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体验概念与本质的探讨，揭示了旅游者这一主体的重要性，引起了学界对影响旅游者体验因素的广泛关注。研究表明，个体的出游动机是影响旅游体验的核心要素（Dann,1981）；旅途中的情感情绪、人际互动对旅游体验具有深刻影响（Faullant et al.，2011；Ryan，2002）；同时，旅游者游后回忆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桑森垚，2016），旅游体验会不断以记忆的形式储存在旅游者脑海中，形成印象积累，为其未来出游决策提供依据（Knetsch,1963）。通常情况下，旅游者借助语言表征记忆，使个体体验结果被认识，故旅游者对体验的表达与展示尤为重要（李淼等，2012）。已有研究使用诸如满意度、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之类的变量来评价旅游体验的质量（Kim et al.，2012；Pizam，1978）。

然而，在旅游者长期记忆过程中，有关旅游体验的原初印象会逐渐模糊或消退，体验的内部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董引引等，2022），最终记忆表达是从中选择性建构的，受社会环境和具体情境的影响（Kim et al.，2012）。故有必要动态地考察旅游体验的结果表征，并进一步探讨体验结果对旅游者日常生活的影响。

1.2个体旅游记忆

记忆研究始于心理学脑认知领域，个体记忆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的重要内容（Greenfield，2008）。20世纪80年代，随着心理学记忆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旅游潮”的发展，跨学科合作逐渐形成，记忆旅游研究由此开端。学者多从地理学视角研究旅游景观、仪式等记忆载体表征和叙述集体记忆，揭示旅游中的表演、习俗等可以通过身体实践保存和传承社会记忆（吴炆佳等，2018），而个体记忆作为所有记忆的基础往往在旅游研究中被忽视或淡化。

Timothy（1997）将遗产旅游体验划分为国际、国家、地方与个人四个层面，被旅游研究忽视的个体记忆得以正视。此后，随着体验经济的发展，Wirtz等（2003）发现旅游者的主观体验会一直持续到旅游活动结束后，而个体的记忆过程影响旅游体验。因此，个体旅游记忆被视为旅游体验结果引起重视。Kim等（2012）年指出个体旅游记忆是指游后仍被旅游者记住和回忆的旅游体验，在内容上属于自传体记忆中情景记忆的部分。吴仁献（2020）进一步从主观心理视角出发，提出个体旅游记忆是旅游者因旅游实践而引发的心理过程，在时间上属于长时记忆，在行为上属于回溯记忆。在记忆的形成过程中，受记忆建构与记忆偏差的影响（Bryant et al.，1991），个体旅游记忆并不只是对以往旅游体验内容的简单重复，而且是一种当下化的回忆行为（白洁，2014）。

因此，个体旅游记忆的构成要素与影响因素，引起众多学者的探讨。例如认为个体旅游记忆由推理、情绪、再现性和生动性要素组成（Tung et al.，2011）；而旅游者的参与感与愉悦感、特色化与新奇感影响个体记忆的再现性与生动性（潘澜等，2016）；旅途中的积极情感，更能创造美好而难忘的旅游记忆，影响旅游者未来出游决策（Hosany et al.，2009）。此外，回溯旅游记忆具有指导、自我、社会及情绪增强的功能，影响旅游者自我认同、增强社会关系及获得幸福感，可以提升个体的生活质量（Io，2015；Rasmussen et al.，2009；孙凤芝等，2023；Nawijn，2010）。

然而，记忆具有适应性，个体所处的境遇不同，记忆的建构过程和情感表达存在差异性（杨治良，1994）。因此，有必要在旅游出行受限这一现实情境中，切实探究回溯旅游记忆对个体的情感影响，剖析个体旅游记忆的构建过程，尽可能揭示其长期效应；同时，考虑到并非所有旅游记忆都能被回忆（倪梁康，2020），回忆内容受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刘亚秋，2010），适时梳理个体旅游记忆的内容特征，对深度理解旅游者心理、发现旅游体验发展变化及探讨旅游记忆的生存意义至关重要。

1.3 旅游者情感反应

情感被认为是有机体适应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彭聃龄，2004）。在旅游学科，旅游者情感是因旅行经历而引发的一系列情感反应（Russell，1979），具有阶段性和差异性特征（Coghlan et al.，2010）。旅游者游中情感体验对游后记忆的形成和保持至关重要（Tung et al.，2011），个体倾向于记住与回忆旅途中的情感高峰，表达富含积极情感的旅游经历，通过与他人互动与分享，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这些记忆（Fredrickson，2000；Sterchele，2020）。因此，激发旅游者积极情感，了解其构成及影响因素是创造难忘旅游记忆的重要途径。

Servidio等（2016）从回忆视角，探究游客在预期、前往、现场与返回四个阶段的情感演变，提出幸福、恐惧、快乐、惊喜与悲伤构成难忘旅游记忆的情感层面；为深入理解旅游者情感体验，Jiang 等（2022）从现场情感与记忆情感两个角度，分析比较了游客在景区内情感反应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忆后表达更多消极情感，主要源于游客游前阶段记忆。从情感的影响因素来看，个体认知评价、社交距离、旅游情境等均会影响旅游者的情感反应（Francesc，2022；Magnini et al.，2011；王璟等，2022）。同时，这些情感会进一步影响旅游者满意与忠诚、主观幸福感与行为意愿（Yüksel et al.，2007；涂红伟等，2017；余润哲等，2022）。在既有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使用积极与消极两个维度测量情感反应；程励等（2023）基于红色旅游情境，将旅游者的情感反应进一步划分为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积极的负面情感三个维度。

旅游者情感受到旅游体验研究的普遍重视，聚焦于在场或忆后情感体验研究。然而，从个体记忆视角，探究旅游情感体验记忆（如回忆美好的旅游体验）对旅游者个体生活情感的影响过程研究相对较少。旅游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冲突”与“对抗”时有发生（如疫情、时间紧张等），个体凭借回忆以往旅游经历调节自身情感，适应原本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变化。因此，研究回溯旅游记忆对旅游者日常生活情感反应的影响值得重视，具有现实意义，是检验记忆持续影响力的关键表征，也是旅游者内在心理需求和外在行为表现的导引。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微博作为个人社交媒体的典型代表，以其受众面广、私密性强、言语自由度高等优势成为个体自我表露、情感呈现及记忆叙事的重要平台（谢新洲等，2016；姚延波等，2021）。疫情防控期间，非惯常环境下的出游活动受到众多条件限制，旅游者出游时间和频率大幅下降，旅行自由诉求引起民众强烈共鸣，面对旅游安全威胁及生命健康担忧，旅游者常借助个人微博平台，加之微博话题引导（如#旅游回忆杀#、#疫情前的旅游记忆#），回忆以往旅游经历，以期获得情感代偿，为个体旅游记忆的书写与建构提供了重要契机（崔妍等，2022；刘建义等，2022）。这种回忆行为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与以往旅游网站的游记、问卷、访谈等数据相比，个体的回忆内容具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权，不基于设定的景区景点及地域，常以自述、自叙、回忆录的文字形式为主，属于个人独自分享的记忆（陈丽宇等，2022；陈桃兰，2020）；通常情况下，个体从更广的旅游历程中，回溯旅游记忆，揭示了旅游在个体生活中的意义。考虑到长时记忆的保持以数周至终生不等，个体易根据实际生存处境，适时再现记忆内容，以满足当下需求(Brayadi et al.，2022)；而自疫情防控后，微博成为个体记忆呈现和公众情感表达的集散地（边晓慧等，2022）。故文章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选取了用户活跃度较高的微博自述式旅游记忆文本数据作为本研究的样本来源。

2.2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由于旅游者文本表达中对“旅游”与“旅行”，“记忆”与“回忆”并无明确区分，本研究通过“旅游+记忆”“旅游+回忆”“旅行+记忆”“旅行+回忆”组合搜索，运用网络爬虫软件抓取疫情防控后（2020年1月21日）原创微博内容数据。在数据采集中发现，个体多以年为单位回溯疫情前的旅游记忆，2021年个体旅游记忆的分享行为达到高峰，自2021年后，新出现的个人博文及其热度指标（转发、点赞、评论等）总体呈减少趋势。此外，考虑到疫情影响的阶段性及微博文本具有碎片化、发散式、中短篇为主等特征，为尽可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集中性，文章截取疫情防控后两年内（2020年1月21日——2022年1月21日）的微博内容数据作为本研究样本时间期限，共获取文本数据15749条。

为进一步确保数据的质量和信度，采取以下样本微博文本筛选条件：1）人工阅读剔除重复、与主题无关（如旅游媒体宣传、明星引流等）、只有视频或图片而没有文字记载的文本；2）删除叙事文本中旅游者未实际参与、字数过少、语言表达逻辑不通的内容；3）人工精读合并同一用户回忆旅游时，分时或分日期发布的文本；4）人工精读仅保留叙事文本中出游时间在疫情前的旅游记忆；5）叙事文本需涉及旅游记忆相关情感表达。另外，通过对获取数据进一步清洗，去除话题标签（如#旅行回忆#）、表情符号、网址链接（如httcp://t.cn/A6MoobzS）、@用户名（包括转发路径上的其他用户名）、数字、统一数据类别（如繁体、英译中）等，最终获得有效文本数据1846条，共计346759字。其中，随机选取2/3的文本数据用于编码分析（W0001-W1232），剩余1/3的文本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S001-S616）。

2.3研究方法

2.3.1扎根理论分析法

扎根理论是通过对文本资料进行阅读分析、编码发掘、发现概念与逻辑关系并建立理论的研究方法，其中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是最重要的阶段（陈向明，1999）。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旅游研究中较为抽象的研究命题，如旅游者情感、认知等方面。Marschall（2015）认为旅游记忆是个体经验积累和自我意识的表现，适合从质性层面进行研究。故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编码范式，结合收集到的文本数据和MAXQDA 12软件，通过开放式编码提取概念、主轴式编码凝练范畴和选择式编码构建核心范畴的程序化编码步骤，对个体旅游记忆的内容特征与分类依据进行归纳提炼。

2.3.2情感分析法

考虑到数据文本容量与情感的复杂性，文章采用基于情感词典的分类方法对文本进行情感分析，以期较充分反映文本的非结构性特征。首先，以HowNet词典为基础词库，通过对扎根编码中情感反应范畴对应语句进行情感词筛选，包含个体游中的情感状态和忆后的情感反应，构建个体旅游记忆专属情感词典。词典最终包括正向词汇3828个，负向词汇3682个；另考虑到中文语言表达的逻辑性，删除偏僻并合并重复的程度副词、主张词，获得程度副词205个，主张词36个。

其次，将预处理后的微博文本和扩展后的情感词典作为自定义词典分别导入ROST EA1.9.04情感倾向分析软件算法程序，分析个体旅游记忆情感倾向，软件情感倾向和强度划分见表1。最后，运用同样的思路，通过ROST CM进行词频分析，提炼出情感高频词和情感词，并结合Gephi社会语义网络分析，探析旅游者情感反应特征。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个体旅游记忆的内容特征

3.1.1开放式编码：提取概念

开放式编码的主要任务是以开放客观的态度，将质性材料打散逐步概念化与范畴化的过程，通过反复比较、重新组合界定，从而提取概念（邹永广等，2014）。本文通过MAXQDA 12软件对原始文本进行多次编码提取与界定，共获取1619个编码片段，建立179个代码节点，后经过反复比较和整合得到30个初始范畴。部分开放式编码示例如表2所示。

3.1.2主轴式编码：提炼范畴

主轴编码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对开放编码所得范畴重整与关联，发现与建立范畴之间的潜在逻辑关系（王美钰等，2022）。本研究将开放式编码得到的30个初始范畴重新整合并进行逻辑关联提炼，获得11个主范畴，并根据具体特征与类属关联命名为记忆唤醒、记忆建构、出游动机、行程安排、人际互动、印象评价、基础要素、回忆体悟、旅游安全、情感反应、行为意向。主范畴、对应范畴及包含概念如表3所示。

3.1.3选择式编码：核心范畴

选择式编码的主要任务是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将其与其他范畴相联系，通过系统分析赋予关系，并补充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范畴，形成整个质性材料的完整逻辑（何月美等，2019）。通过对所得的30个初始范畴与11个主范畴进行深入系统分析、赋予关系，并不断比较原始文本资料，发现逻辑路线，构建模型（图1）。在此过程中，提取“个体旅游记忆的内容特征”为核心范畴。旅游者在生活世界中，经外部刺激，唤醒个体旅游记忆；通过个体记忆建构，形成体验记忆认知；随后，投射与表达其忆后情感与体悟的逻辑过程，均是个体旅游记忆内容的表征，记忆回溯历程及场域的转换体现了个体旅游记忆的结构性逻辑特征。

另外，通过对剩余文本（S001-S616）执行与前文所述扎根理论编码提取概念及范畴相同的操作程序，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范畴已较为完善，并未发现新的范畴及逻辑过程，说明理论已达到饱和。

3.1.4 内容特征模型构建的逻辑路径分析

基于前述编码与范畴提取，根据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诠释个体旅游记忆内容特征模型的逻辑路径。

（1）生活世界——记忆唤醒

记忆依赖于大脑，经由外界刺激唤醒，尘封于时间中的个体记忆只有被再次唤醒才能彰显其意义所在（杜松平等，2021）。身处生活世界的旅游者，受到诸如“经费原因”（W487），“疫情蔓延”（W434），“工作太忙碌”（W540）等客观条件制约，亦或“闲来无事”（W1244），“深夜失眠”（W579）等自身状态影响，诉说“想念能去旅游的日子”（W722）的内心独白，主动或被动地借助多种记忆载体（照片（W578），视频（W320）等），唤醒储存于自身脑海中的旅游记忆，重新感受旅途中的情景与心境，满足旅游者当下的需求。实际上，是旅游者在生活世界中，面临疫情的社会环境，旅游出行受限的实际情境，诱发个体对旅行自由的共鸣和诉求，基于不同的唤醒原因与方式，回溯个体旅游记忆的结果表征。

（2）交融世界——体验记忆认知

记忆唤醒后，记忆会为了迎合个体当前意愿与需求而对过去事件进行重构，其建构过程受记忆偏差与记忆强化的影响（桑森垚，2016）。正如旅游者回忆时说到“突然看到这张照片，好像是成都还是重庆，只记得当时玩的啥了”（W462），“最近总是反复回忆起以前没有疫情出去旅游玩过的地方”（W808）。此后，产生以往旅游经历的记忆认知，个体通过对过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补充或想象，使之更倾向于“可被接受、可被理解的真实”，经由语言表征旅游体验相关记忆，实际上是讲述旅游故事的过程（杨治良，1994）。

通过反复比对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发现：在时间维度上，旅游者在讲述旅游故事时，记忆认知涵盖游前、游中、游后三个阶段，与以往使用游记、问卷及访谈数据发现的旅游体验记忆历程一致（Park et al.，2016；胡润鸿等，2019）。受记忆形成的首因效应和峰值理论的影响，个体回忆时，强调时间的主观意义，不论是“2016年，是我第一次长途旅行”（W405），还是“三年前，意大利之旅，是我心中的白月光旅行回忆”（W935）等表述均表明旅游者更容易回忆起难忘的旅游记忆（Tung et al.，2011），个体对这一时间节点进行了标记。

在具体内容上：1）游前阶段，多表现为阐释当时的出游动机与行程安排。“怀着对西部的憧憬，向西而行”（W25），“朋友相约，从太湖仙岛到鼋头渚”（W353）阐释记忆中旅游的原因与路线安排。这与以往扎根研究，对游前阶段的范畴提取结果不同，在旅游出行受限情境中，个体旅游记忆表达凸显何时、何地及为何前往，而往往忽略对出游信息收集（Park et al.，2016）、体验预演与成本估计（郑玉莲等，2021）等现实性因素的回忆，更多阐释记忆事件的连续性，并不具体表达游前准备工作；

2）游中阶段，是记忆认知的主要部分，由基础要素、人际互动、旅游安全、情感状态及印象评价5个主范畴构成。其中，美食美景两大基础要素与游中情感状态构成难忘旅游记忆的主要维度，突出强调某些重要细节或情感高峰，如“风很大，看到了超级美的日落，很开心”（W144），与Chandralal 等（2015）学者表明，感知新奇、感知意外与游中情感，构成难忘旅游记忆的内容研究结果相似；同时，与人的互动影响旅游者游中的情感感知（Yu et al.，2021），个体回忆时，集中于阐释游客间人际互动的积极情感；此外，研究发现，受疫情社会环境影响，旅游者易产生旅游安全的记忆与反思，如“在日本差点身无分文的走丢”（W978），“越南的安全性也不好”（W1209）等，旅游安全问题在游中记忆认知中被强调，常引发旅游者消极情感，这一因素在以往旅游体验记忆内容研究中较少显现（文捷敏等，2023）。总体上，游中记忆认知体现旅游者以旅游经历为对象，阐释游中情感，形成印象评价的基本逻辑，是个体记忆视角下，目的地意象形成的认知模式。

3）游后阶段：主要为目的地行为意向的表达，验证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文捷敏等，2023；胡润鸿等，2019）。其中，相较于推荐意愿，旅游者具有较强的重游意愿，展现个体记忆的主体特征，记忆分享的利他动机较少体现（Lin et al.，2022）。

在场域转换上，旅游体验的记忆认知是旅游者在生活世界中，回溯旅游记忆，历经生活世界到旅游世界的场域转换，表达个体未来旅游意愿，受生活世界（如出游受限现状和自身状态）影响，本质上是旅游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交融（杨振之，2022）。

（3）生活世界——情感反应与体悟

此后，旅游者将旅游体验记忆认知投射到当前的生活世界，个体记忆从旅游世界回归生活世界，面对现实生活中，疫情影响的不确定性及主体被动性，出游活动受限现状，表达忆后情感与体悟，这是旅游者自我意识与本质需求的重要体现，彰显个体旅游记忆的生存意义。研究发现，忆后表达比真实体验具有更强烈的情感特征，强调美好旅游记忆对个体生活的情感影响（Wirtz et al.，2003），如“泪崩了！超珍贵的回忆”（W848）；同时，正如游客所述“感谢过去的自己，让我拥有一段美好的旅行回忆，若不是过去勇敢追梦，我也不会遇见这么好的自己”（W890），回溯旅游记忆亦会引发旅游者回忆体悟，对个体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心理疗愈、自我认知与反思、回忆价值等方面（Rahmani et al.，2018；陈晔等，2020）。进一步补充了旅游体验“在场性”的研究，细化了个体旅游记忆的研究情境，在旅游出行受约束的生活情境中，挖掘回溯旅游记忆对旅游者个体生活的情感影响，是旅游本质研究的关键。

3.2 个体旅游记忆的情感反应

根据ROST EA研究结果（表4），在1846条有效文本中，积极情感表达共有1356条，占比73.46%；消极情感文本有235条，占比12.73%；无明显情感倾向的文本共有255条，占比13.81%。可见，个体旅游记忆的情感表达总体呈积极倾向，富有积极倾向的文本数量是消极倾向的6倍。积极情感多源于以往旅游经历中的美好记忆点，旅游出行受限为消极情感表达的重要影响因素，如“疫情泛滥，天天靠着旅游照片回忆日子，只能被迫接受，挺糟心的”（W770）。

3.2.1 积极情感

积极情感文本中，共有一般积极情感文本312条，占比23.01%；中度积极情感270条，占比19.91%；高度积极情感文本最多，共774条，占比57.08%。故旅游者在回忆时具有较强的积极情感表达。

3.2.2 消极情感

消极情感文本中，以一般消极情感为主，占比50.64%；中高度消极情感占比相差甚微，分别占比25.10%和24.26%。个体旅游记忆的消极情感倾向主要以轻度的消极情感为主，较少有极端的消极情感。

3.2.3 情感反应特征

根据ROST CM情感高频词和关键词提取结果，并比对扎根理论情感反应编码，整理出排名前10位的情感词（表5）。可见，旅游者忆后情感表达较为丰富，其中积极情感词占比较大，有美好、快乐、喜欢、怀念等情感；消极情感多以遗憾、不好、可惜、难过等词体现。

另外，通过构建积极与消极情感文本中的高频词共线矩阵，运用Gephi软件剔除相关度低的节点连线，生成社会语义网络图（图2）。在积极情感文本中，社会语义网络图由41个节点，90条边构成；在消极情感文本中，由45个节点，85条边构成，两者的基本结构相似，均以“回忆”“旅游”“旅行”“记忆”作为核心节点构建关系网络，度中心性高，与其他节点联系紧密。旅游者回忆时，记忆要素有较大共性，集中在对“景点”“住宿”“照片或视频”“城市”等方面的描述。通过对比节点特征词发现，诸如“结束”“遗憾”“两年”“出门”等词只出现在消极情感文本中；而“喜欢”“快乐”“分享”“期待”等词则出现在积极情感文本中。其中“美好”一词与主要核心节点均有链接且关联度高，旅游者美好的旅游记忆点多源于美景美食、人际互动等，进一步验证了扎根研究结果，消极情感主要受旅游出行受限的影响，表现在忆后情感表达中。

3.2.4情感反应类型

在以往研究中积极与消极情感常以对立的形式呈现，多数认为两种情感无法同时出现（Larsen et al.，2011）。然而，在文章编码过程中，我们发现个体旅游记忆的情感反应具有复杂性，积极与消极情感存在着四种变化路径。

前两种为传统意义上的完全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表达。如：“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的邮轮旅游，真快乐！真兴奋！是我的美好回忆”（W192），“除了逛景点，泥浆浴就是放一桶泥浆，进去泡15分钟，好无聊好没劲啊，回忆起来一点意思没有”（W1209），在回忆过程中，旅游者将游中情感状态正向强化或陷入反刍思维产生前后一致的情感反应。

另外两种为情感不一致的表达。一种为积极的负面情感，如“回忆了以前旅游的时光，虽有争吵、生气，但还是让人感慨自己真的成长了”（W155），在面对负面情绪时，旅游者采用正念的认知重评策略来调节自身情绪并引发正面思考；另一种为消极的正面情感，表现为旅游者回溯过程中将旅途中积极的旅游记忆与自我现状进行比较，引发消极情感，如：“旅游也太快乐了，疯狂回忆然后就很难过”（W1231）。总体上，积极情感与积极的负面情感占比较大。

因此，文章进一步将忆后情感反应分为积极情感、积极的负面情感、消极情感、消极的正面情感四个维度，并构建情感反应逻辑路径（图3），以期更全面反应个体旅游记忆的情感反应特征。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文章基于旅游出行受限现实情境，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法和情感分析法，解析旅游者个体旅游记忆的内容特征与情感反应。综合得出以下结论：

1）个体旅游记忆是一种当下化的回忆行为，反映旅游者心理过程，其内容包含记忆唤醒、体验记忆认知与忆后情感与体悟3个阶段。个体在生活世界中，自由回溯旅游记忆时，不局限于体验记忆认知，往往注重阐释记忆唤醒的原因和方式，及记忆回溯对个体生活影响。其中，旅游体验记忆认知遵循游前、游中、游后的逻辑路径，倾向于回忆难忘而美好的旅游记忆（Tung et al.，2011）。具体而言，游前阶段，集中于表达出游动机和行程安排，而往往忽略对游前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回忆（Park et al.，2016）；游中阶段，突出强调游中美景美食、游客间人际互动等重要细节与情感高峰，较少表达目的地设施、服务（Saayman et al.，2015）等客观条件，转而关注目的地旅游安全问题；游后阶段，以重游意愿表达为主，记忆分享的利他动机，如推荐意愿（韩丽军等，2021）、多样消费意愿（郑荣娟等，2014）等较少，个体分享的记忆具有自我导向性（Brake，2012）。基于个体旅游记忆内容特征与场域转换实际，文章构建了个体旅游记忆的内容特征模型，即生活世界的记忆唤醒、交融世界的记忆认知与生活世界的忆后情感与体悟。

2）个体旅游记忆情感反应总体呈积极倾向，且高度的积极情感占比较大。文章在Jiang等（2022）研究基础上，将旅游者记忆情感研究延伸到个体日常生活，旅游者更愿意回忆积极的旅游记忆，以调整和适应现实生活；忆后情感反应比真实体验具有更强的情感特征，因旅游者情感认知重评策略（强化、反刍、比较、正念）而有所不同（张野等，2022），但仍以积极情感为主。

3）个体旅游记忆的情感反应类型可细分为积极情感、积极的负面情感、消极情感和消极的正面情感四个类别，其中，积极情感与积极的负面情感占比较大，如美好、快乐、怀念、遗憾等。进一步补充了二维（李君轶等，2018）与三维（程励等，2023）的情感体验划分标准，揭示游中情感对个体生活的持续影响。

4.2 讨论

文章的可能贡献在于：其一，提出了个体旅游记忆研究的现实情境，文章借助疫情契机，旅游出行受限社会环境，进一步揭示了个体旅游记忆的内容变化特征，并阐明其构建过程，解析旅游者内在心理需求，深化了以往旅游体验记忆研究；其二，将记忆情感体验的时间维度延伸到个体生活，利用疫情期间的记忆沉淀，拓宽了旅游记忆影响的长期效应；其三，切实从实际生活出发，关注回溯旅游记忆后，个体的情感变化，对旅游本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为旅游管理与经营者了解旅游者的本质需求，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提供了参考和依据。第一，基于个体旅游记忆的内容变化，细化和区分旅游记忆要素，提升旅游产品与服务质量。受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旅行方式从一般性体验消费转变为选择性体验消费，旅游经营与管理者应重视美食美景等基础要素的深度挖掘，营造游客间互动创意场景，开发独特、新奇、深度参与的难忘型旅游记忆要素，尽可能规避安全、环境、服务风险的遭遇型旅游记忆要素；第二，优化在线旅游环境，发挥回忆体验优势，维护主客关系。旅游地与景区可设计唤醒旅游记忆的社交媒体管理战略，鼓励旅游者在游后阶段共享经验本身，通过提供照片、纪念品、视频等象征性记忆唤醒载体，诱导游客重访；第三，关注旅游者情感变化特征，提供人文关怀，如节日问候、定期回访，展现非功利化的主客关系，同时可通过情感营销细化，满足旅游者多样化情感需求。

4.3 局限与展望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文章仍存在一些需深化探讨的部分：首先，文章数据受社交媒体用户年轻化限制，无法覆盖所有人群。未来可扩大样本选取渠道，探究中老年群体的个体旅游记忆特征与情感反应，增加主动式访谈、情景实验等线下数据收集方式，对研究结果进行补充。其次，本文主要采用的扎根编码质性研究方法本身存在主观性判断问题，后续可采用实验法等其他方法进行补充验证。最后，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深入还有待加强。在旅游出行受限情境下，个体旅游记忆的情感反应对旅游者心理健康、幸福感等变量的研究仍需深入探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