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盛唐，西湖文学的作品数目不断增多，主要题材为漫游诗，描写对象多为灵隐寺、天竺寺与钱塘潮，可见当时佛教思想对西湖文学的影响。綦毋潜的《题灵隐寺山顶禅院》《登天竺寺》，陶翰的《宿天竺寺》，李白的《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送崔十二游天竺寺》，崔颢的《游天竺寺》，大量的诗作以寺院为主要描写对象，而在内容上又不拘泥于人文景观本身，而是包含着更为广阔宏大的视野。如崔颢作于开元年间的《游天竺寺》：“晨登天竺山，山殿朝阳晓。厓泉争喷薄，江岫相萦绕。直上孤顶高，平看众峰小。南州十二月，地暖冰雪少。青翠满寒山，藤萝覆冬沼。花龛瀑布侧，青壁石林杪。鸣钟集人天，施饭聚猿鸟。洗意归清净，澄心悟空了。始知世上人，万物一何扰。”笔力雄健，意境壮阔，“直上孤顶高，平看众峰小”是何其的气势雄伟，令人心潮澎湃。而“洗意归清净，澄心悟空了。始知世上人，万物一何扰”又蕴含了恬淡清净的佛学色彩，万物归于宁静。盛唐给西湖文学积淀了宏伟壮阔的色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唐盛世的气象。

晚唐由于社会开始动荡，诗风难以保持盛唐的平和壮阔而逐渐趋于清丽哀婉。如张蠙的《钱塘夜宴留别郡守》，杜荀鹤的《春日行次钱塘却寄台州姚中丞》、《献钱塘县罗著作判官》、《钱塘别罗隐》，其题材多为讽喻与离别，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悲欢与命运。其中所蕴含的悲悯情怀与北宋后期西湖文学作品中的印象不谋而合。

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时期，基本围绕西湖分布，有的就位于湖上。西湖十景各擅其胜，组合在一起又能代表古代西湖胜景精华，以南宋苏堤春晓、断桥残雪、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雷峰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双峰插云、南屏晚钟而闻名。

而这样著名的西湖“天下景”当然招徕大量文人欣赏和书写，在“别是一家”的新诗体词尚处侧艳的“花间”时代的北宋初年，潘阆、柳永则先后以词人的身份加盟其中，而且在书写其物质空间以获得西湖意象的真实感与现场感的过程中，通过各自的体验，从不同角度解读西湖之美，并以与“花间”词迥然有异的崭新意象给西湖物质空间注入了文化意蕴，而南宋一代的词人，也很少不曾逗留西子湖畔的。他们留下了大量书写西湖物质空间的词作。如 周紫芝《水调歌头·雨后月出西湖作》、 康与之《长相思·游西湖》等等，作者以各自的体验和感知，或从整个湖光山色，或就某一具体的标志物，分别书写了西湖不同季节的不同空间与景观，呈现出多种物质空间意象，使西湖“天下景”的丰富性得到了多元展示。在这种多元展示中，还有两类词值得注意。一类是随着南宋观赏者对西湖的深入感知而出现的专门分区域的书写，一类是成为南宋首都后的皇城书写。

从北宋初期的潘阆、柳永到南宋的周紫芝、康与之等诸多词人，对西湖的物质空间作了全面的书写，呈现出多元空间意象，从中展现了西湖“天下景”的丰富性和杭州从都市到帝都的物质空间的发展历史。这些书写固然受制于具体的现实空间形态，但无不“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因此，西湖的物质空间不仅成了词人审美理想的外化形态，同时也被转化成了载负词人政治心态的政治文化空间意象。作为国家政治的中心，京城是士人追寻自己政治前途的空间；身处该空间的士人，则难以摆脱政治的牵引，他们或自动投身其间的政治斗争，或被动卷入其间的政治漩涡。

与以往士人和京城的关系一样，南宋士人在追寻自我政治前途中的种种遭遇，由遭遇生发的种种感慨，同样是西湖政治空间的组成部分。康与之《丑奴儿令·自岭表还临安作》、黄人杰《念奴娇·游西湖》等一系列词作，均借助西湖物质空间，或抒发在京时对帝京的依恋与嗟怨、或书写出京后对帝京的种种怀想，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政治心理状态。不过，自南宋建都临安后的一百余年间，主宰国家命运和士人政治前途的主战与主和，却始终是最突出的一对矛盾，也成了士人群中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词人以这种心态观照西湖景物而形成的政治文化空间意象中的“着我之色”，则前后不尽相同。

而“文人山水园林”在宋代的兴起，促成了园林艺术的一次重大的升华，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园林艺术风格，也对明、清中华造园体系的确立，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作为宋文化载体的西湖，蕴含着宋代文化艺术的精华，她在继承、发扬中国古代传统造园手法上为其他的园林景区的设计和规划提供了借鉴和探索的范本。特别是西湖园林规划与布局依托山水、融入自然、自由开放、“人－自然－水”和谐并存的宋时造园精神，更值得我们去继承、挖掘并发扬光大。

综合以上可知，唐与宋这两个时代的西湖文学为对于西湖文化的积淀有着巨大的贡献。这两个时期本身在整个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特殊的，其标志性的体裁分别为诗和词，西湖文学也以此为载体。

唐朝是西湖文学的开端，正是唐朝杭州地区的繁荣为西湖文学提供了孕育的圣地。初唐时期，宋之问等人最先将西湖写入诗文中，这才使西湖从单纯的自然景观慢慢成为文人墨客青睐的人文宝地。盛唐则将西湖文学推向了顶峰，无数人蜂拥而至，李白、白居易、崔颢等有名的才子墨笔一挥，更使得西湖作为诗文中的美景而名扬天下。因为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富足，西湖文学中体现出来的也是一副盛世之景。而到了晚唐时期，战乱渐生，悲欢离合之苦，对国家命运之忧，也体现在了文学里，于是西湖相关的创作也开始哀怨起来，不复之前的壮丽。

宋朝将西湖文学巩固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将其推向了新的高峰。北宋以柳永为代表的文人们笔下的西湖格外婉约动人，“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类的描述使得无数人对这一美景向往不已。北宋也是政治稳定的时代，但与盛唐有所差别，北宋的西湖文学不如盛唐瑰丽磅礴，而是更接地气一点，这与柳永口语入词的特色有着很大关联。至于南宋，也是颇为动乱的时期，但战乱并未阻碍西湖文学的发展，闻名天下的“西湖十景”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并名传各地。林升的“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体现出了西湖对人的吸引力之大，让达官贵人将国仇家恨都抛在一边。宋朝以后，西湖文学就有了稳固的根基，从此蓬勃发展下去。

西湖的历史积淀是极为深厚的，唐宋两朝是大功臣。不管是壮丽的盛世气象，还是五味杂陈的悲欢离合，或者是对天下之事的忧虑，或者单纯对美景的流连，这些各式各样的西湖文学组成了庞大的西湖文化领域。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流派，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动人的美景名胜，它是世界的瑰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当我们漫步在断桥上，吟咏着西湖名篇，观赏着瑰丽的湖景，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眼前的风景，还有跨越千年的文化，前人丰富的情感表达，以及西湖特有的文学氛围。我们学习西湖文学史，正是为了更加了解这些，沉浸在这美妙独特的领域中。我们作为这一代的人，也将创造我们这一代专属的新的西湖文化，并传承下去，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瑰宝生生不息，代代流传。当后世人看到我们的成果，也将赞叹不已，并接过我们的火炬，西湖文学就会千秋万代流传下去，永远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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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王珩 朱琳珊 潘曦悦 甘甜甜

编辑：王潇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