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凤鸟纹漆盒

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一、出土漆器概述

目前，在湖南长沙、沅陵、永州等地区已发掘了西汉时期王、侯和家族墓十多处，尤以长沙地区最为集中，当与这里曾是长沙国都城所在地有关。据文献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设置长沙国，定都城为临湘(今长沙)，历经吴氏(五代)和刘氏(八代)长沙王的更替，存续时间209年。长沙国与西汉王朝几乎是同始终共命运，它是西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诸侯国。

湖南出土的西汉高级贵族墓大都随葬了数量众多的精美漆器，据各墓葬发掘报告的年代推断及所出漆器的基本特点，大抵以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发布的“改正朔，易服色”诏令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属西汉前期的墓葬有八座，其中长沙国丞相、第一代轪侯利苍及家族墓，马王堆2号汉墓出土漆器200多件，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完整漆器316件，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完整和带铭文漆器184件;长沙咸嘉湖望城坡吴氏长沙王后渔阳墓出土完整漆器500多件及大量被压坏的漆器残片4000多件，长沙砂子塘1号长沙王室墓出土完整漆器7件及大量漆器残片，沅陵虎溪山第一代沅陵侯吴阳墓出土大量被压坏的漆木器残片约296件，长沙咸嘉湖象鼻嘴长沙王吴著墓出土完整漆器3件及大量被压坏的漆器残片，长沙咸嘉湖陡壁山长沙王后曹 墓出土漆器数百种等。这批漆器不但数量众多、纹饰华美，且器类丰富，保存甚好，反映了汉初漆器工艺发展的真实状况。

属西汉后期的墓葬共6座，其中长沙望城风篷岭1号长沙王后墓永州鹞子岭泉陵侯家族成员刘墓出土腐朽漆器残片，永州鹞子岭1号第三代泉陵侯墓出土漆器残器数件，永州鹞子岭2号泉陵侯夫人墓出土带铭文漆残器12件，长沙杨家山刘氏长沙王室墓出土了带铭文漆器残片，长沙杨家山304号高级贵族墓出土1件漆盒残器。这批漆器不以数量取胜，而以高难度的工艺见长，体现了西汉后期漆器工艺的日益精湛。

二、西汉时期漆器功能与工艺的传承和变异

秦代和汉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上文所征引的一大批漆器资料，主要出于楚旧地的湖南，这里受秦中央王朝统治时间不长，即便到了汉初，原有楚文化对汉初漆器的影响或许比其他地域更为强烈，但仍不失为解读汉初漆器工艺发展状况的上好材料。长沙国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使湖南西汉王侯高等级贵族墓漆器既有先秦遗风的传承性，又有受汉初社会结构、观念意识变化等外界因素影响而发生的变异性。这一文化现象倒与托马斯·哈定的文化进化论观点一致。具体说来，其漆工艺所体现的传承与变异表现在功能与工艺两方面。

(一)功能的传承与发展

在讨论湖南西汉王侯高等级贵族墓漆器功能的传承与变异时，我们将从最能体现漆器功能的器类和器形两个因素来考察，由此得出结论：礼教含义退却、实用功能渐强。其依据是：

1.汉初漆礼器的品类和数量骤减，实用器日益增多

先秦时期器具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人们都要按礼制的规定来执行，并规定了专门的礼仪器具，诸如用鼎制度，按西周礼制，“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东周时宗法制出现衰落，诸侯已越制使用天子之制。至汉初，用以鼎为代表的器具来别等第的先秦遗风仍在不同程度地因袭。马王堆1号墓出土7件漆鼎，3号墓出土6件漆鼎。马王堆1号墓遣策记载漆(陶)鼎制仍沿用了先秦的上卿之礼，说明在汉初上层贵族仍部分保留旧礼制，但遣策记载的用鼎数为九、七、三牢，另有陪鼎3套，而随葬实物则为7个漆鼎，说明遣策所记为大祭时实用礼器，只用于祭祀，不随葬。随葬鼎反映了墓主人的等级身份，体现了汉初明器制度，说明汉代在承传先秦礼制的同时出现了变异。到汉武帝以后，漆器品类上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汉后期墓葬根本不见漆鼎。

汉初漆器组合也仍有一定礼教含义。如漆匜、盘同出，说明完全继承了先秦沃盥之礼。《仪礼》各篇均有设洗、沃盥、祭祀等礼，进行沃盥是一项重要礼节。自上浇水器是匜，下面接水器为盘。所以先秦墓葬中盘、匜常成套出土。马王堆1号汉墓东边厢和北边厢共出土了2件漆匜，东边厢也出土了平盘2件，北边厢出土了漆盘。沅陵侯汉墓中的漆盘、漆匜同出，说明至少在汉初仍沿用先秦沃盥之礼。西汉后期对此种盥洗方式加以简化，匜、盘并不同出，如西汉后期泉陵侯墓只出漆盘，不出漆匜。再如先秦贵族墓葬常见几杖，通常是凭几设于座侧以凭倚身体，杖为依托人身之物，二物皆为礼器，故《三礼》中常“几杖”连文。《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马王堆1号墓北边厢几杖同出，望城坡1号汉墓、陡壁山1号汉墓几杖同出，说明汉初墓中几杖同出的情形确是继承了先秦遗制，而在西汉后期墓葬中，已再无几杖同出的现象。此外，笭床为楚墓中常用的一种丧葬用具，楚人信它有吉祥避邪之用。到汉初人们仍沿用这种观念和习俗，如砂子塘1号汉墓和陡壁山1号汉墓的内棺底板上均置雕花漆笭床，图案复原似为“祥云拱璧”，与长沙楚墓漆笭床十分相似。

汉初高级贵族墓葬中出土的上述漆器用具，表明根深蒂固的先秦礼制在经历了改朝换代和血与火的洗礼以后，依然陈陈相因。从这些墓葬所出漆器制品的整体情况看来，与先秦时漆器以礼器为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漆器品类已从礼器的圈子里跳出来，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先秦墓中常见的禁、俎和豆等漆礼器已荡然无存，新型生活用具不断涌现。饮食器具有鼎、盒、盘、盂、钟、钫、壶、耳杯、盘、卮、具杯盒、勺、匕、豆形器;盥洗器皿有盆、匜、沐盆;梳妆用品有双层奁、盒、匣、梳、篦、簪;日常用具有屏风、几、案、杖、笥、箕、虎子、器座、砚台;娱乐用品有琴、瑟、筑、排箫、竽、竽律、磬、鼓、六博、骰子、筹码;丧葬用具有棺、椁、木杖、木棒、木俑、笭床，以及髹漆兵器和车马器等。其中的双层漆奁、漆枕、漆砚、漆盂、漆钟、漆钫、沐盆、兵器架、具杯盒、漆箸等均为先秦墓葬所未见的新产品。至西汉时期成为博戏的全盛时代，《史记·滑稽列传》曰：“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可见博戏是汉代重要的娱乐项目，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博为投茕博。

(汉) 双足凤鸟纹漆盘

1973年长沙马王堆2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2.器形演变日趋世俗化

汉初世俗化演变的器具与当时漆器的礼器功能减退、实用性功能不断加强相适应，3号汉墓云纹漆匕的器形演变证明了这一点。先秦时，人们不论祭祀或食用，其牲解习俗均有一套严格的礼制规定，其中匕是重要用具。《仪礼·士昏礼》郑注:“匕，所以别出牲体也。”用匕自鼎中取出置于俎，以备进飨，即所谓享镬、升鼎、载俎。在正式场合，鼎内肉块很大，匕兼用在俎上切肉。因此，商和西周时期的匕呈桃叶形，边较薄且锋利。随着宗法制社会解体，用鼎制度式微，战国时匕的功能向实用化转变。至汉初匕的器形演变也日趋世俗化，人们常用漆匕在鼎内盛羹和米食，前扁平的匕不便舀取，于是匕叶凹度加深，成为匙。马王堆1号墓漆匕叶片已明显加深，斗作簸箕形，如匙。为了实用功能的需要，汉初工匠常将过去的一些器形进行改进，使之更加精致和实用。如先秦单层漆奁到汉初已被改造为实用的双层漆奁。咸嘉湖陡壁山1号汉墓出土九子奁和十一子长方形奁，制作精致，内置胭脂、铅粉、丝绵扑、铜镜、梳篦等齐全的化妆用品。

(二)制作工艺与装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源于新石器时代绵延至汉代的漆工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历了龙飞凤舞的远古图腾时代、“受天有天命”等级森严的青铜时代、儒道互补的先秦理性时代、荆楚浪漫时代和承上启下的秦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湖南西汉王侯高等级贵族墓漆器制作工艺和装饰艺术的传承与变异体现在以下几点。

1.胎质制作的变化

湖南地区的考古资料表明，汉初漆器胎质及制作在继承先秦时期漆器工艺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改进。其一，木胎制作沿用前代斫、雕、挖、凿制成器的方法，并加以改进，较多地运用轮制成器的方法。如马王堆汉墓漆器盘、盂等圆形器底部中央有小孔，是轮制留下的痕迹。其二，少部分为竹胎。如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竹胎髹画勺，系以竹节为斗底，削长竹片为勺柄，接榫处用竹钉与斗相联结，外髹漆。其三，薄木片卷成筒木钉榫卯而成，其制法比战国楚墓漆器更为精美。其四，楚墓中昙花一现的夹纻胎漆器，到汉初才崭露锋芒。从咸嘉湖象鼻嘴1号汉墓、砂子塘1号汉墓、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夹纻胎漆器看，其制法与战国时期相似，先做内胎，后用麻布或帛若干层上漆糊裱，等干后去掉内胎模，故称“脱胎”，这时出现了在夹纻胎漆器上锥画花纹和镶嵌金银的新工艺。如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漆布小卮”，为锥画纹漆卮，漆卮的纽、耳上镶有鎏金铜环，即《盐铁论》所云的“银口黄耳”，为汉初十分珍贵的器物。

2.装饰工艺的传承与变异

汉初漆器的装饰工艺十分精美，在继承先秦漆器装饰技艺的基础上，出现许多新工艺。

(1)继承传统漆绘艺术，推陈出新。马王堆汉墓漆器上的漆绘，用生漆制成半透明漆液并拌入各种颜料，绘描于器物上。1号墓猫纹盘和凤鸟纹盒用此方法绘制而成。当时画师运用三足鼎立的构图方法，使三凤、三猫组合成优美的平衡式纹样，其间绘以云纹，使其达到对称中有变化的艺术效果。

(2)堆漆工艺初显端倪。堆漆是用漆或其他物质调制，在漆器表面堆出花纹作装饰，这是马王堆汉墓漆工艺中的一种新方法。1号墓粉彩漆奁、朱地彩绘棺采用了此手法进行装饰，其方法用近似喷枪的用具挤压漆液形成凸起线条，再用颜色填充纹饰，其立体装饰效果与西方油画相似。

(3)细如游丝的锥画纹饰。战国针刻纹，汉初锥画漆器从简单的战国针刻纹漆器发展而来。1号墓针刻纹漆奁用针刻花纹作雕饰，同墓遣策记载为“锥画”，纹饰细如游丝。如三号墓锥画纹漆奁，外表锥画云气、仙人、异兽，线条纤细飘逸。

(4)似“百宝嵌”和“金银平脱”的工艺手法。用多种材料作漆器上的嵌饰称镶嵌漆器，它最早可上溯到商代，但先秦镶嵌漆器不多见。马王堆汉墓漆器出现象牙、金薄片、螺钿等嵌饰。如3号墓漆博局上镶有象牙片，1号墓九子漆奁上嵌贴金薄片，2号墓个别器物饰有螺钿。

(5)华丽无比的“扣器”工艺。这是战国晚期出现的一种新工艺，战国晚期，漆器胎骨朝轻薄方向发展，为加强牢度，在器物口沿、底部边缘加上铜箍，曰“扣器”，这是漆工艺的重大进步。马王堆汉墓漆器在继承战国扣器工艺的基础上，技术日臻成熟。如马王堆3号墓锥画纹卮，其纽、耳上镶有鎏金铜环，也是《盐铁论》所云的“银口黄耳”。

(汉) 云纹漆钫

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3.色彩风格的传承与变异

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红色漆碗，红色有巫术含义。楚漆器仍保留着绚丽的远古遗风，对祖先的崇拜奠定了楚漆器尚赤的鲜明主调。汉初尚赤，大约与刘邦自认为是“赤帝之子”有关。马王堆汉墓漆器仍沿袭了楚人尚赤的风俗，以红色为主调，艳丽的红与黑相配，光亮照人，辅以赭、灰绿等色。这些色漆用丹砂、石黄和铅粉等矿物颜料与漆和油调和而成。从发展趋势看，时间越早越与楚漆器风格接近，马王堆2号墓主人下葬年代早于1号、3号墓主人，其漆器风格与长沙战国晚期楚漆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1号、3号墓漆器风格更显汉文化特点。

至汉武帝理政以后，接受五德终始说，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发布诏令，宣布“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孝武本纪》载，太初元年，“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于是，就以法令的形式确立起尚黄的制度。中国人以黄为尊贵的思想意识确立于汉代。这种思想观念的改变也影响到漆器装饰的变化，汉武帝以后便出现了以黄为主色调的漆器。与西汉早期常用对比强烈的正红、正黑色相比，西汉中晚期漆器用色光滑、细腻、腴润，很少用正黑、正红，而是大量地采用酱紫、褐、黄褐、黑褐等为底色绘制图案，或是在朱色地上绘黄漆，在黑地上绘褐漆，漆绘色与底色色阶跨度不大。如长沙望城风篷岭1号王室墓出土的彩绘漆盘，盘蕊中黄褐漆色上朱、黑绘云龙纹，在褐漆底上朱绘卷云纹，其色阶跨度较小。这时期的漆绘，尤其是一个云的世界，曲线、长线、细线的世界。云纹不再是具体的形象，而是抽象线条的构成，这是西汉中期漆绘的一个显著特点。

4.纹饰图案的传承与变异

云气纹为汉初主流纹饰。云纹在战国中期以后开始流行，或许是人们对天人关系的态度发生转变的缘故。春秋以前的“畏天命”意识渐为“天人相与”(孟子)、“天人合一”(庄子)、“天人相分”(荀子)的观念所替代。加之楚人好鬼神，俊逸飘洒，依附于漆器上的云气凤鸟纹正好成为楚人抒发浪漫的对象。从马王堆汉墓漆器看，汉初云气纹得到更大的张扬，汉人好神仙，云气纹中加画各种神兽和神仙，构成一种新的被称为“云虚纹”的吉祥图案。云气纹还与其他纹饰结合，形成云龙纹、云凤纹等纹样。据统计，马王堆汉墓漆器上的云气纹有十几种之多，犹如行云流水，运动感极强，流云飞动的装饰成为这时期漆器纹饰最明显的标志。此外，羽化升仙、狩猎纹等也各具时代特点。

汉武帝以后，漆器纹饰出现了变化，一改汉初艺术风格，出现了宣扬孝子、义士、圣君、四灵、五灵和富有生活气息故事题材的图案，反映了当时人们尊崇儒家、信奉道教、“三纲五常”、“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观。这时流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纹。四灵又称四神，本是指方向的星辰，人们以四灵为吉祥守护神，常作漆器装饰。白虎、龟、龙、麒麟、凤凰为“五灵”纹，即“五德嘉符”传统吉祥图案，它是谶纬五行说在艺术上的具体反映。战国时期形成的五行学说，到汉代经过董仲舒以降经师们的发展，膨胀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与汉初神秘主义盛行的漆器装饰风格相比，这时期装饰图案精巧，以写实或虚实相映的艺术表现手法为主，花枝摇曳或对鸟双禽之类的清新构图成为主流审美旨趣。如长沙杨家山304号汉墓出土的银扣贴漆盒，上有金箔贴花纹饰，有红袍盘腿老者、拂袖起舞杂技者、玉兔、飞雁，还有飞禽走兽和几何卷云纹等图案，色泽上有浓、淡之别，代表着一种新型艺术风尚。长沙望城风篷岭1号王室墓出土的金箔银扣漆盒，贴画用金箔制成凤、虎、兔、马、飞鸟、草叶等图案，拼贴有序，装饰华丽，尤其是金箔上再细刻图案局部，生动直观，为西汉时期艺术珍品。

三、结语

西汉漆器工艺在中国漆工艺史上处于兴旺发达的历史阶段，它不仅继承了先秦漆器制造工艺的优良传统，还开拓了新的漆器工艺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工艺特征。湖南西汉高级贵族墓出土的漆器，正好折射出这个时期漆器功能和工艺的传承与变异的发展历程，是西汉漆器工艺空前繁荣的缩影，在中国漆工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 漆匜

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作者为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

(编辑：刘谷子)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 ㉞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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