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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年至公元前399年

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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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伟大之处首先就在于，将人从神人不分、人鬼一体的世界中独立出来，以理性作为人的标志。这是人类力量的象征，也是他们至今仍被奉为圣人的主要原因。这里所说的理性，只是与神性、兽性相对应的概念，而不是我们日常口语中与“理智”相近似的概念。

苏格拉底和孔子虽然都以人类理性作为自己思想的出发点，但侧重点不同，属于不同的理性类型。

苏格拉底侧重逻辑理性，他惊异于自身拥有的逻辑思维能力，感觉到这是唯一能感知到的真实存在且永远不变的东西，因而，以这种思维来衡量万物的性质与关系，并由此而引导到形而上的层次。

孔子则不同，他更侧重于经验理性，更相信人的感受能力和观察能力。在孔子心中，从未对逻辑能力有过自觉，他似乎不知道还有逻辑能力介入了人类的思考行为。所以，他的所有思想呈现出一种离散的趋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前后矛盾之处比比皆是。由于缺少逻辑理性的自觉和过于依赖经验理性，孔子的思想局限于形而下的层面，且没有向形而上超越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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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考对象不同。

在孔子的视域中，最明显的对象就是人、及人与人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精力。他从不关心自然的物质世界，有时，在极其穷困的状态时，他也发出“天道”、“天命”之类的感慨，但他所说的“天”不是自然界的天空，而是上苍、造物主之类的概念，是他意识中那种比较淡漠的“神”的名字。

亚里士多德把苏格拉底称为道德哲学家，很多人延袭了他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个误解——孔子才是真正的道德哲学家，苏格拉底不是，他是一个西方完全意义上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是将人伦与自然混为一体的，他所思考的对象是人、思维、外部物质世界融为一体的一个整体的对象，在这对象中，人和物虽各自具有他们的“相”，而这些“相”很可能又有共同的“相”，即归之于“一”。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中，“天”与“人”本身是一体的，从未分离，所以，后来的西方哲学家也提不出“天人合一”这样的愿望。

至于当代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天人合一”理念的神往，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而且也是西方民间经验思维的反映。在西方世界最顶尖儿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那里，很难看到对这种所谓“东方智慧”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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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创造出的知识体系性质截然不同。

一是苏格拉底围绕某一问题展开的不断加深的追问构成的知识体系，尽管这种体系不一定得出最终结论，但在思考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看法常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而且，其提问的方法始终是一致的明白易学，任何人只要掌握了他提问的方式就都可以独立使用这种方法，探索类似的问题。因此，他的这种知识体系便于标准化、规范化，便于复制与传承。

另一种是孔子代表的经验理性，他留下的是对具体的人或行为的各种具体判断，而且全是具体场合下的具体判断；换个场合，同一个判断者面对相同对象又会作出另外一种的判断。孔子说这个人是“小人”，那个人是“君子”，这件事“仁”，那件事“不仁”，这件事合“礼”，那件事不合“礼”，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化的标准，完全随他即时即地地感受，别人永远不知道他的下一个判断将会是什么，因为别人永远不会有和他一模一样的心理感受。弟子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给类似的人或事下结论，比如他一向讨厌夷人，认为那是文明之外的野蛮人，有国王也不如中原人没有国王。但当他感慨自己不得志，宁肯投靠夷人时，有学生提醒说，那可是您一直反对的鄙陋之地啊！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住在那里，也就不鄙陋了。”类似的事很多。他活着时，其弟子就摸不清他判断问题的标准，死后，弟子间的分歧就更大。其实，不唯孔子的弟子不知道他判断事物的标准，就是他本人也存有多处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他是不把这种矛盾当回事儿的，因为他觉得只要是忠于自己当时的经验感受，就实现了一以贯之的态度，具体结论的矛盾因为出自同一个人，所以变得无关轻重了。

孔子和苏格拉底本人那里，都没有形成任何固定成形的知识体系，他们都是极富原创性的人物，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命题和思考方向，将他们的一些话连缀成所谓体系是后人做的事，而且，任何一种连缀都带来了僵化，都伤害了他们的思想神彩。但相比较而言，延着苏格拉底的思路所形成的体系至少内部的逻辑是自洽的，任何一个人延着他指出的任何一个方向走下去，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内部一致的体系；而孔子的继承者们创造的体系亦如同孔子本人的言论一样，矛盾百出，后世被称为儒学的那种东西，内部从来未建立起任何的逻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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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苏格拉底对政治的态度不同。

苏格拉底对政治了无兴趣，他从未主动去竞选公职，也很少对政治问题发表评论，在纯粹的政治思想方面，他几乎没什么建树，偶有谈及，也仅仅是限于强调应由懂行人来治理城邦，显得有些漫不经心。至于《国家篇》（旧译《理想国》）和《法律篇》，几乎全是别人的思想，与苏格拉底关系不大。可以说，苏格拉底既不是位政治家、也不是位政治哲学家。

苏格拉底不去从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己不是从政的材料，如果从政，早就被杀了。说明他对自己的天性和政治活动的性质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明白一心求真的天性与政治活动所需要的圆滑与伪饰必然会发生冲突。二是他以探索世界真理为职业，并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仅远远地压倒了政治所能带来的快乐，甚至弱化了他的物质享受欲望，他不仅没有任何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想法，甚至放弃了致富谋生的营生，全身心地沉浸在对世界本相的追问之中。

和苏格拉底不同，孔子是个极度热衷政治的人。在行为上，他汲汲然所追求的就是能被明君重用，当个能执掌朝政的大官。在思想上，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上。他念念不忘的“礼”，实际上是种政治制度；他谈论最多的“仁”，实际上是种政治道德；他奉为原则的“道”，其实只是种统治技术；甚至他对音乐、诗歌的解释，也渗透了政治情节。如果按思想的主体内容来判断一个思想家的属性的话，孔子更适合被称之为是政治思想家，甚至连道德思想家都算不上。因为他很少谈过政治之外的人的道德，如职业道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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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为人处事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地方。

孔子极端蔑视体力劳动，不仅自己不稼不穑，而且还反对学生学习这些技术。

苏格拉底则不同，他似乎关心一切技术，极端推崇劳动，他把农业劳动上升为科学，称农业为“最高尚最必须的事业”，并认为，“对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在他流传于世的《经济论》中，十分内行地讨论了从选择土壤、种子，直到收获的全过程的农业技术。

也许是由于这种重视生产技术的态度，使得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与实际的生产劳动比较紧密地结合，成为优秀的科学家。而中国那些最有影响的所谓思想家，都和孔子一样，远离技术与劳动，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虫禄蠹；

中国也有神乎其技的农人、工匠，但却远离文化殿堂之外，不仅得不到士大夫的尊重，甚至也得不到他们同行的尊重与热爱。这些优秀农人、工匠的理想是让自己的子孙读书做官，不再受这些劳作之苦。缺少一流人物思想的介入，恐怕也是中国的技术始终没有成为科学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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