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扩大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贯彻《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精神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纷纷召开会议，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修改原订的发展计划，提出了许多高指标。随后，各地农村开展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开始出现盲目蛮干和虚报浮夸现象，这标志着“大跃进”运动拉开了序幕。1957年11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和在此间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将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之后又先后在1月的南宁会议、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上，对1956年的反冒进一再提出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纷纷提出脱离实际的“跃进”计划，浮夸之风亦由农业领域蔓延到各行各业。这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期间，从中央部门到地方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地区的高指标，会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热潮，“大跃进”运动也就此进入高潮。

    “大跃进”过程中，全国人民以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干劲。但是，“大跃进”是以高指标、“放卫星”为主要特征，以发动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严重脱离实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了瞎指挥和浮夸风，最直接的后果是由于搞“以钢为纲”，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受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影响，在“大跃进”进入高潮后，又想当然地认为我国生产力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要求有更高形式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在未作认真试验、未作广泛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并实行所谓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方式，鼓吹“吃饭不要钱”，导致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的“共产风”盛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原本是纠“左”，但会议进行中发生了“反右倾”的转折，并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斗争。庐山会议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大跃进”，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加之从1959年起，我国农村连续三年遭受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国民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度降低。

    要使国民经济摆脱困境，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调整。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并将之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思想。随着“八字方针”的提出，历时三年的“大跃进”运动被中止。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

    “大跃进”运动曾对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破坏和浪费，同时也要看到，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但是，“大跃进”时期取得的成就，并非“大跃进”运动直接或必然的产物。一些经济建设和科技工作成果，确实是“大跃进”时期所取得的，而且这些成果对后来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不用“大跃进”运动的方式，不打破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不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建设必然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连载二十七）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