一次提出类似的法律文件：1776年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就已经在弗吉尼亚州发布过类似的权利宣言。但后者并未明文指出谁享有人权，只是将人权授予了部分公民，其对于公民的范围的限定也含混不清，更不用说还有许多被明确排斥于公民权之外的居民，比如奴隶与印第安人。法国的人权宣言最本质的不同是通过“l'homme”一词强调了普遍的“人”的概念，并通过“et”将其与公民（citoyen）区分开来。

要追溯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就要回溯到17-18世纪法国在思想和科学领域取得的进步。在法国思想史领域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法律，即作为文本出现的实体法与作为一种普遍观念存在的自然法。后者涉及的自然权利的相关理论来源于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的著作。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观念中，私有财产权是自然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塞尔纳看来，这种观念存在一定混淆，因为财产显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身外之物。1789年革命中最激进的法国革命者同样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要追溯这种不同观念的起源就要回过头来观察在18世纪中期法国发生的一场科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们对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学科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尤其要关注生物学革命中的两位著名植物学家——林奈（Lineé）与布封（Buffon）。他们突出的贡献在于尝试打破宗教对人和其他物种的定义，尝试用科学方式将世界上的物种进行分类。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把人视为动物的一员，而不再如基督教那般将人视作超脱其他物种的上帝的特殊造物。

法国植物学家布封（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1707年9月7日－1788年4月16日），代表作《动物史》（Histoire des animaux）和《自然通史》（Histoire naturell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

三、政治革命：重新认识人与动物的社会关系

要探讨科学革命对政治革命的影响，就要谈到法国的绝对君主制。科学革命的观点越出了科学和哲学的圈子，成为了刚刚诞生的公共舆论所谈论的对象。它尤其体现了一种观念，即人类社会的组织再也不是对于神圣秩序的反映，而具有神圣本质的君主制不再从本质上就是合法权力的模板，无法被民众顺从地接受。

绝对王权的神圣性与政治秩序受到了怀疑。人类社会不再被认为处于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的控制之下，而是由共同体本身的、物质的、实际的利益，以及人类与所有其它生命之间的关系改变。所以人类要重新变成政治动物，以便在社会中行动，并获得公民的身份。

由此，人和动物在政治领域建立了联系。革命中的立法者开始反思人与动物的关系。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大革命初期重要政治活动家、巴黎高等法院的律师阿尔芒·加斯通·加缪（Armand-Gaston Camus）将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译为法文并予以出版。

当革命者开始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必然也会导致对人与人关系的反思。人类历史上最接近于把人压迫至动物身份的制度莫过于奴隶制度。而作为当时世界上重要殖民帝国之一的法国也奴役着众多奴隶。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使得立法者们做出了废除奴隶制的伟大决策。

塞尔纳认为法国革命史上存在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文本，分别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1793年共和宪法及其序言，以及共和二年雨月16日法案（1794年2月4日）。他认为这三份文件在逻辑上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取消了仆役（domesticité），确认了身份平等的原则，随后废除奴役制，授予了原本地位接近公民的奴隶公民权，而这为将权利进一步扩展到动物提供了可能性。

四、革命中的激进派——弗朗索瓦·布瓦塞尔的四重生命

随后塞尔纳引入了一位重要的人物——布瓦塞尔做个案探讨。他强调他之所以对激进革命感兴趣，是因为革命本身就是试图创造一个不存在的乌托邦，而革命中的激进派则是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中的乌托邦。布瓦塞尔就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位激进派代表。

接着塞尔纳阐释了他眼中布瓦塞尔的四重生命。第一重生命即是他的自然生命，即从1728-1807年的人生旅程。作为一名律师与法官，他勇于站在民众的立场发声。在担任法属圣多明各检察官期间，他敢于为与既有秩序相冲突的诉讼辩护。在革命期间，他以其激进派立场而闻名。他在1791年6月出版了《迪歇纳老爹百年赞歌》，他在其中要求干脆和彻底地废除君主制。在雅各宾派执政期间，他甚至因其激进立场而被监禁。在18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随着拿破仑专制政权的建立，他坚守了其民主派的政治立场直到去世。

第二重生命是在1890年到1910年之间。当时正值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激进民主派掌权时期。著名史学家让·饶勒斯注意到了布瓦塞尔，并对他给予了一定关注。饶勒斯将他视为法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不过在当时，只有巴贝夫的事迹与思想得到了充分重视与阐释。

第三重生命浮现于1968年之后的左翼浪潮之中。著名革命史专家阿尔贝·索布尔不想让达尼埃尔·盖林（Daniel Guérin）独占激进左翼思想研究领域，他在其研究中关注了布瓦塞尔，认为他是激进派启蒙哲人曾设想的乌托邦的象征。

如今，塞尔纳大胆地赋予了布瓦塞尔第四重生命。他尝试在布瓦塞尔的作品中归纳出一个共和主义生态学的视角，这是至今还被人忽略的视角。

达尼埃尔·盖林（1905年5月19日-1988年4月14日），法国革命史学家，代表作有Bourgeois et bras-nus : guerre sociale dur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93-1795，Paris, Libertalia, 2013

五、布瓦塞尔对人与动物关系的革命式反思

塞尔纳指出，布瓦塞尔眼中的秩序不是要在社会或政治基础上重建，而是在生态的基础上重建。布瓦塞尔将保存自然资源和维系可持续发展放置到更大范围内的财富分配和稳定社会方案的核心。在这一点上，布瓦赛拉也是激进思想的开创者，他的政治自由与社会平等方案从来没有与他对人与自然和谐的关注分离。

布瓦塞尔尤其关注卫生问题、垃圾问题、酗酒问题，他强调这里面体现了人类最首要的权利。他在《热拉尔老爹谈话录》中，阐释了他对“普世政治宪法”的看法。布瓦塞尔总结的普世主义，并没有止步于人类的普世主义，而是“普世政治只能是组成我们称之为自然的所有生物的亲密结合”。在这里他将人与动物紧密联系起来。

布瓦塞尔还提出了动物社会的完善性原则，而人类在其中始终处于“趋向完善”的过程。因为动物具有原生本能，以海狸、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为例，它们都是在“政治、明智和秩序”的引导下运行，总是健康地维持着它们的状态。而人类不停地在自己所有的和自己想要的东西之间调整。在他看来，任何好宪法和规定人类间关系的法律规章，都是通过精准地观察动物获得的。

布瓦塞尔认为，蚂蚁、蜜蜂、海狸等动物社会的优势值得人类学习

讲座最后，塞尔纳指出，在如今的西方世界，如新西兰、法国已经开始尝试赋予自然界的生物以“人”的权利。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决定动物是否有权利，而是反思人类自己应背负的义务。当代历史学家有责任向大众展示这样一个道理，即“没有动物就没有人类的历史”。至少在历史书写中，动物值得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首发自“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