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赵卫防 文学报

觉醒

年代

思辨与观赏的逾越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的特殊年份，建党题材的影视剧作品精彩纷呈，而关于建党题材的电视剧就有多部。其中率先推出的《觉醒年代》一经在央视亮相，便激发了观众们极大的观剧热情。由于春节和其他原因，该剧一度停播了十几天，引发了观众特别是年轻剧迷们的殷殷期盼。

《觉醒年代》谱写出了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时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唤起民众思想觉醒，实现中国共产党建党这一开天辟地伟业的壮丽史诗。一部党史题材的献礼剧能在年轻的观众群了掀起观影热潮，的确证明了该剧的不同凡响。在同类题材的文艺作品中，该剧在主题层面不在流于一般性的建党描述，而是从思想和文化视角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深层逻辑；在叙事层面，该剧将宏大的历史叙事溶入个体叙述之中，极大地增强了观赏价值；同时，该剧在影像层面也追求“电影感”，以高水准的视听语言实现叙事的创新，实现了建党题材影视剧思辨与观赏价值的双逾越。

文 / 赵卫防

（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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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直是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的重要构成，至今涌现出了电视剧《开天辟地》《中国1921》等，电影《开天辟地》《建党伟业》等重要文本。这些作品以不同的视角浓墨重彩地表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共的“一大”召开，建党及“一大”召开是其表现主体。其中影片《建党伟业》最具艺术创新意义，该片以类型创作为主要手段，表现了最早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年轻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表大会的过程，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历史风云都是其宏阔的历史背景而非主体。此外，该片还洋溢着激扬的“青春中国”的情怀，表现一群朝气勃发的年轻人创立政党，赋予了中国一种年轻的、活力的、崛起的朝气，很吻合当年轻观众的心声。《建党伟业》也以此赢得了年轻观众的青睐。对建党题材作品来说，这样的艺术选择固然十分必要而且显示出了一定的创新。然而，众多同类题材，包括今年即将推出的作品如电影《1921》《红船：开天辟地》等，均将创作焦点对准了“一大”的召开，必然会使得该类创作一定程度上遭遇创新的瓶颈。如何进行创新性、深度化的“建党”表现，成为创作者们共同探索的问题。而《觉醒年代》的艺术实践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电视剧《觉醒年代》、电影《1921》海报

该剧的艺术宗旨毫无疑问是表现建党，但其重点展现了上世纪初中国积贫积弱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觉醒，以及他们唤起中国民众的觉醒过程；其重点突出的是“觉醒”，是对建党逻辑的深刻阐释，而非重点关注中共“一大”召开的过程。为此，该剧设置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共建党”的情节结构主线。在这条主线中，前两者是主体，占据了作品的绝大部分篇幅，后者则被略写，只是在最后几集中有所体现。如剧中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及中共“一大”召开的展现仅仅是点到为止。该剧以这样的叙事策略试图展现，正是宣扬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才使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以及邓中夏、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青年学生思想觉醒，进而带动民众的思想觉醒。这种觉醒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寻求救国之路的中国人真正的觉醒；在觉醒年代，他们虽也分化，但其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通过觉醒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觉醒是全剧的表现主体，建党是觉醒后的结果。《觉醒年代》以这样的叙事选择深度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思想文化逻辑，三种逻辑铸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昭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顺应了历史发展和中国国情。作品以此突破了众多同类题材的表现脱臼，获取了深刻的思辨价值。

虽然取得了深刻的思辨价值，但《觉醒年代》并不因诠释的深刻性而失却观赏性，而是围绕深刻性致力于观赏性的营造。剧中立足于思想和文化视角的叙事选择，是其营造观赏价值的首要方面。不同于同类作品中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的政治角度叙述，该剧选择以思想、精神表达为主的文化叙事为主。全剧的叙事主线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杂志，之后便确立了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为中心的叙事角度。剧中对前述的李大钊等人以及章士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辜鸿铭、黄侃等各个历史人物的展现，以及各种历史事件的叙述均未脱离《新青年》及思想启蒙这一角度。这种以思想、文化视角讲述建党前史的叙事，能够让于生活在今天并对文化强国建设有着强烈诉求的年轻观众找到共鸣，引发追剧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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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体性叙事为主，是《觉醒年代》营造观赏价值的另一呈现。该剧以具体的个体性叙事为主，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融入个体和细节的叙述之中，以此获得较高的观赏价值，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思辨价值。该剧的个体性叙事表现在人物和情节两个方面。首先，全剧深入表现风云聚会中的个体人物，以对个体人物生命、情感状态的描绘和个体冲突，试图置换以往同类作品中以群体冲突和时代冲突为主的宏大叙事。如《觉醒年代》重点表现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人物个体，对他们的刻画也并未在一开始就立足于“党的主要创始人”这个宏大的角度，而是一切从个体出发来进行展现的。特别是对陈独秀这一人物，他一出场便是在日本衣衫褴褛地去偷吃留学生们的饭，一边吃饭一边还喊着“这样的国无药可救”的狂言；还有他在北京饭馆里学车夫吃涮羊肉等情节都很个体、很生动。剧中还表现他和儿子的矛盾、和友人们的分歧、蔡元培“三顾茅庐”的邀请以及陈独秀和辜鸿铭等旧派文人之间的争辩、和北洋政府政客们的斗争、和胡适的友谊及最终的分道扬镳、和李大钊目睹天津灾民惨状后的宣誓建党等等。这些情节都力图摆脱因过分宏大所导致的概念化束缚，通过对人物个体性的展现来获取人性的丰富性和叙事的鲜活性，完成了创新的历史叙述和深刻的历史表达。

陈独秀与儿子之间的矛盾、“南陈北李”重逢时先论起了一件赠衣

由于人物表现的鲜活性与个体性，在总体历史真实的限定下，剧中对历史人物的呈现不再拘泥于概念性的历史本身，而是散发着人性的魅力，如李大钊对妻子的情感、对家庭的责任、对学生和长辛店工友们的关爱等等，生动且具体可感地呈现于观众面前，获得了较强的观赏价值。另一方面，这样的个体性表现，也赋予了这些历史人物以新的认知价值。如剧中对陈独秀的个体性表现，让观众看到了他在传统历史评述之外的更多、更复杂的其他层面，对这一人物有了全新的认知，如他对儿子的情感，坚定的爱国心以及不屈的斗争精神等等。

李大钊给长辛店工人送年货

剧中对蔡元培、胡适等人也进行了较为立体的呈现，他们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个人情感上趋同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但在政治立场上与李、陈等人又有着较大的分歧。剧中对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旧派”学者也有新的表现，在表现他们恪守旧观念的同时也凸显了他们的博学、专业和中国文人的气节；对徐世昌、吴炳湘等北洋政客们也都有个体性的刻画和立体性的呈现。这样的个体性叙事，让观众对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产生了新的认知的同时，也由这种新而产生出了不同于常规认知的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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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物的个体性叙事之外，《觉醒年代》还注重细节的真实性、丰富性以及对宏大历史事件及其发展的个体性表现，这也是该剧个体性叙事特色的另一体现。《觉醒年代》追求细节真实，据该剧制片人透露，剧中小到制服上的金属纽扣、杂志社的纸张，大到那个年代的建筑、外交部的陈设，都力求真实再现；剧中出现的北大红楼，都是按照1:1.2的比例复刻了原版。除了空间质感真实外，该剧更追求时代气质的真实，如剧中不厌其烦地表现人物在公共场合见面、开会时都要鞠躬等细节，展现出了真实的时代氛围。真实而丰富的细节，试图将宏大的历史给予更具体的呈现，形成了该剧不同于其他同类作品的个体性气质。

麦克风上的蚂蚁特写，普通民众开始成为历史舞台主角

《觉醒年代》在获得思辨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同时，亦以对影像的追求获得了艺术创新性。由于播放媒介所限，电视剧艺术不等与电影艺术的视听冲击媲美，但同样是视听艺术的电视剧也一直没有放弃“电影化”的影像追求，优秀电视剧通常以“电影化”的视听营造来提升自身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觉醒年代》便进行了这样的影像化提升。如前文所述的版画艺术的加入以及黑白画面的处理，均是其提升影像艺术的路径选择。此外，剧中更是多处使用有节奏和韵律的蒙太奇剪接来进行视听叙事。

其中毛泽东第一次出场的情节便具颇具代表性。这段影像时间虽短，但使用十几个镜头交替出现：瓢泼大雨倾注而下，小商贩在街边冒雨叫卖，孩子头上插草、老妇拦车卖孩子，流浪汉衣衫褴褛地乞讨，军阀骑着马冲击百姓，富家公子在车内吃着汉堡悠然看街景，还有鱼缸中出不去的鱼等等。而唯有毛泽东，抱着刚出版的《新青年》逆街行走，街上一沟污浊的雨水被他一脚踏开。这组镜头将当时长沙乃至整个中国的真实状态全部呈现出来，以视听艺术特有的表现力实现了简捷而有力的叙事。在表达出了历史社会情状的同时，还象征着毛泽东不畏艰险、毅然无惧，同时也意味道路曲折、崎岖。

毛泽东出场时的组合镜头

还有鲁迅出场时的一组画面也是如此，这一段落将菜市口杀人、老百姓看热闹、警察向老百姓卖“人血馒头”的画面与鲁迅的眼睛、手中的笔和木雕关公青龙偃月刀的画面交替组接，以画面将鲁迅的精神以及他笔下的世界呈现给观众。

《觉醒年代》以“觉醒”为主题，深刻挖掘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必然，这样的必然延传到今天，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依然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和先进性，这也是该剧的另一重要价值。在具体表达上，该剧以文化视角和个体性叙事，以及“电影化”的视听语言获取了新的思辨价值、认知价值和观赏价值，对主旋律题材作品的创作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原标题：《《觉醒年代》：穿越进入教科书里的世界，打破历史思辨与观赏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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