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对冀中军区进行了“大扫荡”，意图以此来削弱八路军的战斗力，扩大占领区的面积。

而在日军占领区内，控制各个县城的日本兵似乎并不多，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十几个日本兵能控制一个县城的说法，这到底是夸张还是事实呢？

侵华日军在中国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确出现过少量日军占领县城的案例，比如说黑龙江拜泉，日军只出动了3人就实现占领；吉林伊通，也出现了4名日军轻易占领的情况。

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几日军就可以控制县城”。“占领”和“控制”并不是一个概念，“占领”指的是“武装力量取得某个地方，占领后地盘将属于自己”，“控制”则指“使受控者按控制者的意愿活动”。

侵华日军在县城内

日军占领县城过程中，往往能以较少的兵力达到吓跑守军的效果，根节在于中日双方的单兵作战能力差距很多，且日军还拥有比中国军队先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这种明显的差距容易造成集体恐慌。

像在武汉会战中，就出现了很多“不战而逃”的部队，这些部队并未接受过什么体系化的军事训练，但看到一脸凶狠的日军时，出现怯懦恐惧、不想战斗的情绪很正常。

侵华日军屠戮中国军民

同理，一般在县城中驻扎的守军，要么数量很少，要么都不是精锐，他们在遭遇日军时，很容易被日军击杀，也很容易被日军吓到夺路而逃，这是人性，无关乎道德不道德。

即便某个县城中驻扎有非常精锐的部队，日军也会先出动大量兵力，逼退这支精锐部队，或者重创精锐部队，确保县城在自己的掌握下后，留下一小部分日军控制县城。

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十几日军控制县城有些夸张，如果日军真的想要实现彻底控制某个县城，往往需要1个大队的兵力才足够。《曲周县志》曾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以1个大队的兵力占领了县城。

侵华日军入村

虽说1个大队的兵力足有千余人，但当时曲周县少说也有十几万人，1个大队想要控制一个县城似乎还是很困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军会在当地想办法发展出大量伪军。

抗日专家萨苏曾在谈及日军对中国县城的控制问题时，就明确指出，少量日军想要控制县城确实有风险，但只要他们可以发展出一大批伪军，借助伪军之手强令百姓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活动和生活，就能达到彻底控制的目的。

抗日专家萨苏先生

在整个抗日阶段，中国出现了大批伪军，这些伪军可以被划分为三大系统。

其一是伪满洲国军，其出现得最早，主要成分是原东北军以及接受招安的当地土匪；

其二是华北治安军，这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建起来的；

其三是和平建国军，由汪伪国民政府组建，这部分伪军大家也称其为“皇协军”。

三大系统的伪军加起来大概有三四百万，这些伪军与侵华日军勾连在一起，足以对占领区内的县城起到控制效果。

日伪军老照片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在兵力上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同时他们对伪军的信任也有限，为了能扩大占领区，让中国尽快投降，也为了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术，重创中国武装力量，日军决定发起“扫荡行动”。

所谓“扫荡”，就是“优势一方借助封锁、围剿等多重扫荡手段，消灭弱势一方的部队”。从1938年开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时日军难以通过大规模正面战术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

扫荡结束后的日军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发起了“扫荡行动”，但这还不够，根据地的百姓总是配合战士们打敌人，为了让“扫荡”更有成效，1939年秋季开始，日本颁布“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

自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这一策略，严重打击了敌后根据地的中国武装力量后，这一作战方式就逐渐“系统化、规模化、长期化”，冈村宁次在继任多田骏成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更是将这一作战方式“发扬光大”。

日军疯狂抢掠物资

借助这一手段，日军甚至做到了以少量日军控制一片地区。

毕竟经历过“三光政策”的村庄、小县城等，其基本上成了空城，日军根本不需要在这样的地方投入什么兵力来管理百姓，只需要十几名日军进行警戒，预防中国抗日武装力量反扑即可。

而这样的行为也毫无疑问地激起了中国军民的愤怒，此后，八路军将士与敌后群众展开“反扫荡作战”，勇敢无畏地与敌人抗争。

日军正在发起扫荡

据解放军档案馆内《五年来日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及其成败》披露，从1938年1月到1942年11月，日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千人以上扫荡152次，万人以上大扫荡27次。

有些扫荡中国军民成功抵挡住了敌人，但也有些扫荡，中国军民因为准备不够充分，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代价。而不管抵御过程到底有多艰难，中国军民从未放弃，他们相互配合，一起为抗日战争奉献和牺牲着。

日军正在扫荡

“三光政策”将华北无数城市和农村变成了一片废墟，大量财宝被日军掠夺，无数生灵惨遭屠戮。如此灭绝人性的行径，在冈村宁次嘴里却变成了“士兵们歪曲了我的政策，当年是主张‘不杀、不烧、不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