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珍本:东汉《西岳华山庙碑》

　　在著名刻石和刻帖的原拓版本中，原石或原版早已不存，仅存的拓本不但成为今天了解碑石最珍贵的材料，也是极珍贵的历史资料。再则原物（原石）虽在，但却因年长日久，自然侵袭剥蚀十分厉害，已失其面貌，但根据早期拓本，还可以了解到它的文字内容。这些拓本就是珍贵的文物，都可以属于“珍本”的范畴。

　　珍本拓本之所以珍贵，有如下几种不同情况：

　　（1）原石早佚而传世拓本不多者

　　东汉《西岳华山庙碑》，此碑建于汉延熹八年，书法古奥，为汉隶第一。明地震，石毁。拓本绝少，近世所见尽是双钩翻印之品。原拓出现，初仅有长垣、华阴二本，至嘉庆十三年，阮元收得四明本，阮著碑考谓世间所存止此三本，而不知尚有玲珑馆本，今称顺德本，还有贞汉阁本，私藏不出。校读所得以贞汉本最全、最足。四本所缺者，贞汉本均皆不损缺。现将五本略述如下：

　　长垣本--北宋拓本，世称天下第一本，拓最先，字最全，碑文一字不缺，但缺少唐题，故此本略逊于贞汉本。明代长垣（今商丘）王文荪所藏，后被日报热闹中村不折氏购得，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华阴本--元、明间所拓。亦称“关中本”。唐题宋题俱无，碑文亦缺百余字，所缺字迹、字数，与四明本皆合。原明万历年间陕西东云驹、云雏兄弟家藏，清初期为华阴王宏撰所藏。现藏故宫博物院。

　　四明本--明中期拓本，原大装裱，整纸未剪，碑额碑文唐题宋题俱在，但有缺泐，拓也稍后。碑文缺百余字，阮元摹长垣本一百一十三字补全。在明代归四明（今宁波）丰熙万卷楼，清初归天一阁范氏，现藏故宫博物院。

　　顺德本（李文田旧藏本）--宋拓本，为玲珑馆旧物，清同治十一年归广东顺德李文田，李称顺德本，唐题宋题俱无，碑文亦有缺字，又脱失两页九十六字，由赵之谦摹双钩本补足，以成全文，虽曰残本，但仍弥足宝贵的珍本。现存香港中文大学。

　　贞汉本--宋拓本，麻纸浓墨，字瘦无跋语，有藏印“贞汉阁”三字，钤有碑文末行，故名之为贞汉本。全本碑字完好，碑额碑文无缺，唐题宋题俱全，故为最全备之原拓足本。可谓天下第一本，国之至宝。

　　以上诸拓本，虽各有千秋，但不失善本，可谓是极其珍贵的国粹。

　　又如宋拓东汉《刘熊碑》，全本者仅有二本。一本为清末刘鹗旧藏，后归端方，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棉纸墨拓，存残碑两块，上一块存原碑起首十五行，每行十二字（以存字最多者计），下一块存原碑下半截二十三行，每行十七字。此碑原在河南延津。南宋洪适《隶释》著录，全文共二十三行，行三十三字。南宋以后，原碑断毁，残存两块，明代以后，两块残石也不知下落。由于原石久佚，拓本至为难得。同时拓本清末经刘鹗装裱成轴，周边有罗振玉、杨守敬、李葆恂、缪荃孙等十九人的边跋殆遍四周，故更为珍贵。另一本为范懋政题本，亦为全本，范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本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本存字略少，但也不失为很是宝贵的珍本。

　　其他如北魏《司马昞墓志》仅见三本。北魏《崔敬邕墓志》仅有五本。《定武兰亭》真本有二本：一为赵孟頫跋本；二为独孤僧本，为烬余残本。还有《杨量买山地记》、《天发神谶碑》、《董美人墓志》。唐张从申《李玄靖碑》。赵孟頫小楷《七观帖》等其拓本皆为数不多。

　　（2）原石虽至今还存，但损泐甚多者：

　　如这类碑刻，较早的旧拓本，相应来说不但存字远超过后来的一些拓本，而且字口字神远胜后来的拓本多矣。如秦《石鼓文》最早的旧拓本，当推明锡山安国藏《先锋》、《中权》、《后劲》本，以及各家所收藏的明中叶以前拓，其存字数要远远胜过后来的一些拓本。又如《琅琊台刻石》，原石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现在所传的拓本，原石清初拓本，只二世诏十二行，凡八十四字。后阮元遣书佐至其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首行，“五大夫”三字。凡十三行，八十六字。后来直至今日“五大夫”三字已很模糊。关于考据方面，阮元藏铁束前后的不同拓本。铁束前拓七行，“后嗣为之者”的“ ”字笔画可见；束后“ ”字为铁束所封，道光间铁脱石散，有碎石分拓本。装裱凑合，墨色不同，“ ”字仍可见。光绪初，陈介祺、何瑗玉、王西泉，洗石精拓时，“ ”字、“德”字均拓出；拓其他三面已无字可寻。拓不久石又散。据笔者所知，原拓全者首有“五大夫”三残字，为十三行，今首“五大夫”损。九行“疾”下，“御”字，十行“言”下“臣”字、十一行“石”下“刻”字等损。旧拓字口似清晰，近拓字口更漫漶。现所存有旧拓本视为至宝。

　　又如秦《泰山刻石》，明锡山安国藏宋拓一百六十五字本，宋拓五十三字本，还有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商店以及私家收藏明拓二十九字本，可谓是珍品。《泰山石刻》今在山东泰安岱庙，仅剩十字。又如李北海书《云麾将军李秀碑》倘是石未断作柱础前的拓本，现存世的拓本较少。这种石未断时未作柱础时的拓本，视为珍品。

　　（3）碑帖始刻成或刚出土即拓者

　　内府所刻宋《淳化阁帖》、《大观帖》，清《三希堂法帖》，初刻成时，始拓赐于大臣的拓本，亦称为初拓本。清冯铨刻《快雪堂帖》，原刻初拓。因由涿州冯铨所刻，并在涿州用淡墨拓者，称涿拓，也可以说是初拓本。在福建用浓墨拓者称“建拓”。

　　又有一些碑刻陆续出土即拓者，称为初拓，因与以后的拓本不同，故视为珍品。如东汉《甘陵相尚府君碑》。据《洛阳石刻出土时地》记载：“民国十一年阴历十一月十四日，洛阳城北张羊村北陵出土，地在元晦、元怀墓东一里。此碑字体规整秀美。拓本传世稀少。初拓本因偃师孙经武匿名深室，秘不示人，更不易得。现北京市文物商店收藏的旧拓本，为李杏村旧藏本，据右上角有李跋，知是孙经武亲身拓赠李氏，益见珍贵。

　　《袁安碑》初拓本，此为衡永旧藏。此碑立于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1929年在河南偃师城南辛村小学发现。发现时碑已残损，上下各缺字一横行。此石拓本稀少。近拓本首行“安”字右下，“召”字右上皆损。而衡永所旧藏的初拓为未损本，弥足珍贵。

　　《袁敞碑》1923年在河南偃师出土，1925年归罗振玉，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碑出土时即已残毁，后又失去了首行“司徒公”之“公”字及二行“河南尹子”等字。可是邵茗生旧藏初拓未损本，可说是一帧不可多得的初拓珍品。

　　《封龙山碑》此碑于宋代已见著录，但从未见过当时的拓本。据现在遗存的拓本来看，有初拓未断本和断后初拓本。初拓未断本，以刘文清所言，即刘宝楠拓赠丁俭卿的一本。拓本后有题识，并有丁俭卿及成蓉镜、孙继 三跋。惜现在很少人能看到过这一拓本。至于断后初拓本约有几种：①第十三行“穑民用章”之“章”字泐损，故初拓本无“章”字。②“章”字修补复得后，又末“韩”字下“林”字完好。这些够考据的拓本，大约在道光末年所拓。

　　又如光绪间洛阳出土的曹魏《三体石经》巨石一方，二面有字，一面刻《尚书·无逸君奭篇》，另一面刻《春秋·僖公·文公篇》，仅拓十余份。不久因刻石巨大笨重，搬运困难，即凿为二，一石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另一石为河南省博物馆所收藏。经凿列为二石，共损灭二十五字，因此以未裂时拓本为初拓本，很是难得的珍本。

　　以上所列举数例，皆为出土时初拓本。这些初拓本存世很少，不只是物以稀为贵，更重要的对研究书法的学者和广大书法爱好者来说，倘觅得其初拓本或初拓影印本，可作为习字的范本，可谓是一大好事。因这些初拓本，神完气足，字画精神较晚拓本胜过多矣，故一些鉴赏家和收藏家们冠名以珍本。

　　（4）原石虽存，但已流入国外，拓本寥若晨星者。

　　现将举例说明：

　　如东汉《左元异墓石》，初拓本，此刻于1919年在山西离石县发现，旋为帖贾黄伯川运到北京售予英国，现藏伦敦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有此刻石的初拓本。据拓本窥知此刻石。其墓石为柱形，两石大小相同，均刻隶书文字。一石题“和平元年西河中阳口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一石题：“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此墓石书法精美遒秀，为汉墓石题字之尤逸者。同时，题字两侧饰有浮雕花纹，刀工简古，细腻流畅，精整生动，这一初拓本拓工精湛，墨色甚佳，光耀人眼，可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佳作，视为珍品。

　　北魏《曹望憘造像》 楷书。北魏正光六年（525年）三月二十日立。原在山东，现在法国巴黎博物馆。此造像记共有四层组成，上三层镌刻车马人物，上层一人头顶着盘，左右各一狮子；中层有车马、仪仗队；下层为牛马。镌刻极为精致，下层刻题记云：“……襄威将军柏仁令齐州魏郡魏县曹望憘是以仰思三宝之 ，恨未逢如来之际，减已家珍，玄心独拔，敬造弥勒下生石像一躯……”。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拓本四件，捶拓精致，其中二件已装裱成轴，有一件为朱拓，有柯劭忞跋，柯曰：“此石旧出临淄县西洞口庄，今归潍县陈氏”。首题“大魏正光六年岁次缺已”，又云：“襄城将军柏仁令齐州魏郡魏县曹望憘敬造弥勒下生石像一躯。”案正光为孝明帝年号，是年六月，改元孝昌，此石刻于三月，故犹称正光也。次下当是“乙”字，柏仁汉县《魏书·地形志》作“人”，此作“仁”，与《李仲璇碑》同。曹氏魏之望族，《魏书·曹世表传》载：“世表字景升，东魏人也，魏大司马休九世孙，祖谟，父庆，并有学名，望憘虽不见于史传，为其族人无疑。”此铭记为楷书，二十二行，行九字。书法秀峻。此原石已流出海外。中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四件原石拓本，拓工亦精，极为珍贵。又在另一件成轴的拓本上有陈师曾题记曰：“原石旧藏潍县陈簠斋家，后归法国巴黎博物院。拓本流传甚少，是后不可复得，故可贵也。庚申中春装成题记，师曾。”

　　《晋张朗碑》并阴于西晋永康元年（300年）十一月刻。隶书，共二十五行，满行十九字。于1916年洛阳后营林出土，现归日本太仓集古馆，虽有金佳石好楼影印，也有翻刻，但原石拓本甚少，很是珍贵。

　　《吕宪墓表》于后秦弘始四年（402年）十二月刻。正书，六行，行六字，陕西西安出土，曾归日本江膝氏。此墓表拓本甚少，又因后秦的碑刻很少，故有原石拓本很是珍贵。可是，叶昌炽以为伪刻。

　　（5）原石虽存，但由于封存等原因，拓本不多者

　　《巨始光造像碑》建于西魏大统六年（540年）原石在山西稷山县。相传1921年前后，有不法古董商窃得此造像碑，与《薛凤规造像碑》将偷运出国，被海关查获，经主管机关批准，拨交北平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今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收藏。此碑与《薛凤规造像碑》同时短期展出，但不为世人注意。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妥善保护，将这座碑用板罩护起来，故此碑流传于世的拓本甚少。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二幅完整拓本，其雕刻的佛像、图案、造像记等都很完整，可谓是不可多得的珍本，为举世瞻目的瑰宝。

　　《薛凤规造像碑》建于北魏普泰二年（532年），原石在山西稷山县。相传1921年前后，有不法古董商窃得此造像碑，将偷运出国，被海关查获。经当时主管机关批准，拨交北平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今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收藏。此碑曾在短时间内展出，但不为世人注意。新中国成立，为了妥善保护，将这座碑用木板罩护起来，用泥土封密住。故此碑拓本甚少，鲜为人知。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此完整造像碑拓本，弥足珍贵。此造像碑四面刻，原碑座早已缺失，现有碑座是后配的。碑首圆顶，周缘雕刻俯首交缠的巨龙，龙身之下，正面、背面均有一个尖拱龛，龛内雕多宝佛、释迦佛并坐说法像，二佛大部已残。图像的外缘是忍冬图案组成的大方框，图像下面为邑子题名，邑子题名之下刻有600余字造像记。此造像碑发表后，为中外学者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