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余光中

为什么可以来谈新诗选本的问题，主要是基于的自己的经验与认识。我曾经编过十来种诗选与诗歌辞典，最早的有《中国新诗大辞典》、《中国朦胧诗纯情诗多解辞典》（与赵令珍合编）、《世界诗歌经典》（与陆耀东合编）、《九叶派诗精编》，今年我还主编了《桂子山诗选》和《桂花诗选》，所以对于诗的好与坏，有一些基本认识与个人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教训。我认为，百年来的中国新诗取得了重大成就，产生了许多在历史上有影响的诗人，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优秀作品，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与诗歌批评家。

从诗人而言，一流的大诗人是很多的，虽然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有的人看不起新诗，然而也只是看不起胡适等人早年的一些作品，以及最近几年的一些搞笑诗人的东西，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得承认以下诗人是一流大家：郭沫若、刘半农、冰心、李金发、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田间、李季、闻捷、李瑛、贺敬之、郭小川、曾卓、绿原、牛汉、穆旦、邹荻帆、陈敬容、冯至、卞之琳、公刘、白桦、流沙河、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多多、芒克、张枣、洛夫、余光中、痖弦、覃子豪、罗门、蓉子、席慕蓉、西川、海子、于坚、翟永明等，从一口气就可以数出四五十人左右的事实，说明新诗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将这些诗人列入中国现代一流诗人，绝大部读者不会有什么疑问。这里还不包括最近几年出现的年轻一代诗人，因为其作品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淘洗与沉淀，所以还不好说，不过也能够感觉到他们的作品已经相当不错，包括余秀华这样的似乎是被他人“推送”出来的诗人。眼下绝大部分诗歌刊物的主编与副主编，写的诗都还不错，虽然现在不能把他们列入一流诗人，因为他们的作品从总体上来说还参差不齐。

就新诗作品而言，我们可以一口气列出数以百计的作品，因为新诗作品的数量实在太多，也没有必要在此列出。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认为新诗中最杰出的一首诗作品是卞之琳《断章》，像《断章》这样的作品在新诗历史上实在太多，至少有一百首以上。质量超过《断章》的作品却更多，因为《断章》更像是具有哲理性的绝句，在诗美与诗意上还不是太足。像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阳》、《黎明的通知》这样的作品，我个人认为就远远超过《断章》，而像这一类的作品在艾青那里，我们随手就可以列出十首以上，并且各有千秋。为什么我认为编一个千首以上的中国新诗选，不会有人认为哪些作品太差而不可入选，主要是就新诗的整体质量而言。

就诗歌理论与批评家而言，一流的理论与批评家如朱光潜、宗白华、郭沫若、田汉、艾青、戴望舒、袁可嘉、朱自清、闻一多、谢冕、孙绍振、徐敬亚、陆耀东、吴思敬、吕进、尹在勤、程光炜、姜耕玉、叶橹、陈良运、骆寒超、余光中、覃子豪、林以亮等，虽然其数量没有一流诗人那么多，却也是相当可观的。最近十年以来，出现了诸多重要的批评家，因为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淘洗与沉淀，所以还是暂时不论及为好。就以上三者而言，百年新诗所取得的成功有着充分的依据，不是心血来潮时的兴起，也不是一时的胡言乱语，而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然，一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也并不太长，也许只有历史老人才有资格与根据，进行更加准确与科学的评判。然而新诗的一百年也是一件大事，我们也可以从自我的角度提出看法，对新诗的总体素质与成就进行评估，以对未来的新诗创作与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人类要准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也是需要分阶段的，绝对不可能一次到位。特别是对于相关的理论问题，需要多次反复地进行。在我们纪念新诗诞生百年的时候，有必要对相关问题进行反思，这种反思首先是针对作品进行的。

如果我们只就新诗作品而言，新诗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品质。新诗与旧诗相比，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只有现代人才可以创出来这些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精神方面，它们都是现代的而不是古典的。胡适的诗还不明显，从郭沫若的诗开始，以至于后来的李金发、冯至、闻一多、徐志摩的诗，都是现代的诗而不是古典的诗，虽然有的诗有一些古典的意象，然而主体上还是现代人对现实生活与时代发展的感觉与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及其以后的诗人作品，与近代诗人龚自珍、黄遵宪、柳亚子的作品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当然，1949年以前的现代诗人和1949年以后的当代诗人作品，相比之下也存在很大区别，当然这种区别主要不是本质上的区别，而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因此，我们说自1917年开始的新诗，具有与古典诗歌完全不同的现代品质，是一种明确而根本的判断，并且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观点。当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也是有反复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有倒退的，不是所有的新诗作品都具有现代品质，有的回到了民歌、有的回到了绝句，有的回到了律诗，然而新诗的主体形式则过渡到了现代阶段，并且任何人想回去也回不去了。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现代诗人努力的结果。人总是生活在环境之中，时代也是一种环境，包括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环境，民国时期的武汉与新世纪的武汉就已经完全不同所以民国时期的诗人们的作品与最近二十年诗人们的作品，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气象与格局。最大的气象与格局就是现代品质，一种从总体上所表现出来的气质与风格。

第二，时代气息。新诗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几乎所有的新诗人的作品都是时代生活的反映，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在诗人的观察与感应范围之内。闻一多最先发现郭沫若诗中的“动的精神”与“反抗的精神”的独特性及其重要性，这就是“五四”时代所带来的特有的东西。艾青、田间的诗就不必说了，时代的变动与思潮都一一地保存在他们大部分的作品中，就是郭小川、贺敬之的诗作，也同样是如此。后来的朦胧一代诗人、先锋一代诗人、“下半身写作”、“口语诗”的诗人，也同样是如此。所以，百年新诗就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成为了时代精神的晴雨表，我们从历史上一系列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历史，也可以看到人民的心声与时代的思潮之演变。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个时代的诗都是这样的，如明代的诗与清代的诗，是不是每经过了一百年就会有一种大的变化，是不是从中一定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就很难说。百年新诗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基本上没有发生脱离时代的情况，这也正是诸多诗歌理论与文学理论产生的根据，如文学服务于政治、政治标准领先于艺术标准、“革命文学”、“新诗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等。

第三，自由体的形式。新诗没有固定的形式，曾经有学者经过统计与研究，认为新诗有一百多种形式，这样的结果正好说明了新诗没有固定的形式，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新诗还是有几种重要的形式，这就是自由体、半自由体、半格律体、散文诗、小诗、长诗、民歌体、楼梯式等。相比之下，这些诗体要比古典诗歌自由得多，丰富得多。唐诗也就是七律、五律、七绝、五绝、歌行体等，形体是比较固定的，后来的读者只要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体式、什么格式，而新诗则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判断。宋词的形式由于产和产生了不同的词牌，体式要多一些，然而从总体上来说也是比较固定的，诗人们在写作的时候一般不得改变这些固有的东西，所以叫填词。而新诗则相当自由，几乎是诗人想如何写就如何写，可以有讲究也可以没有讲究，如艾青的诗在体式上几乎是没有任何讲究，但是在抒情写意的时候，也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语言与词语。现在我们来看他的一些诗作，在形式上也具有一些相对的规律。这种大开大落、自由抒写、如行云流水的形体，其实具有另一方面的优势，当然与格律诗的优势不太一样。唐诗还没有特别固定的东西，只是七律、七绝、五律、五绝在形体上是相对稳定的，讲究平仄与押韵，但句子与字数则是固定的，可以说它们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瓶子，而宋词就是在外形上具有了更加丰富多样的瓶子。然而新诗则不是瓶子，而是一个一个没有固定的东西，每一位诗人可以创造自己的东西，也可能是瓶子，也可能是车子，也可能是双手，还可能是双脚。所以，新诗在体式上的千变万化，恰好给了所有的诗人以表现的自由，想写多长就写多长，想如何写就可以如何写，没有任何限制。有人认为这是新诗的毛病，而我认为这不仅不是新诗的毛病，恰好是新诗的优势，充分地解放了诗体的能量，让新诗的表现可以达到无所不包的地步。新诗没有固定的形式，但还是有一些相对稳定的东西，如果没有完全没有形式上的讲究，那也就没有任何形式感，而诗歌与其他文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形式感的有无。因此，新诗没有固定的形式，恰好解放了从前所固有的诗体，而发展起了一整套的新的美学原则。

第四，技巧上的丰富性。古典诗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技巧上形式了比较丰富的内容，对对偶、平仄、押韵、顶针、双关、重叠、反复、双声、迭韵等等，具有强大的表现力。然而，新诗在旧体诗与西方诗歌的影响之下。在技巧上形成了更加丰富、更加开放的局面，古典诗歌可以用的技巧新诗可以用，西方诗歌能用的技巧新诗也可以用，并且还发展出了自己的许多新的因素。比如说行与行之间的关系，新诗可以是两行一节、可是以三行一节、可以是四行一节、也可以是五行一节、也可以是六行一节，只要有整体上的讲究，似乎都没有什么问题。而古诗则少有行的区分。再比如说标点，古诗是没有标点的，然而在新诗中，可以运用所有的标点符号，让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抒情功能，当然有的新诗也没有标点，同样也是可以存在的，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行与行的排列上，可以是整齐的，也可以是错落的，每一行可以是退后两格，也可以是退后四格，没有固定的要求，只要诗人认为如何有意思、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意义，就可以如何排列，所以新诗的排列也是有讲究的。新诗的排列成为了新诗技巧体系的一个部分。经过一百年的努力，新诗的形式美学是建立起来了，并且有了一整套的东西。

第五，意象上的丰富性与创造性。新诗的意象与旧诗的意象具有很大的区别，虽然有的新诗作品里的意象也从古诗那里来的，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新诗的意象还是具有时代气息与现代气象的。如现代大都市所呈现的动荡、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速度，现代人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现代文明给人所带来的种种毛病等，都在新诗的意象中有所反映。艾青诗歌里的战争意象、徐志摩诗歌中的西方意象、余光中诗歌中的乡愁意象、洛夫诗歌中的内心意象、贺敬之诗歌中的革命意象、郭小川诗歌中的青春意象、北岛诗歌中的政治意象、顾城诗歌中的童年意象等，都是为我们的古典诗歌所少有的，或者是没有的。如果我们对此加以统计的话，新诗中的意象显然比古诗中的意象更加丰富、更加开阔、更加新鲜，而这样的情况与形态与我们时代的生活及其阶段性是相适合的。意象是诗歌在艺术表现上与其他文体的最大区别之一，以此而论新诗的意象具有自己的独立系统，是现代诗人的全新创造，不仅发展了古典诗歌的意象艺术，也发展了西方诗歌的意象艺术。

第六，语言上的重大变革。新诗的语言和旧诗的语言是两个系统，一个是文言的系统，一个是白话的系统。当然，新诗中也有一些文言文，但绝大部分诗人还是以白话也就是现代语言而写作，因为所谓的新诗不仅是形式上的新，同时也是语言上的新。语言上的新，体现在用词与词语的组合方式，新诗所用的大部分语言与词汇，是与古典诗歌完全不同的词汇与语法。如果说胡适时代的新诗还有一些文言文痕迹，郭沫若的诗则已经少有文言文的影响，特别是《凤凰涅槃》、《天狗》这样的作品。李金发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文言文的味道，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也都还在用，而到了闻一多与徐志摩时候，则几乎是完全的现代汉语了。洛夫的诗是标准的现代诗，余光中的诗还有一些古典的味道，但在语言上几乎没有任何文言的东西，虽然有的时候还是比较整齐，显得方正一些。没有用到一百年的时间，新诗在语言上与旧诗就完全拉开了距离，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语言世界，这在世界诗歌史上几乎都是没有过的。

因此，我认为以上六个方面都是新诗的优势，既是相对于旧诗的优势，也是相对于英语诗的优势，以此而创造了中国诗歌一个全新的时代。对新诗百年的成就无论如何评估，都是不会过分的，相对于旧诗而言它是全新的发展，相对于外国诗歌而言，它也具有许多新的质素，不是外来诗歌的移植与模仿。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模仿的迹象，不到二十年时间基本上就没有了，徐志摩、艾青的作品，虽然可以看出与西方诗歌的联系，然而却全是自己的创造，用现代汉语表现自我的时代与自我的形象，可以与当时世界上的一流大诗人相提并论。

诗人：艾青

百年新诗因为具有以上六个方面的优势，所以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有的人根本不好好地读新诗作品就下了判断，有的人没有读过作品就可以在那里胡说。因为毛主席说过新诗迄今无成功，有的人就说新诗不如旧诗，新诗完全是失败的。这种判断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道理的。新诗要占领旧诗的地位，要让旧诗完全退出舞台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没有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们的读者中有喜欢新诗的人，也就有喜欢旧诗的人；旧诗发展了几千年，新诗产生才一百年，两者没有办法比较。从屈原开始，中国诗歌发展出了许多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东西，达到了世界诗歌史上的顶峰阶段，要本来只有一百年的新诗去与它的成就相比，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能的。屈原之后最接近屈原的是李白，李白之后最接近李白的是苏东坡，东坡之后再也没有了像他那样的伟大诗人。除了这三者之外，还有杜工部、白居易、李贺、陆游、辛弃疾、黄山谷等大家。我们也必须明白，在新诗的历史上不要说没有屈、李、苏之类的伟大诗人，也没有像以上所列的杜、白、陆这样杰出的诗人，这也是历史的事实。在以后的历史上，艾青、郭小川、贺敬之、李瑛、洛夫、余光中、北岛、舒婷、海子这样的诗人，进入千年以后的二流与三流相间的行列，还是有可能的。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估计太保守了，然而一个诗人要进入历史本来就不易，中国自古以来那么多的官员，还有那么多的皇帝，有几个可以进入了真正的历史呢？像张若虚那样，仅凭一首诗就可以进入中国诗歌的历史的情况，也许以后不会再发生了。从历史上来看，一位作家与诗人，还是要有比较丰富的作品，后人才会从中选出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作品，从而进入阅读与文学教育的行列，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也只有进入了后世读者的阅读范围，也才有可能进入历史，后来的人读都不读你的诗，你如何可能进入真正的历史呢？

讨论百年新诗的成就与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意义。首先，在一百年已经过去的时候，什么样的诗是优秀的、什么样的诗是有缺失的，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百年新诗存在什么问题，值得我们以后的诗人与批评家借鉴，让创作与批评不再产生严重的失误。有这样三条历史经验可以提出来的供大家讨论：第一，诗人与政治不可太靠近。百年来的新诗有一个毛病，这就是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深浓，造成了对诸多诗作的致命损伤。政治是政治，艺术是艺术，艺术不可直接表述政治，政治也不可过于干扰了艺术。政治与艺术可以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联系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不可力强而致。特别是当时的政治力量，不可对诗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进行任何干扰，因为创作从本质上来说是作家个人的事情。第二，诗歌创作不可搞运动。诗人之所以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完全在于自己的兴趣与修为，而不可为了外在的东西而写作，如果要以诗歌方式参与政治运动与实际生活，诗歌艺术可能是没有前途的。诗人最大的优势就是自己的个性与气质，没有了个性与气质的存在，也就没有了诗歌艺术的一切。第三，不要限制诗人的阅读面，民歌也好、古代诗歌也好、外国诗歌也好，什么样的语种、什么文体的作品、什么风格的作品，都是由读者特别是诗人自由接受的，只要诗人有兴趣的阅读，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阅读与批评。任何政治力量不可以自己的好恶来要求作家与诗人的阅读，接受与传播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完全凭诗人自己的兴趣与爱好，才可以激发他们的创造性与想象力，从而写出相对优秀的艺术作品。

中国新诗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都与它们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联系，与中国古代的传统和西方的文学思潮有重要的关系。新诗文体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语言的现代、技巧的现代、意象的现代，都是由于接受了西方诗人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东西不会给新诗带来这些新的质素，而是相反的一种力量。自由体诗是从西方来的，散文诗是从西方来的，史诗是从西方来的，自由体诗中的诸多比较固定的形体，也都是从西方的来的。并且许多东西都是来自于对西方诗歌的译介。虽然有一部分诗人可以阅读西方诗歌的原文，然而在20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许多中国诗人不能或者是没有阅读原文，因此，他们是根据译诗而进行新诗创作的，同样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功。这就是新诗的传播与接受中的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语境，百年以来的新诗传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因为它存在历史的事实，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个案。对于百年来中国新诗产生重大影响的外国诗歌，是多个方面的综合。

首先是美国的，胡适与闻一多当年写诗所接受的外来影响，主要是美国的新诗运动与意象主义运动。其次是英国的，徐志摩和朱湘等人的东西，主要是来自于英国浪漫主义，当然，还有一批诗人及其作品也可以证明。再次是法国的，如艾青、李金发、梁宗岱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主要是与法国现代主义诗人同步的。这些诗人在法国留学，读了法国诗人的许多作品，深受感染与影响。第四是德国的，如郭沫若、冯至等人的作品，受歌德、海涅等诗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们也有许多言论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五是日本。周作人早年的诗歌、宗白华等人的诗歌，都与日本近代诗歌有着重要的联系。总之，百年中国新诗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问题，都是与外国诗歌特别是西方诗歌有着直接关系。中国新诗在总体上就是外来的产物，而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延续。从现在看来，现代中国诗人接受西方的东西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太直接了而是太间接了。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的文学都当成自己的传统，而不只是把中国古代文学当成自己的传统，就不会产生中国与外国、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就不会产生与此相关的多次争论，就不会发生在新诗创作上还是你我分别这样的现象。其实，我认为在新诗的创作里并不存在对立，因为在一个诗人的作品中，一切都是自然而产生、而存在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人为而产生的。在当今时代，一个诗人如果还要故意去区分在诗歌传统上的自我与他者，并且总还如阶级斗争年代那样分得十分清楚，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外国的，中国的东西好而外国的东西不好，这就有一点可笑甚至是搞笑了。一个没有人类情怀、没有世界眼光、没有创造动力的诗人，在创作上也不会有多么光明的前景。新诗的体式、形式、语言、词汇、语法、意象、气象、思想、格局等，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外国特别西方，没有对外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接受，也就不会有新诗的发生与产生，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诗历史与新诗体式。从总体上来说，新诗的优势基本上是由外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所带来的，而新诗的问题与缺失往往是由中国自己的传统所带来的。如新诗的伦理化倾向、新诗的政治化倾向、新诗的大众化倾向、新诗的民族化倾向等，与外国诗歌和西方诗歌没有什么联系。外国的现实主义诗潮、浪漫主义诗潮、象征主义诗潮、现代主义诗潮中没有这些东西，而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往往存在，时不时地泛起而对新诗产生不良的影响。百年新诗的成就的取得就是外国特别是西方诗潮影响的结果，百年新诗存在的问题虽然也与外国有关，然而主要是自我传统延续的结果，当然与前苏联来的一些东西也有一些关系，如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否定、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否定、对文学艺术之独立性的否定等，对于新诗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百年的历史不算太短，也不算太长，然而足以给我们更加开阔的思考空间。自近代开始的西学东渐文化思潮，特别是从“五四”时期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新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新诗只是新文学的一个部分，新文学只是新文化的一个部分，新文化只是西学东渐思潮的一个部分，以此而观中国新诗的发生与产生是有一个大的背景与框架的。正是在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学的全面影响之下，中国新诗才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才有了如此丰富的作品，才有了如此独立的理论，才有了如此丰富的批评。如今的中国新诗拥有了独立的现代思想，拥有了丰富的现代情感，拥有了深厚的现代品格，拥有了一整套新的美学原则，那么未来的中国新诗就有了在世界面前存在的底气，以及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相信中国新诗经过了百年积累，会在未来的一百年发生重大的变动与巨大的发展。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项目编号：16ZDA240）的支持。

——摘选自《星星·诗歌理论》2017年第11期

作者简介：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诗歌》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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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龚学敏

主编助理：杨献平

执行主编：杨献平

编 辑：韦於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