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先介绍一下见面地点一八0号美庐吧。美庐是1922年英国人在庐山修的别墅，后来主人送给其好友——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蒋介石题写了“美庐”二字，成为他和宋美龄夏天度假的私人别墅。1959年中央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入住这里。当毛泽东步入这座巨大的庭院时，喊了一声“委员长，我来了！”体现了他的幽默。这时，他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原来是工人在凿去蒋介石的题字，“庐”字已模糊不清，“美”字还依稀可见。被毛泽东伸手制止了。后人今天得见蒋介石的题字，多亏毛泽东的胸怀大度。

至于毛贺的见面，话题要从陶铸夫人曾志说起。

1959年夏，担任广州市委工业书记的曾志随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丈夫陶铸参加庐山会议，听说贺子珍住在南昌，就去看望。这对井冈山老战友，12年不见，贺子珍一眼就认出了曾志，握住她的手久久不放。闲谈中，曾志试探着问，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曾送了贺子珍两双战士缴获的回力球鞋给她穿。那时，谁要是有一双胶鞋，会让人羡慕死。贺子珍连说记得记得，她就是穿着这回力球鞋走完长征路的。那天贺子珍留曾志吃饭，曾志发现，贺子珍饮食正常，并非如外面传闻的她怕饭菜有毒，总要等别人动了筷子她才敢吃。贺子珍还说她经常失眠，曾志马上介绍自己服用的效果比较好的安眠药，把随身带的留下了一些。告别时天色已晚，贺子珍当面服下了曾志留下的药，还说希望睡个好觉。而且，曾志发现，贺子珍对于老战友的到来十分高兴，说话滔滔不绝，有条有理，脑子也清醒，提起毛泽东，总要毕恭毕敬地尊称为“毛主席”，不像有什么精神病。

上山后，曾志先去见毛泽东，告诉他自己去看望了贺子珍。毛泽东问：“怎么样，她还好吧？”曾志说贺子珍精神很正常，记性也好，还特别拿送回力球鞋一事作证明。此前，毛泽东也向水静（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人）、汪东兴等人作过调查，答复都是：身体还好，精神正常。汪东兴说得更具体：贺子珍还跳舞、看电影呐！这下听曾志这么一说，毛泽东沉思片刻，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晚上两点，当封耀松值班时再来。”

曾志告诉了汪东兴，长期担任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此时担任江西省副省长，他又找时任庐山会议江西接待委员会主任、省长的方志纯商量，他们初步决定：由曾志和方志纯夫人朱旦华承担此事，。附带说一下，朱旦华曾是毛泽民妻子，毛远新的生母，毛泽民牺牲后，改嫁方志纯。此时，朱旦华担任江西省妇联主任，管女同志的事，名正言顺。

当天下午，毛泽东请两位女同志曾志和朱旦华在美庐二楼吃了一次便饭。就他们三人，谈笑风生。饭快吃完了，毛泽东转入正题。他问在座者：想见贺子珍一面，怎么搞好？朱旦华说：我听主席的。

谁知道，陶铸得知后说：这件事若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得了呀！害怕江青的，岂止一个陶铸。此前，水静曾对丈夫杨尚奎说：“主席为什么不跟贺子珍见一面呢？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杨尚奎摇摇头，很严肃地说：“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再说，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只是见见面，也会大吵大闹，那影响多坏呀！”陶铸的话改变了曾志的主意，她决定不再参与此事。

曾志退出了，调整为水静。水静年轻机灵，有活动能力，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以及贺子珍都熟悉，是接替曾志的不二人选。

7月7日中午，杨尚奎郑重地给水静交代了一个任务，请她下午就下山，和朱旦华一道去把贺子珍接到庐山来，毛泽东要见她。杨尚奎严肃地说：“这是一个特殊任务，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又仔细交代了许多细节，并特别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主要是怕她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这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下午两点多钟，水静和朱旦华一道乘车下山。她们商量好了理由：“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六点多种，她们来到贺子珍住所，说明来意，贺子珍很高兴，说了一些感谢省委关心之类的话。水静说：“那就请你准备一下，大姐。明天下午三点我们来接你好吗？”贺子珍点头说好。

第二天是8号，三人上山后，车子直接开到特意为贺子珍准备的僻静的住处。朱旦华回到自己的住处，水静留下来陪贺子珍过夜。两人住的房间，摆了两张床，电话、卫生间一应俱全。按照事先的约定，水静先后和杨尚奎、毛泽东通了电话，报告了上山及住宿情况。

毛泽东告诉水静，等他的安排。约好次日中午，毛泽东和水静当面安排见面的一切。具体情况，水静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次日中午，我趁大姐午睡的机会，独自乘尚奎的车，到了“一八0”。主席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我。我把如何接大姐上山的事，简略汇报了一下，并且告诉主席，大姐情绪很好，记忆力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主席点点头说，“今天晚上九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我说。

“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主席又说，“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我想起旦华原是毛泽民的夫人，她们之间的感情会更亲近些。而且我又是和旦华一同接大姐上山的，便问主席：“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主席回答说。

显然，主席很谨慎，想尽量缩小知情面。一切问清楚了，我便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主席紧锁着眉头，使劲抽着烟，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我不知道主席这句话的内涵，也不敢多问，只是说：“再见，主席，晚上九点我一定陪大姐来。”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59年7月9日，晚八时，同周恩来谈话。同日，晚九时余，在庐山住处会见贺子珍。”

毛贺会面的情况，直接的当事人是毛泽东、贺子珍，间接的当事人是水静、封耀松。情况大体是：

水静陪贺子珍按时到达美庐值班室后，值班的卫士小封把贺子珍从车上扶到值班室坐下，他上楼去报告毛泽东。征得允许，他下楼和水静一起，把贺子珍扶上楼，到毛泽东的会客室，水静随即退下。小封略作安顿，也随即退下。这样，房间里就剩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开始了谈话。

大约45分钟后，毛泽东打铃召小封，意思是加水。小封上去加水并绞了两条擦脸的小毛巾后，看他们谈得很热烈，便又退下楼去。又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再打铃，要小封送客，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并要小封告诉水静上楼。于是小封搀扶女同志下楼。直到这次上楼，他才知道女客人原来是贺子珍。

水静上楼后的情况，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脑子坏了，答非所问。”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盯着他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他夹着烟的手朝我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我说。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主席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我说。

水静陪贺子珍回到住所，兴奋的贺子珍毫无睡意，躺在床上说个不停。要安眠药的事，让水静犯了难。当贺子珍又一次提到毛泽东的生活时，水静不经意地问了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贺子珍回答说：“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机灵的水静立即抓住安眠药这个话题，说主席需要吃，尚奎也需要吃，您从主席拿了几瓶安眠药，能不能让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贺子珍马上拿出来给水静看，水静提出给她，好给尚奎吃。待人接物一向热情的贺子珍马上说：“好嘛，你拿去就是了。”水静拿到药，一块石头落了地。第二天一早，水静电话告诉小封，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主席放心。

这一夜，贺子珍处于亢奋之中，她一夜无眠，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往事。出于高度尊重，水静忍住阵阵袭来的困意，陪贺子珍聊天。贺子珍聊了井冈山的爱情，聊了苏区的艰难，聊了长征的危险，聊了延安的风波，聊了和毛泽东吵架后的负气出走，聊了在苏联所受的虐待，聊了建国后这些年的寂寞、孤独和痛苦……水静也问了一些她所解不开的问题，以及敏感的平时不方便问的私密问题，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再婚和贺子珍的态度。贺子珍坦诚豁达，有问必答。

对此，水静回忆说：“在苏联，她就听说过主席重新结婚了，但她始终将信将疑。她认为，她和主席是战火中结成的患难夫妻，一直是同甘共苦的，坚信主席是爱她的；到达苏联之后，主席还打来电报催她回去，怎么会变呢？她对他的爱更是坚贞不移的，正是因为爱他、永远拥有他，才离开他到苏联的。直到1947年回国之后，她才确信自己走后被江青钻了空子，主席果真和江青结婚了。她感到大错已经铸成，后悔已经莫及。她大哭了一场。此后，便是日日夜夜、无止无休的思念，以及一个比一个更令人失望的梦幻了。直到今晚，不，是昨晚，才终于会得一面。”

毛贺见面情况，第二位知情人卫士封耀松也有个回忆。1995年，封耀松回忆说：

“1959年7月1日傍晚，我与毛泽东主席同车上庐山，住在180号院。在7月5日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问我：‘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我算了一下，报告主席：‘7号、9号……’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事情。7月9日晚，约9点多，一辆轿车停在180号院楼下台阶边。我走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妻子——编者注）一起，把她扶进一楼的卫士值班室。我上去报告了主席。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先下去了。我回到卫士值班室。大约过了45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茶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水静同志说：‘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这时，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并告诉水静同志：‘主席要你上去一下。’水静同志上去，只一会儿，即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她说：‘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一点，头发有点花白。’送走贺子珍，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又说：‘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接着，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次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讲：‘好！好！’”

封耀松的回忆是《毛泽东年谱》的页下注，应当是正史。

但是，无论是水静，还是封耀松，他们的回忆都没有涉及毛泽东与贺子珍现场的对话，哪怕只言片语。倒是毛泽东的外孙女、李敏的女儿孔东梅，在自己的书《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中，有所披露。孔东梅写道：

外婆被小封和水静一左一右搀扶着迈上宽大的木制楼梯，缓缓登上二楼，被领到一间大厅里。水静此时悄悄离开，小封略作安顿也下楼去了，两人在值班室等待着。庐山美庐二层的客厅中，现在只剩下外公和外婆两人。他们分手时，还住在延安凤凰山麓的吴家窑洞。

初见外公，外婆的记忆是恍惚的。她确认眼前的人不是画像，不是塑像，而是真的毛主席，自己22年前的丈夫。外婆记得外公见她来了，就站起身，微笑着打招呼，请她坐下。外公还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外婆面前，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两人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而小封回忆是他为两位老人端茶倒水，水静说美庐只有沙发，也许他们是对的。庐山相会的最初时刻，外婆是无法说清的。

外婆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刻，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这时，外公开口了。他对外婆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外婆更加哭得不行……

外婆情绪略微稳定后，外公问道：生活怎么样？身体好了没有？外婆仔细看了看外公，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外公说：忙呀，比以前更忙了。随后又详细问起在苏联的情况，外婆一一说了。外公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外婆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

外婆记得外公向自己介绍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有当年年初辞去国家主席的事，外公说自己实在太忙了。外婆点着头 ，认真听着。在谈话中，唯一提起的外人可能就是王明。外婆仍然不忘提醒外公：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外公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外公与外婆当然要谈到妈妈的婚事。外公说：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外婆说：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外公告诉外婆，等这次开完会回去，就为我妈妈举行婚礼。这是整个相会最轻松的时刻。

外婆记得外公最后说的是：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分别时两人没有握手，只是向对方点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次来之不易的相会，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

……

外婆已经盘算好了，明天再见到外公，一定把自己要求工作的事好好谈一谈。还有许多许多，几夜也说不完的话题。她期待着第二次见面。第二天到了，外婆却被水静送下了山，再没能与外公见上一面。当然这是外公的安排。

事后，曾志急切地找到外公，询问相会的情况。外公再次低沉地说：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这是出于曾志意料的。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外婆相会后，心情怅然的外公酬谢为此而出力的女同志，又在美庐请她们吃过一次饭，水静当然包括在内。那天上午，忙于庐山会议会务的她刚想休息一下，带孩子上街买东西，就被告知有急事：一八0来电话，毛主席找你……外公见到曾志、朱旦华和水静，笑着说：今天请三位吃顿便饭，不要客气。

所谓便饭，上了六个盘子：红烧五花肉、油煎小鱼之外，就是庐山上的一些特产青菜。外公陪三位夫人喝了一杯茅台酒，还轮番为客人夹菜，始终非常客气。水静记得饭后大家又坐了一会儿，外公和曾志谈起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往事，还和自己拉了一些家常。水静不记得外公提过庐山相会的事，大家都把它默默放在心里。三位女同志几十年后才讲出来，外公1959年后则再没提过。”

孔东梅虽不是当事人，但她的回忆是可靠的。因为她很可能从妈妈，也很可能从外婆口中谈起过，而且很可能不会是一次。

等贺子珍再一次见到毛泽东，已经是躺在纪念堂水晶棺中的丈夫了。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去世的。噩耗传来，贺子珍的反应出人意料，异常冷静。她只是反复自言自语：主席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

1979年6月，70岁的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终于有了名字可以见报，人也可以前往北京，看看祖国伟大首都的权利。1979年9月3日，中央派专机前往上海，把贺子珍接到北京，住进了北京解放军301医院。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贺子珍坐着轮椅，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了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1984年4月19日，井冈山女战士贺子珍与世长辞，享年75岁。

毛贺庐山相见， 60多年过去了。然而时至今日，他们曾经的爱情，曾经的误会，爱情过后曾经的悲凉和痛苦，却依然引发人们无尽的怀想，其中有敬仰，有羡慕，也有惋惜和遗恨……

有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难道不是吗？

但是，命运，难道仅仅是由性格决定的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