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Jamie Page

翻译 / 公号@别介immdiate bilibili@万有bing力

原文URL:

https://www.historytoday.com/archive/feature/inside-medieval-brothel

1471年冬天，德国南部的讷德林根（Nördlingen）市议会听说了一起发生在该市公共妓院中的丑闻。这导致妓院老板林哈特·弗雷尔穆特（Lienhart Fryermut）及其伴侣芭芭拉·塔申芬丁（Barbara Tarschenfeindin）遭到刑事调查。在审问了当时在妓院工作的所有12名妓女之后，市议会了解到，妓院厨房里的女佣，一位名叫埃尔斯·冯·艾斯特（Els von Eystett）的女人，因被迫卖淫，被她的一个客户搞大了肚子。芭芭拉知晓此事后，强迫埃尔斯吞下自己调制的堕胎饮料，结果埃尔斯流产了一个男胎。妓院中的其他女性估计这个男胎大约有20周大。

此事几天后，埃尔斯被迫重返工作岗位，并发誓要保守秘密。之后的几个星期，妓院里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但是没过多久，一些妓女便开始互相讲述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个叫Barbel von Esslingen的女孩，在艾尔斯痛苦卧床时，提了一桶水进了她房间，看到了放在长凳上的死胎。芭芭拉无意中听到Barbel谈论自己的所见，便把她遣送到乌尔姆（Ulm）附近的一家公共妓院。但是，想阻止流言为时已晚。一些妓院的老客户甚至开始谈论这事，并大声问道，为何埃尔斯“从前那么壮，现在变得这么小”。

当两名负责监管妓院的市议会官员来访时，事情达到了高潮。他们告诉这些妇女，市议会的高官们已经听说了此事，即将展开调查。在一场激烈的对抗中，林哈特在女人们吃饭的时候突然闯进来，狠狠地打了埃尔斯一顿，而埃尔斯则毫不客气地尖叫着回应他，说他得砍掉自己的四肢才能让她安静下来。后来，当芭芭拉和林哈特终于明白他们无力掩饰后，便悄悄找到埃尔斯，想要达成秘密交易。

作为换她沉默的条件，他们同意一笔勾销她所欠的债务，并要求她在第二天大家晚饭时悄悄溜走。埃尔斯同意了，实施计划的时间一到，芭芭拉就让她去厨房取牛奶。艾尔斯离开妓院后，径直前往城门口，芭芭拉便开始了当众表演，问众人她去哪里了，并命令大家在妓院里四处找找。但是，正如其中一名妓女Margrette von Biberach后来证实的那样，埃尔斯已经把这个秘密计划告诉了她们。在大家加入搜寻队伍时，“她们早都知道事情真相”。

妓院的生意

如今德国一些最著名的旅游地标，便坐落于通往罗马的大道上，其中就包括今日的讷德林根，这是一个安静而繁荣的地方。小镇最显著的特点是环绕着完整的中世纪城墙，证明了它过去在这个地区的战略意义。在其他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中，讷德林根之名“彰显”于三十年战争中最血腥的两场战役，以及极其野蛮的猎巫风潮——这股风潮使一位市民，旅店老板Maria Holl成为女英雄，她经受了60次折磨却不肯供认。1932年，希特勒曾在这个小镇上发表过演讲，几个月前他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保尔·冯·兴登堡。

在中世纪，讷德林根由于纺织品贸易而愈加富裕，带动了大规模的人口扩张，此后市民极力要求市议会提供和平与稳定。像西欧其他城镇一样，提供公共妓院是这“和平与稳定”的组成部分。在今天仍在盛行的一种论调中，对卖淫活动发放许可证并将其集中在政府可以看到和管到的地方，被认为比任其肆无忌惮地发展要好得多。这一基本原理得到了圣奥古斯丁的支持，他在论文《论秩序》（De ordine）中指出，如果社会将妓女驱赶走，那些未能满足的欲望会使其变得不稳定。在西欧的一些地区，常见一些有执照的妓女，这些地区包括德国南部和中部、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低地国家和伊比利亚，但不包括英格兰。卖淫活动被认为是为年轻未婚男子提供了一个发泄途径，不然他们可能危害那些“体面的”妇女。在一些城市，尤其是佛罗伦萨，卖淫也被认为是阻止男人鸡奸的一种手段。

尽管存在一些地区差异，但大多数拥有特许妓院的德国城镇都遵循相似的模式：城镇购买了妓院，然后转租给妓院老板（通常是男性，但有时是女性），老板负责妓院的日常运营。他们向当局交税，作为回报，他们有权向吃住在妓院的妓女们收取膳宿费，并收取她们所得嫖资的三分之一。进一步的收入可以通过销售食品和饮料产生。在支付这些费用后，妓女们可以留下剩余的钱，以及顾客可能会给的小费。

卖淫的社会效用被广泛接受，这确保了它成为中世纪晚期城市生活中非常有存在感的一部分。在许多城市，妓女的社会角色扩展到市民的盛会上，她们还参与舞蹈、婚礼和欢迎伟大统治者入城的队伍，被视为城市好客热情的证明。据记载，1414年，在西吉斯蒙德皇帝（Emperor Sigismund）前往纽伦堡康士坦斯大公会议的路上，他的随从们受到了沿路城镇中开放的妓院的盛情款待。还有一则有关丹麦及挪威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的轶事，1471年，他在纽伦堡的城门口被妓女们迎接，妓女们用金链子抓住了他。付了一弗罗林（florin）的赎金后，他才获得了自由。

尽管人们承认妓女在社会中的作用，但与受人尊敬的妻子和女儿相比，妓女被认为是不光彩且有罪的。在整个14世纪，任何被怀疑有过不正当性行为的妇女，逐渐可能被视为与妓女无异，甚至会被当局强行遣去妓院。不过，身份转变并不一定是单向的。身处妓院的妇女有望攒下足够的钱来买嫁妆，从而离开这里，这样她们就可以结婚并“回到荣誉生活”。这样做的同时，她们可能会效仿基督教最有力的救赎象征之一——抹大拉的玛丽亚，在中世纪晚期的布道书中，她经常被描述为一名妓女。

我们对妓女生活的了解，就像许多不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中世纪人那样，几乎完全来自受过教育的男性观察者的描述。正如历史学家Ruth Mazo Karras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卖淫行为对规范社会各阶层妇女的性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妓女本身的声音实际上并不为人所知。因此，讷德林根女性提供的证词便具有了独一无二的价值，它从妓女自身的角度让我们得以一窥中世纪晚期的卖淫生活。那么，讷德林根的女性都说了什么？她们的经历与今天从事性交易的女性有何相似之处？

剥削

讷德林根市议会所做的刑事调查主要沿着两条线展开。首先，埃尔斯·冯·艾斯特的孩子据称是流产了。堕胎（当时这种行为常常与杀婴相提并论）是一种严重的罪行，最严重者可能会被驱逐出城。但与西欧其他一些地方不同，在德国南部，处决那些被判有罪的人还不常见。有趣的是，没有任何人怀疑是艾尔斯本人堕的胎。从一开始，市议会似乎就接受了妓院里其他女人的说法，她们把她描绘成无辜的一方。这个故事的大部分细节实际上只有三个人提供：埃尔斯、Margrette von Biberach和Anna von Ulm。这两个女人似乎在整个创伤事件中都是艾尔斯的知己，并在她痛苦卧床的时候支持和安慰她。事实上，埃尔斯本人就是在附近的魏森堡作证的，她被允许离开讷德林根的妓院后就去了那里。审判记录所附的信件显示，这需要两地官方进行一些合作——这证明了讷德林根市议会对待此事态度严肃。

调查的后半部分对公共妓院工作条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市议会着手调查林哈特·弗雷尔穆特是否违背了他在1469年开始工作时宣誓的妓院老板誓言，以及他是如何违背这些誓言的。这样的誓言是管理德国城镇妓院的常用手段。因为妓院经营是如此不光彩的一种职业，类似于历史学家Kathy Stuart所说的刽子手的“肮脏勾当”，借由向上帝宣誓，将个人约束于职责之中，便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监管形式，使得当局可以轻松解雇那些滥用职权的人。

当讷德林根妓院中的妇女们开始作证时，事态就变得很明朗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林哈特确实违背了妓院老板誓言。在堕胎调查中，少数关键证人提供了大部分相关证据，而林哈特的其他罪状，几乎所有妇女都有所证明。尽管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回答了市议会提出的问题，但一些妇女还是抓住机会提供了更多的罪证，她们的陈述详细说明了林哈特和芭芭拉是如何剥削和虐待她们的。

首位来到市议会面前的是Anna von Ulm。“妓院老板对待她和其他人都非常严酷，”Anna作证说，“他们强迫我们在不合适的时候挣钱，也就是在神圣的礼拜六晚上，此时本应向圣母玛利亚致敬，避免做此类工作。”她还补充说，她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是被卖到妓院，包括一个从遥远的意大利来的，而且都欠了林哈特很多钱。她说，林哈特和芭芭拉“强迫她们招呼男人来找他们，如果不愿意，她们就会被打”。同样，她声称，“当女性生病（来月经）时，她们也被迫挣钱，让男性来找她们”。

Anna接着解释她和其他人是如何欠上债的。市议会很快明白，林哈特经常无端地指责妓女们，这不仅使她们丧失了赚钱的能力，也让她们陷入不断增加的债务之中，他以此为借口，禁止她们离开。虽然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行为——在那个时代，许多雇主对其雇工的行动自由施加限制，并可能没收财产以防止他们潜逃——但林哈特的剥削规模之大使这成为一个特例。

他的做法包括没收她们的小费，并强迫她们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包括降灵节和圣诞节，向其支付现金礼物。他还以夸张的价格向他们出售商品。正如Anna所说，当他有东西要卖给他们时，不管是布料还是其他值半弗罗林或一整弗罗林的东西，他都会以两、三倍乃至四倍的价格卖给他们。她还说，这些女性被要求把她们身上任何“整数”的钱换成价值不一的硬币。一进妓院，他们的衣服就被没收并抵押给犹太商人，对Anna来说，这意味着她被迫贫困地、几乎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除了一条裙子和一件汗衫之外什么都没有，进一步的后果便是她“几乎一丝不挂，不愿意出门与正直的人交往”。

其他人也加入了Anna的控诉队伍。艾尔斯说，她刚进妓院，便给了林哈特一匹价值两弗罗林的面纱，她还告诉市议会，“她必须为自己所穿的裙子付钱”。Enndlin von Schaffhausen和Adelhait von Sindelfingen都表示，他们的衣服被林哈特没收了，据Enndlin所说，“只要哪个女人穿着好衣服”，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谈到如何为她们的食物和饮料付费时，Wÿchselbrünn von Ulm说，林哈特向这些妇女收了13分钱，而同样的东西在镇上其他地方只卖12分。Chündlin von Augsburg说，葡萄酒在妓院里卖的价格比在妓院外卖的价格多一分钱。Enndlin还说，林哈特向这些妇女收取两倍于正常水平的“睡觉费”，这是顾客在妓院过夜时收取的费用。Margrette von Biberach说，当她提前通知妓院老板说她有一个原本要过夜的顾客，后来并没来，她仍然被要求支付全额的睡觉费。

囚犯

除了这些作法外，妓院还有进一步的剥削性作法，目的是从这些妇女身上榨取更多的收入。其中包括补充劳动，主要是纺纱，一些城镇的妓院经营者被允许要求妓女从事这项工作，尽管在讷德林根不能这样做。然而，Anna von Ulm报告说，这些妇女要么每天生产两个大纺锤，要么付给林哈特四分钱。妓女们的行动自由也受到限制。Anna还告诉市议会，林哈特“禁止她们去教堂”，剥夺了她们听弥撒的机会。她还说，他通常不让她们离开妓院，其结果是她们“无法赚取食物”。关于食物问题，她指出，这些女性通常会得到令人作呕的食物，而且根据规定，月经时一整周也不会得到额外的份量，并且吃不到面包和肉。

其中几人还向市议会讲述了林哈特通过欺诈剥夺她们收入的方式。在整个地区的妓院里，有一种很常见的做法，就是把客户支付的所有嫖资存入一个中央保险箱，然后周末时根据她们接待的客人数量分发给这些女性。Catherin von Nurnberg说，她怀疑讷德林根妓女的收入低于她们本应有的收入，而Margrette von Biberach告诉市议会，她有时看到芭芭拉故意少计某个人应得的钱款，因为那人惹动林哈特生气，林哈特会跟那人说“他用不着她，因为她一个子也赚不来”。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用Anna von Ulm的话来说：她们都是贫穷的女人，存不下钱，每个人的债务却都在增加，她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还，什么债务也偿还不了。但是，林哈特的统治并不局限于金融剥削。由于频繁使用暴力和恐吓手段，这些妇女遭受了更加严重的剥夺。根据她们中的一些人的说法，林哈特和芭芭拉经常殴打她们，通常是因为林哈特声称她们挣得太少。Margrette von Biberach说，林哈特无端地“打她们，恰是因为她们无辜，而非有罪”。有时这种暴力似乎有虐待狂的倾向。许多女性说，林哈特用牛尾鞭打她们，而Wÿchselbrünn von Ulm说，他有时用棍子或皮带抽打她们。更糟糕的是，Adelhait von Sindelfingen指出，众所周知，林哈特甚至袭击妓院里的顾客，阻挠她们赚钱，从而延续了暴力循环。

地狱

中世纪晚期的流行的卖淫行为，有时通过一种幻想场景在流行文化中重复出现，即将妓院描绘成美妙的环境，在那里，每天都是欢声笑语和纯真的作乐。有证据表明，妓院实际上是为了塑造这种形象，提供豪华的家具、温暖的烤箱和女性陪伴下的吃喝，这种环境模仿了宫廷爱情的理想。

然而这样的情景，正是通过利用“奢华”妓院的观念净化卖淫形式，来掩盖剥削性的工作，掩盖男性性行为的特权。就讷德林根而言，这些妇女的证词表明，官营妓院中的生活可能真是地狱般的。在档案中有数个这样的说法，如Chündlin von Augsburg告诉市议会，她以前也曾在其他妓院里，“但从来没有见人被如此恶劣地监禁”。Wÿchselbrünn von Ulm也说，其他地方的女人不像这里这样被关押。Catherin von Nurnberg似乎也有类似的印象，她认为讷德林根妇女受到的待遇“极其严酷”。

像所有例外事件一样，有必要怀疑单个案例的代表性。有可能是妇女夸大了——甚至撒谎——被虐待的程度，以获得更有利的工作条件。但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审讯者似乎轻易地相信了她们的话。作为不光彩的女人，妓女的证词通常在法律上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市议会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们，而非芭芭拉和林哈特的证词。调查结束后，两人都被开除了职务，并被永远驱逐出这座城市。在对芭芭拉的另案处理中，市议会判决，在她的额头上打上烙印，因为她造成了埃尔斯·冯·埃斯特孩子的流产。

最终，正是堕胎使得这个案例变得如此极端。经济剥削和暴力在城市妓院中很常见，但是强迫妓女堕胎——市议会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是一种非常残忍的行为。正是这一行为成了这些妇女证词中一些最有特色的部分。在两人的声明中，Anna von Ulm和Margrette von Biberach描述了艾尔斯流产后向她们倾诉的秘密。她们告诉市议会，埃尔斯哭得很伤心，说看到芭芭拉让她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她把我的孩子从我身边夺走，杀死了我的亲生骨肉”。

埃尔斯是在虐待和剥削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待芭芭拉的行为的，借助虐待和剥削，林哈特声称对她们的身体和赚钱能力拥有虚拟的所有权。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尔斯的胎儿被强迫堕胎可以被视为一种工具性的恐怖行为，这表明妓院老板对妇女的身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而如果档案记录显示有精神创伤的迹象，那么也表明了这些女性的反抗。埃尔斯自己说出真相的决心体现在对她直面林哈特的描述中。当她们上法庭的日子终于到来时，讷德林根妇女们提供的证据足以促使市议会对林哈特和芭芭拉采取行动。

在调查结束后的第二年，市议会起草了一套有关讷德林根妓院的新条例，禁止许多剥削性的财务安排，这些安排曾使大多数在那里工作的女性成为囚犯。与那个时代大多数城镇使用的妓院条例不同，这些规则还包括一个明确的条款，要求妓院中若再发生任何类型的虐待或违反规定的行为，妓女需立即向市议会举报，以便采取纠正不当行为——这进一步表明1471年的作证者产生了影响。

陈词滥调之外

人们很容易把这里描述的事件看作是令人沮丧的熟悉画面的一部分。剥削性的工作条件、暴力和危险往往被认为是伴随着卖淫而来的，即使是规范的、因此在理论上更安全的商业性行为形式。一个现代的卖淫业观察家可能会认识到，在讷德林根的妓院中，某种模式的卖淫是为低地位的客户提供服务，这种模式旨在通过剥削性工作者来保持低成本和提高利润。这样的回应似乎也证实了卖淫是一种“最古老的职业”的陈词滥调，认为这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永恒不变的现象。

但这种陈词滥调并不是无害的。以这种方式思考卖淫问题不仅仅是历史问题，蒙蔽了我们对15世纪讷德林根这样一个地方的独特性和当地情况的认识，而且还模糊了参与卖淫的妇女的个体性。正如历史学家Judith Walkowitz所说，我们必须把妓女本身看作是复杂的个体，她们的经历和生活故事是独特的，值得倾听。无论一个人对卖淫作为一种社会和经济现象持何种立场，很难否认的是，妓女不仅只是解开一个更大历史趋势的密码。

在1471年至1472年的调查之后，我们对在讷德林根妓院工作的妇女便知之甚少。另一个较轻量的司法记录表明，到16世纪初，另一个名叫Bartholome Seckler的妓院老板因为剥削为他工作的妓女而与市议会发生纠纷。无论如何，仅仅过了几十年，宗教改革的巨大变化就导致官营妓院在德国南部城镇被大规模扫荡一空，因为市政当局对维持这些妓院所需的道德妥协越来越感到不安。到了16世纪中叶，一个曾经是中世纪晚期城市生活特征的机构已经消失了，讷德林根妇女的证词为之提供了短暂而重要的一瞥。

作者Jamie Page是图宾根大学的一名研究员。他正在写一本研究中世纪晚期德国的卖淫业和主体性的著作。

- 别介 -

im·medi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