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外朝制度”是统治阶级权力再分配的产物

西汉刚刚建立之时，为了稳固国家政权，皇帝给了丞相很大的权利，丞相辅佐皇帝，总管所有政务，并且参与国家重要的决定和策略，在文武百官之中，权利最大，威望极高，但是对皇帝的皇权也是一种威胁，很多决策皇帝不能亲自做决定，不得不征得丞相的同意才行。

例如，汉景帝时期，窦太后想封赏王信为侯。丞相周亚夫不同意，并说道：“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最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不仅如此，丞相甚至还可以先斩后奏，晁错因为人刚直，不懂变通，在朝堂上得罪了丞相申屠嘉，丞相申屠嘉抓住晁错在太上庙的外墙开了两个小门的过错，便要杀之，后来晁错听到风声，就进宫面圣，寻求庇护。

3、“中外朝制度”的建立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

西汉初建立之时，汉高祖刘邦历经千辛万苦建立了汉朝，给予了功劳巨大的萧何很大的政治权力，丞相萧何的威望在朝廷之中极其高，但同时汉高祖刘邦也对丞相萧何存在疑心，这种帝王与生俱来的疑心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代表。

当丞相的权力已经大到可以威胁皇权之时，皇权与王侯势力的矛盾日益突出，皇帝对丞相权力过大忧心忡忡，怀疑丞相或者王侯有不轨之心，在贾谊的《治安策》中记载，“十年之间，反着九起”，在《汉书·贾谊传》中也记载道：“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如何解决皇权与王侯之间的矛盾，成为西汉时期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贾谊曾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统治者只有削弱诸侯王权的势力，才能巩固皇帝的皇权。

“中外朝”制度的形成，其实就是“中朝”与“外朝”的权利制衡，将国家政治权力集中统一到皇权处，也是各方权力争夺的表现。

1、加强了专制皇权

由于“中外朝制度”的形成，加强了中央政权对下设机构的控制，西汉时期，西汉的统治者在“中朝”都安排了自己的亲信或者近臣担任“中朝”的重要职务或者是高级将领，并且还从“中朝”官员中选拔一批能人志士出任“外朝”为官。

如：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卫青、霍去病等，这些人既是“中朝”的侍从，又是“外朝”的官员，身兼多职，有的代替皇帝巡视各个郡县、州，有的在经济上特别是盐铁官营，实行均输、改革币制等，不仅仅打击了地方商贾的势力。

同时，还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皇帝出谋划策，发号施令，“中朝”逐渐演变成了决策机构，在根本上削弱了“外朝”的势力，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全国各地的控制，使得皇权意识深入人心，进一步加强了专制皇权。

在西汉时期，“中外朝”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丞相权力的分化，丞相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大的职权范围，皇帝个人不能专制独裁，“中朝制度”建立，则是为了皇帝的政治权力而诞生，所有的一切文书、政令、奏折等都由皇帝的亲信官员掌握。

由皇帝直接指挥“中朝官”，与“中朝”还未建立之前事事都要丞相过问相比，丞相的权利被削弱了很多，“中朝”官员直接听命于皇帝，甚至到西汉后期，丞相也只是一个挂名，虚有其名而已，根据史书记载，“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庆，庆醉谨而已，在位九年，无能有所匡言”。

由此可见，在石庆为丞相之时。空有其名，对事情没有决策的权力，只是奉旨办事，主要做一些例行工事而已，“中外朝”制度建立之后，前后反差巨大，丞相的政权权利和地位变化标志着西汉时期皇帝掌握着国家政治实权，剥夺了以丞相为首的中央决策机制，从根本上削弱了丞相的政治权力。

在西汉时期，从“吴楚七国之乱”之后，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中的权力，避免反动势力的再一次发生，将权力不断收归中央，由皇帝一人说了算，也取消了诸侯王国的独立地位，如：“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分散了各种王公贵族的政治力量。

也将丞相的势力不断弱化，随着“中朝”的不断发展，其政治权力与势力不断增强，皇帝依靠并且利用“中朝”的政治势力为自己所用，不仅如此，还体现在西汉时期的人才政策等方面，比如继续沿用“任子”、“楷选”等制度，使得许多能人志士登上仕途之路，还将“举孝廉”制度化，根据史书记载：“令郡国岁举孝廉送京师录用”。

这些都体现了皇帝将地主阶级的各类优秀人才，收揽在“中朝”的统治之中，这使得更多的能人志士参与到政权议事中来，当这些人才做出功绩之时，就加封赏赐，并以此来制衡各方势力，这也体现了皇帝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要，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集中权力，提高了皇帝的绝对权力，掌握了实际权力。

参考文献

1、苏诚鉴《论西汉“中外朝”的形成及其作用》

2、邢晋源《论西汉外戚政治的演变》

3、李真《西汉文化政策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