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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7608字 | 阅读需15分钟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肆期

两汉时期，科技文化得到迅猛发展，既出现了对世界文化有杰出贡献的造纸术、世界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候风地动仪、世界最早的麻醉药物——“麻沸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对太阳黑子的记录等，又有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此外汉赋、书法、乐舞百戏也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限于本栏目的特点，一些成就如地动仪、《史记》无法通过馆藏文物予以阐述，这里暂且不提。

纸地图

在20世纪60年代前，国内外都根据《后汉书·蔡伦传》,将造纸的发明归于蔡伦名下，称其制作的纸为“蔡侯纸”。然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令人耳目一新：1957年在西安灞桥一座西汉墓中，发现一沓被铜镜压着的纸片，经检测是由大麻纤维制成的，比“蔡侯纸”早两百多年，被命名为“灞桥纸”,一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1959年10月，新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中国通史陈列”中展出了“灞桥纸”。

对蔡伦，学术界则称其改进了造纸技术，他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造纸原料，降低了造纸的成本，增大了纸的产量，提高了纸的质量，形成了完整的造纸工艺，其贡献仍然是巨大的。当年笔者在向国内外观众讲解这部分陈列时，也是这么讲的。

此后，在考古中又不断有以麻为原料的西汉纸的发现：1973年甘肃居延金关出土汉宣帝、平帝时期的“居延纸”;1978年，陕西扶风中颜出土宣帝时期的“扶风纸”;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出土成帝至王莽时期的“马圈湾纸”;更令人欣喜的是，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古墓群中出土了一幅纸地图，尽管由于潮湿等原因，地图成了碎块，无法完全复原，但不影响其质地。它不仅平整光滑、结构紧密，而且用细墨线绘出山脉、河流、断崖、道路和居民点等图形，年代则早到文景时期，这表明西汉早期已制造出可以书写的纸张。由于这件事非同一般，以潘吉星为首的专家团队，运用当时最科学的设备，对这张纸地图进行了极审慎、认真的观测研究，并作出明确结论：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纸，而且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地图。

说到地图，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曾出土三幅帛画地图：一为《地形图》,一为《长沙国南部驻军图》,还有一幅《城邑图》出土时残损较重。《地形图》是以九嶷山地区为重点绘制的，比例尺为1:17万—1:18万，有山川、河流、居民点和道路，也就是说，现在地图的四大基本要素都有表示，且定位相当精确，河流的粗细变化以及自然弯曲，都表现得逼真生动。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以这幅地形图中所标城邑位置为线索，经过实际勘察，居然找到了汉代许多古城遗址，足以证明地形图的可靠性。《长沙国南部驻军图》既有军事要素，又有山脉、河流等普通地理要素，而且使用了多种色彩，河流是浅蓝色的，军事防区是红色的，指挥中心则是红黑两色的三角形城堡，城邑之间的交通用红色虚线表示，让人一目了然，其中一些表示方式，与现代军事要图的表示相似。这两幅地图显示了西汉时期测绘地图的高超水平，它不仅是当时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比拟的，也是以前各历史著述中没有记载的。此墓葬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也就是说，这两幅帛画地图和放马滩纸地图属于同一历史时期，而且在绘制方法上基本相同。所以我们在认识造纸术这一伟大发明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西汉时在地图测绘方面的杰出成就。

图1纸地图，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

图2《长沙国南部驻军图》,西汉，丝帛，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西汉纸能够用来书写，并非仅放马滩纸张地图这一孤证，在放马滩纸地图问世近四年后，还是在甘肃，在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又出土了一批古纸，数量多达四百六十余片，均为麻类纤维，颜色上有黑、黄、赭、白之分，质地上有厚、薄之别，也就是当年的制纸技术还不尽一致。这批古纸中写有文字的汉代纸张残片共九件，其中三张纸上写着三种中草药的名字，专家们根据纸张的形状和折叠痕迹，认为它们是包药用纸，是汉武帝、昭帝时期的。另四件宣帝至成帝时期的纸面较包药的纸张更为平整光滑，有的写有“持书来”等字样，被认为是文书残片。还有两件是东汉时期的。这一发现进一步说明，在蔡伦以前中国不仅有用植物纤维——麻制造的纸，而且有能够书写的纸。然而这几十年间，仍有专家和相关人员坚持蔡伦造纸说，他们认为是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才使中国造纸进入“具有一定技术水平，较大规模地生产书写纸的阶段”,“蔡伦是造纸的发明者”。这种不同意见，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经穴黑漆木人

这是一个全身都涂满黑漆的小木人，身体各个部位都比例准确，相当于一个真人的缩小版。从图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身上有几条线条，还有许多点，这些线条和点正是它的宝贵之处。原来，那些线条描绘的是人体的经脉，那些点是人体的穴位。有的地方刻了“心”“肺”“肾”“盆”等字。专家们研究后一致认为，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对于我国医学史来说，它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证明在两千多年前，中医学的经络理论不仅已经成熟，而且还能规范传播。这黑漆木人，应该是人们学习经络理论时的形象教具。

图3经穴黑漆木人，西汉，高14厘米，2012年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成都博物馆藏)

和黑漆木人同一个墓中出土的还有九百二十支竹简，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专家们发现这是一批医书，约有两万字。根据字体风格、叠压次序等，将其分类为九部医学书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等，其中还有专门医治马匹的内容，每一科都有药名、药方和服用方法。医书中多次出现“敝昔”二字，而古时“敝昔”和“扁鹊”相通，据此，有专家分析认为，这些医简“极可能为失传已久的中医扁鹊学派的医典”。《史记·扁鹊列传》讲扁鹊擅长通过诊脉看病，还生动地讲述了扁鹊和弟子们运用针灸等疗法，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的故事。该黑漆木人和被视为扁鹊学派的医书，在同一墓葬中出土，这可不可以说为司马迁写的扁鹊事迹又增加了可信度呢?

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针灸实际上是两种疗法，针是针刺，灸则是用火烧灼人体某一部位。实施灸的材料主要是艾绒，艾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形状似菊，将艾绒制成条状，用火点燃，像香火似的，对人的局部进行热刺激。日常我们多见的是针刺，但说起来则是针灸一词。

目前还不能讲出针灸起源的确切年代，更没有发明者的名字，只能笼统地说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摸索到用火或者尖锐的石器、骨器，治疗一些疾病的方法。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大荔沙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种很细小的刮削器，被确认为我国已知最早的砭石，距今一万多年。《说文解字》注：“砭，以石刺病也。”春秋战国时，针灸已经普遍流行，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出当时用石头磨制的针具和四棱形的青铜针。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有专门的篇幅记载了针灸学说，同时一些名医使用针灸治病的故事也得以流传。两汉时期，针灸术进一步发展，在近年的考古中不断发现汉代的针灸文物：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墓中，出土了针灸用的四根金针和五根银针；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等医书，都有关于针灸的记载；1993年四川绵阳包山西汉墓中出土了一个残高28厘米的黑漆木人，上面用红色油漆绘画出19条经脉。包山汉墓的年代比老官山汉墓还略早一点，可惜的是，黑漆木人的左手和双脚有些残缺，而且只有经脉，没有穴位。这个时期名医针灸的事迹就更多了，大家熟悉的华佗就是其中一位。当年有位李将军，他的妻子怀了双胞胎，一个顺利生产，另一个死在腹中，孩子的妈妈也生命垂危。华佗就先用针刺，再配合汤药，最后取出死胎，将军的妻子也逐渐恢复了健康。汉代还专门有画像石刻画扁鹊针灸行医的情景，画像石中的鸟身人，就是被神化了的扁鹊。他的对面依次坐着病人，扁鹊一手为患者切脉，另一手正持针准备刺穴，病人手上已经扎了数针，画面很是生动。

击鼓说唱陶俑

这是一位两千年前的说唱艺人，他以鼓为乐器，凭借聪明机智和出众的口才，自击、自说、自唱，正在表演专门逗人大笑的故事。

图4击鼓说唱陶俑，东汉，高56厘米。1957年成都天回山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他故意抻脖、含胸、鼓腹、抬腿，作出各种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他右手举着鼓槌，左手抱着小鼓，胳膊上还套有一些东西，原来，那是用绳子穿起来的骨头片，每当说唱的时候，一边打鼓一边晃动胳膊，鼓声咚咚，骨片哗哗，形成一种节拍。说唱时还要表演一些滑稽的动作，以引起观众们的捧腹大笑。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这位艺人为人们演出的时候，他那动听的声音和那夸张的表情、动作，深深感动了一位雕塑艺术家。这位艺术家为了永远留住这美好的演出，便拿起竹刀和泥巴，精心塑造了这位说唱艺人，这就如同用照相技术定格了那美好的瞬间。雕塑艺术家成功地把说唱艺人的笑颜保留了下来。

这位说唱艺人，属于汉代“百戏”中的“俳优”,那什么是汉代“百戏”呢?“戏”字在先秦的含义主要是戏谑，到了汉代，“戏”字的含义大为扩充，凡可以使人赏心悦目的娱乐之举，都可以被称为“戏”,于是有了“百戏”之称，举凡杂技、武术、角斗、魔术、歌舞、滑稽表演等均在此列。从渊源上讲，它们大多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且开始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娱乐，只在乡野流传，突出表现的是人的勇敢、技巧、健美和智慧。

到了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设置乐府，专门收集、整理和提高民间歌舞，推动了“百戏”的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域的乐舞杂技传入中原，又大大丰富了“百戏”的内容，于是“百戏”呈现繁荣景象，不仅民间举办喜庆大事以及迎送宾客时，往往都有“百戏”演出，汉代宫廷和统治阶层中也经常演出“百戏”。据记载，汉武帝时组织了一次“百戏”,竟然吸引了京师“三百里内皆来观”,可见“百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占有很重要地位。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对一些“百戏”内容还有非常生动的描述。

接下来再说一下“俳优",按照汉代的解释，“俳”是指诙谐滑稽的表演，“优”即表演者，也就是这种击鼓说唱的艺人，一定要表演出诙谐嬉笑的效果，以博得观众的欢乐。

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位“俳优”的身材有些不匀称：短胳膊、短腿、大脑袋，这是为什么呢?是雕塑艺术家没有把握住人身体的各部分比例吗?当然不是，雕塑艺术家塑造得非常准确。现在，你一定有答案了：这位“俳优”是一位侏儒。让人非常感动的是，他虽然没有正常人的身材，但没有消沉颓废，而是坚强快乐地面对生活，并且用快乐的精神感染他人。和这位“俳优”相仿的雕塑，在成都、重庆、贵州等地都有发现，也都是东汉时期的，分为站立状和坐姿状两类。

当然汉代的“俳优”并非都是侏儒，只是因为侏儒的演出，更能产生诙谐、滑稽的艺术效果，他们的演出更为社会喜爱，所以雕塑艺术家便塑造了侏儒“俳优”。据记载，两汉时期，说唱艺术非常盛行，“俳优”的数量很多，在宫廷中，在贵族家中都盛行养“俳优”之风。汉武帝时，“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这也是汉代国力强盛、人民生活安宁的一种表现。

T形帛画

图5 T形帛画，马王堆一号墓出土，长205厘米，顶宽92厘米，末端宽47.7厘米(湖南博物院藏)

该帛画画面向下覆盖在内棺盖上，由于整个墓室密封得特别好，完全隔绝了空气，避免了被氧化，杜绝了细菌，所以帛画保存得非常完整，色彩十分鲜艳。从丧葬礼制上讲，这帛画是“非衣”,即在丧葬仪式中张举悬挂着，引导死者升天的路幡(也叫魂幡),画面内容自上而下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既有写实的成分，又富有神秘的幻想，非常契合“引魂升天”的理念。

画面最宽的那一部分是天上，左右两角各绘一轮新月和一轮红日。红日中有一只金乌，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一种表现：古代人们不了解日出日落的原理，加上太阳表面局部温度有时会降低，从地面看上去，那一部分不如其他部分亮，呈现阴影状，现在天文学家称之为“太阳黑子”,古人则凭借丰富的想象力认为是神鸟，《淮南子》中说，“日中有踆乌”。这是我国史书典籍中，对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我国也是最早观察到太阳黑子的国家。人们还认为，这踆乌长着三只足，它背负着太阳由东向西飞翔，从而形成日升日落的景象。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三千多年前的“太阳神鸟金饰”,用金箔刻了四只三足乌，一只跟着一只，头足前后相接，围绕着太阳向同一方向展翅飞翔。神话中说，天上共有十个太阳，每天一个太阳值班升空，另九个在扶桑树上休息。该画红日之下是扶桑树，树叶间有八个红太阳，不知何故画家少画了一个太阳。左上角的新月中，有蟾蜍和玉兔。月中为什么有蟾蜍呢?原来它是嫦娥的化身。张衡《灵宪》中提道：“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在日月之间有一个人首蛇身，而且是红色蛇身的神，在他左右侧，有五只昂首而鸣叫的鸟，根据《山海经》的记载，这位神可能是“独龙”。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国的大门，那两根立柱形成门道，表示接纳死者灵魂上升天界的关口，这就是《楚辞·九歌·大司命》说的“广开兮天门”,有应龙和双豹守卫。而那两位衣冠楚楚拱手而坐的，应是在此值守的“司门神”。

帛画中部是人间部分，也是该画的主体。那位拄杖徐行的老妪，正是死者辛追，她是西汉第一代轪侯利仓的夫人，死于公元前160年左右，时年五十多岁。画面描绘的是她生前的一幅情景：身着曳地的绣花棉袍，发髻之上插有长簪，簪首系的玉珠垂于额前，一副十分高贵的神态。左侧有两个跪着的侍从作拱手恭奉状；右侧有三个侍女拱手相随。老妪和侍从头上的部分是华盖，象征屋顶，那两只长尾朱雀和朱雀中间的花朵，象征屋顶的装饰。华盖下那展翅飞动的，应该是风神“飞廉”,它是来引导死者灵魂升入天国的。老妪和侍从两侧是交蟠穿璧的双龙，玉璧悬挂着带有彩色图案的帷幕和玉璜，帷幕上还对栖着两个人首鸟身的神灵，这营造了一场重要活动的氛围，即祭祀，而且表明被祭祀的死者有极高的身份和地位。玉璜下面那一组就是祭祀的场面。正中是摆放祭品的漆案，上面放着成套的耳杯等器物，案前还陈设着鼎、壶、豆等祭器。漆案两边有七个男人(左四右三)拱手对坐，似念念有词地为死者祈祷。

祭祀场面的下面是帛画的地下部分，一位赤身的巨人正用双手托举着祭台，这象征地神托举着大地。地神站在两条交叉的大鱼上，两侧还有长寿的大龟，龟背上各立着一只神鸟——鸱鸮，这些意在表明阴间也是生命不息的。

看了全部画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画师极富想象力和表现力，有着相当高超的绘画技能。他的一切着力点，都紧紧围绕让死者灵魂升入天国这一主题，就连他笔下的珍禽瑞兽也都昂首向上，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天界。画中的天上、人间、地下既各有鲜明的特征，自成一体，三者又紧密相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在那么多神灵、人物、动物、器物中，死者的形象安置在最显著的位置，让人们一眼就能看到她，而且能看出她高贵的身份，这不能不说是画师在构图设计上的高明之处。

这幅画使用的颜料主要有朱砂、土红、银粉、石青、石绿和青黛、藤黄等，可谓色彩丰富而艳丽，这也反映了汉代绘画颜料制作技艺的发达。

类似性质的彩色帛画，在马王堆三号墓和山东临沂汉墓也有发现，内容上也是由天上、人间、地下三个部分组成。除帛画外，汉代墓葬中的壁画，在河南、河北、甘肃、辽宁、陕西、内蒙古等地多有发现，内容涉及人物故事、车马出行、庄园建筑、天文星象、宴乐百戏等，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当年社会生活的一种写照。

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以及漆画也是汉代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专家早就有研究汉画像砖、画像石的专著。

让我们略感遗憾的是，没有一件汉画留有作者的姓名，历史上记载的一些著名画家如毛延寿、张衡、蔡邕等都没有一幅绘画传世。再者，由于上述各类汉代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我们了解汉代经济、文化、制度、风俗、服饰等方面的重要形象史料，故各博物馆均将它们陈设在相关的展览主题中，而没有“汉代绘画”这一专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忽略了它们的艺术性。希望通过这幅帛画，些许增强大家对汉代绘画艺术的了解。

六博陶俑

六博是我国古代由智力游戏发展而成的一种棋类，它和围棋一样，至迟在春秋时期已普遍出现。《论语》中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的表述，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博弈”这个词，博即六博，弈就是围棋。孔子认为整天吃饱了，什么都不做那是不行的。他注意到博弈的智力性，所以提倡不妨玩玩博弈，动动脑子，长点知识。

从图上看去，那二人中间有一大一小两块方板，较大的方板上，有六根长条状的物品，那是“箸”,古代箸也称“簙(博)”,这也是这种棋类活动叫六博的缘由。箸分为正反两面，行棋之前先投箸，六根箸都投完后根据正反面的结果，决定行棋的步数。一般情况下，是将箸投在称为“方枰”的木板上，方枰上还铺有席或毛织物。为了防止席或毛织物的翻卷，还要用“镇”压住其四角，在汉代六博图画像石中，能清楚地看到，投在方枰上的六根箸和方枰四角上的镇。

图6六博陶俑，东汉，1972年河南灵宝出土。长28厘米，宽19厘米，高24厘米

除了箸之外，还有一种叫“茕”的博具，它的形状很特殊，有18个面，其中16个面刻的是1—16的数字。专家们推断，它相当于后世游戏中的骰子，可以代替箸的作用，也就是不用投箸，而改用这个茕。茕被投掷静止后，必定有一个面朝上，这一面上的数字就是棋子走步的数字。当前，各地已发现多枚汉代的茕，这些茕制作讲究，颇具观赏性。

图中较小的那一块是六博棋局，呈正方形，上面涂有漆。在四边上有八个和形的图，正中的正方形四面各有一个T形的图，这十二个就是棋子行走的道路，当年称为“曲道”。对博的双方各有六枚棋子，棋子用象牙、玉石或兽骨制成。

图中二人的表情完全不同：一位双手平摊在胸前，一脸无奈的样子，看来是输棋了，另一位双手击掌状，必定是赢了。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六博的棋谱和相关规则，以及游戏方法都早已失传，我们无法说清当时棋子在棋局上怎么行走，怎样就是输了，怎样就是赢了。不过也有个好消息，那就是2015年在南昌海昏侯墓中发现了六博棋谱竹简，专家们很有可能据此弄清六博的游戏方法和规则，让我们期待吧，到那时也许我们又可以恢复这个古老的棋类项目，又多了一种智力活动。

从各地出土画像砖、画像石上大量的六博图像和保存较完整的博具实物，结合文献记载，我们清楚地看到六博是汉代人非常喜欢的娱乐活动，从王公大臣到民间百姓都乐此不疲。《史记·吴王濞列传》说：“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皇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娄春秋旧事》提道：“倪宽为汉司农卿，与太子博。”太子即后来的汉昭帝。汉代还专门设有“博待诏”官，陪同王室人员进行六博，汉代帝王对六博的酷爱可见一斑。汉代还有一些专以博戏为业的人，被称为“博徒",《后汉书·许升妻传》提道：“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先秦时代博弈大都是男子之事，到了汉代，女子也进行博弈。汉武帝时曾将细君公主嫁于乌孙昆莫，后来宣帝还特意将六博棋具送给细君公主。汉代博戏的盛行，还催生了专门研究博术的人，出现了关于博戏的著作，有些著作在隋唐时还存在。

文章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 齐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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