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正逢三年经济困难时节，曲折与坎坷相连，艰辛与探索接应。然而正是这一年，中国史学界发生的“史学史热”，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书写了绚丽的华章。是时，我已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高年级的学生，成为这场“史学史热”的亲历者。那时的场景，那时候的人，总是难以忘却。

　　史无前例的“史学史热” 

　　1961年1月，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审时度势，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在各方面所带来的问题，飞速转动的共和国车轮放慢了节奏，转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轨道。与此同时，史学界于60年代初萌发了科学史学思潮，从而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并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进而发展为“史学史热”。

　　是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编写高校教材问题的指示。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教材编写既不照搬苏联，也不仿效西方，而是要编写中国自己的文科教材。“史学史热”兴起正源于这次会议。

　　“史学史热”声势浩大，震动了当时全国史学界，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济南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召开学术座谈会，就史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比如史学史研究的对象与任务、内容与分期、教材编写的原创与方法等，展开讨论。参与讨论的有：陈垣、熊德基、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耿淡如、周予同、周谷城、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郭圣铭、田汝康等（以上为瞿林东据当时的报道统计）。

　　在上述名单中，我以为尤以白寿彝、尹达于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出众，白寿彝主编了6卷本的《中国史学史》，尹达主编了《中国史学发展史》，这两本书皆为传世之作。再览上列名单，似乎遗漏了当时享誉国内史学界治西方史学的名家齐思和与吴于廑，他们均为高教部《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组的成员，都发表了至今看来仍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后者还主编了《外国史学名著选》，为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1961年中国史学界的“史学史热”，在“双百”方针指引下，讨论广泛而热烈，葳蕤春意遍于华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象：似乎思想的会饮在此岸举行，仿佛精神的百花在这里盛开。虽则短暂，但成就出色，影响深远，促进了现代中国史学的进步。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正如瞿林东所归纳：60年代前期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已初步形成了全国范围内分工合作的局面：——白寿彝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吴泽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耿淡如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西方史学史。以后的顺利发展无疑离不开昔时“史学史热”的因素和助力。

　　垦荒者的足印  

　　“我们应不畏艰难，不辞劳苦，在这个领域内做些垦荒者的工作。我之所以提出本问题，不是妄图解答而是希望大家来研究、讨论并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垦荒，斩除芦荡，干涸沼泽，而后播种谷物；于是一片金色草原将会呈现于我们的眼前！”

　　1961年10月，正是在“史学史”大讨论的日子里，复旦大学历史系耿淡如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发表了《什么是史学史？》一文。上引这段话，是耿文之末尾句，他用形象的垦荒作比喻，鼓励学界同仁为正在勃发的中国西方史学史奋发作为。

　　耿淡如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说起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发展史，中国史学史一直是“领跑者”，行至60年代前期，它已进入了“活跃时期”，而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倘从李大钊1920年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思想史”起算，也有了40年的发展史。前人在这块外人世袭的领地上耕耘，虽有成绩，但直至50年代，西方史学史还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处在萌芽时期。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直至60年代初，才进入了它的奠基阶段。1961年2月，中央发布编写高校教材的指示，4月为此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对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起到了非凡的意义。

　　1961年，耿淡如时年63岁，如果按现时来说，还正年轻着呢。不过他身体历来孱弱，其时已被师生们尊称为“耿老”了。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耿老不服老”。1960年，在全系召开的“反右倾、鼓干劲”大会上，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耿老：稀疏的头发，略显花白；脸上的皱纹，略显苍老；有神的双眼，略显深邃；讲话舒缓，慢条斯理，略带乡音。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先生在那次会上讲些什么全忘了，但他那不服老的声音却响彻会场，至今仍在我胸中回荡。

　　50年代，由于工作的需要，耿淡如全身心投入世界中古史的教学与研究，是那时国内数一数二的世界中古史研究的权威。60年代初，他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学术转向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科建设的谋划配合，也与60年代初国内思想文化界的温润相关，他作为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在1961年前后，为此竭尽全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要说的是上文提及的《什么是史学史？》，作者在文首明确提出，“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接着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等作出了很全面的论述。耿氏此文是“史学史热”的产物，见世后又推动了史学史大讨论。从此文刊发至今，已过去了60年，但大音希声，历久弥新，此文成为学界公认的具有路标性的传世名篇，为后世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回音。如在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3编“史学史和史料学”栏目，被列为首篇；2006年瞿林东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中国史学史研究》分册中，文存部分被列入“总论”篇，目录索引部分被列入总论第3篇；2014年被《中国历史评论》第5辑列入“重温经典”栏目，重新刊登，并由学者撰文导读；2015年出版的《复旦百年经典文库·耿淡如卷》亦列为首篇；复旦大学历史系系庆文集更是多次收录。历经60年的检验，称《什么是史学史？》为我国史学史上的经典名篇，当是实至名归。这不由让我感叹，文不在多，一生有此一篇足矣。

　　其次，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耿淡如是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1961年4月，在北京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会议上，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两科均被列入历史学的教学方案中。是年5月，上海市高教局迅即回应，决定由耿淡如主编《外国史学史》（实为西方史学史）。次年2月，上海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召开了全国性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皆是世界史的“大佬”，可谓极一时之选，参会者有北京大学的齐思和与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南京大学的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会议决定由耿淡如主编《外国史学史》、田汝康主持编译《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会后，耿淡如执主编之责，更加努力工作。1962年8月28日，《文汇报》曾以“耿淡如积极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为题，专门报道他为此奋发工作的情形。可惜的是，中国第一部外国史学史教材，因“文革”而被迫中止，只留下了他精心编成的《西方史学史文献摘编》，从希罗多德到汤因比，串连起来，就可构成一本从古希腊至20世纪的西方史学的长编，可谓西方史学史的雏形，但终未能成章，这或许是先生毕生的一件憾事。

　　再次，从1961年开始，耿淡如首次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一课，系统讲授自古迄今的西方史学的历史进程。在这里，顺便要说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历来重视史学史的学术传统。早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里，身居“孤岛”上海的周予同就写下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名作《五十年来之新史学》。此后，他与周谷城相继主持系政，都十分重视史学史，强调史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成分，历史学专业应同时开设“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这两门主课，以及与之相关的课程。60年代初，由陈守实、耿淡如分别开设“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两位先生讲授的两门史学史课程，都以独特的风格吸引着青年师生，并且各自都在本系带出传人。1964年，全国性研究生统考首次举行，我有幸被录取为国内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师从耿淡如先生，成了他的“传人”。我得以“接着做”，从编纂《西方史学史》《西方史学通史》到《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为中国的史学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作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这是后话了。

　　最后，译事。1961年，耿淡如翻译的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出版，该书下册于1963年出版。同年，应商务印书馆之约，耿淡如开始翻译西方史学名著、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笔者曾参与该书译稿的校订工作，该书“文革”前已译就，商务印书馆将之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于1989年正式出版。

　　在这方面，耿淡如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中是独一无二的顶尖者，他通晓多门外语，如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早在1933年就有译著《近世世界史》问世，由此奠定了“翻译名家”（何炳棣语）的地位。50年代初因工作需要，他又自学俄文，并很快运用在教学科研中，俄译史著甚丰。令人感动的是，他晚年在病房里仍坚持自学日语，还抱病为我系新成立的拉美研究室翻译西班牙文《格瓦拉日记》等，其业绩犹如“奥林匹斯山的宙斯”，是我辈无法企及的。

　　1961年，耿淡如为史学，尤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而忙碌着，不辞辛劳，永不止步，留下了为后人永远寻觅的垦荒者的足印，这也是“史学史热”的一个缩影。

　　吹来一股清风  

　　我是1959年秋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入校时仍有余波，有碍正常的教学秩序。1961年，随着党中央“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思想文化领域吹来了一股清风，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出现了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1961年的“史学史热”应运而生。

　　在清风下，随着“高教六十条”的发布与贯彻，高等学校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轨。就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而言，当时就特别强调“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理论），在课程设置上也与之配套，旨在为历史系学生打下扎实的史学基础。比如那时有“形式逻辑”、“文献与写作”等课程，特别是有一门“马列主义基础”课，至今仍记忆犹新。任课老师袁辑辉，兼我们这一年级的辅导员，他以深入浅出的语言，用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给我们精心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我们这些刚进大学校门的学生面前，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列宁语），也是我们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津逮。

　　在清风下，教师可以放开地讲。1961年，笔者当时大三，两门通史课（“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都讲至近代，两门任课老师深入肯綮，各抒己见，有声有色，力求还原历史真相。比如由金冲及讲授的中国近代史更是难忘。几年前，我在一篇回忆先生的文章中写道：他之讲授，具有独到的新鲜的见解，且充满了个人的感情色彩。讲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时的豪情，讲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炽热，讲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的愤怒，讲甲午战败后签订马关条约时的遗恨，讲“武昌起义天下应”时的畅快……这里值得多花些笔墨，记上他讲邹容《革命军》时的真情：“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动情地接下背诵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仿佛此刻他就是邹容，感动得我们全班个个热血沸腾，豪情满怀。

　　在清风下，学生可以认真地学。上课认真地听讲，课余配合各门课的进程，读书找材料写作忙个不停。一到假期，特别是暑假，更是安心地读书。说真的，大学五年，正是在这段时间，为我们赢得了难得的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的好时光。记得1961年暑假，我全泡在学校里了，长长的暑假，读书很杂很多，但与我专业有关，至今仍难以忘怀的是：对照《共产党宣言》1959年的中文版，花大力气啃读《共产党宣言》1948年的英文版；在校图书馆参考阅览室，苦读两部西方史学经典名著，即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这三本书影响着我，影响我日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从事西方史学的教研工作。

　　在清风下，尽管物质生活艰苦，但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校内的文化生活，登辉堂周末买票看电影，还常有中文、历史等系的教学电影，我系放过印度电影《流浪者》等，中文系放的影片如《静静的顿河》等最吸引人，因而一票难求。校外的文化生活就是观剧了，平时母亲给我的一点零用钱，主要供买书用，其余就用作观剧的支出了。我自小就喜欢看京戏，进大学后，还喜欢上了话剧。这里掇拾一二，照我收藏的与历史相关的说明书直录如下：1961年2月，观周信芳主演的京剧《海瑞上疏》；1961年10月，观上海戏曲学校京昆实验剧团建团公演的《杨门女将》等，这里涌现与培养出了李炳淑、杨春霞、蔡正仁、华文漪等一批京昆艺术家；1961年10月28日，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由郭沫若创作的新编历史剧《蔡文姬》，北京人艺的朱琳、刁光覃、蓝天野、苏民、于是之等大牌演员一一亮相，把观众带入了东汉末年的历史场景中，演出十分成功。另要记上一笔的是，真是凑巧，是日晚郭沫若也在观看，剧终走上舞台，与演员一一握手，向观众致意，我虽买的是二楼后座最便宜的票，但郭老的潇洒，看得也很清楚；1961年12月9日，观曹禺等创作的《胆剑篇》，剧终也谢幕多次，但那次谢幕，最终都没有等到剧作家曹禺，尤令看过《蔡文姬》、邂逅郭老的我很失望。

　　1961年的“史学史热”，给我留下了不可泯灭的“个体记忆”，从这“个体记忆”中，亦能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历史的沧桑，更可映照中国现代史学的进程。于此，我总是难以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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