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威磨咀子汉墓女尸服式（出土时已腐朽粉化）

甘肃花海毕家滩26号墓出土的十六国“绿襦”和“紫襦”▼

△ 甘肃花海毕家滩26号墓出土紫缬襦（修复前后）

△ 甘肃花海毕家滩26号墓出土碧襦（实物、结构图、复原）

复原品由啦啦哦于2008年制作

让我们看到 这时期的襦是交领掩襟、下接白色腰襕而不收袖口的一类短上衣，它们都符合“筩袖”“齐腰”“短衣”的特征，尤其符合《急救篇注》所言 “短而施腰曰襦”的定义，只是没有《方言》所言的“曲领”而已。

新疆尼雅95MN1号墓地出土的种类繁多的襦▼

△ 尼雅95MN1M3出土服饰（线图及实物）

这些襦告诉我们， “曲领在内，以中襟领上横雍颈，其状曲也” 也非虚言， 内襟曲领而外襟做成交领的襦确实存在，而且确实如《方言》的案者所言： “右无曲裾，故曰无右”，曲领没有往右延伸，或者说，穿衣者右手边的衣衽之上没有曲领，缺了一块，才叫做“襦无右也”。

尼雅的襦，大部分也是腰下有襕的，而另一些没有，恰似本该有腰的襦缺了一段接腰，或许即是文献所说的“半襦”，“袢”，属于近身的内衣。既有长度及腰的短襦，也有下至膝盖的长襦，或许即是文献所说的“长襦”，比如“襡”“襩”之类；既有也有交领的襦，也有曲领襦，或许即是文献所说的“裺”“褗”之类。

看来文献所记载的襦的多种特征，决非“既要”“又要”，而是好几个维度的“或者”，每种特征可以框定一个小类的襦，而每一小类都有自己对应的名称，在某时某地，会有一种样式的襦占了绝对上风，当时当地的语言和文字也就用相应的特征来指代这小类的襦了。比如扬雄《方言》所说的 “西南蜀汉之曲领”，确实能与东汉蜀汉的许多四川陶俑相印证。磨嘴子汉墓和毕家滩十六国墓出土的襦则属于《释名》所说的“腰襦”。

其他种类，如“襜襦““反闭”“半袖”之类，按文字描写也可以还原出各自的大体模样，只是它们的存在和分布，穿着阶层和搭配上的讲究，形制结构上决定性的独特构造，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来丰富。

尼雅的襦，有一些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袍一样有着斜裁的比较宽博的袖缘，且相对于袂来说袖口是收窄的▼

△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服饰

袖缘缝裁缝方法示意图（中间小图）

一方面说明 西域汉晋之际的襦确实延续了西汉文帝时代服装形制影响，孝文帝前六年给匈奴赐服中的 “绣袷长襦” 影响到的远不仅仅是匈奴；另一方面，尼雅还没有西晋郭璞说的当时流行的 “筩袖之襦” ，说明 相比于中原地区，丝绸之路上的流行还是滞后的，要到比郭璞更晚的十六国，位于甘肃的毕家滩才有“筩袖之襦”。

至少东周起，襦已经作为各种长衣的内层搭配了。陈灵公与臣下 “通于夏征舒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戏于朝”（《春秋榖梁宣九年传》），范注云： “衷者，襦在里也。” 此处的“衷”是“作为中衣穿着”之义。大夫泄治听说后入谏曰： “使国人闻之则犹可，使仁人闻之则不可”。陈灵公又愧又恨，不能用其言而杀之，陈国也因为诛杀无辜的大臣而遭到数国讨伐。陈灵公穿着情人的襦作为内衣与情人的情人们相戏于朝堂的事情成了国人的谈资，泄治进谏时还留着分寸说 “国人闻之则犹可”，还是激怒了陈灵公，“衣其衣”“衷其襦”怎么就成了让陈灵公恼羞成怒的导火索呢？《史记》中淳于髡对齐威王说： “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酒极则乱，乐极生悲。”其中的“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已经在说男女同席醉酒之后的“酒极则乱”了，后世诗文中用到“解罗襦”也多是在香艳题材中郎情妾意的时刻， 可见襦在当初是何等私密的衣服，穿着情人的襦上朝狎戏还尽人皆知了，是多糗的新闻，难怪陈灵公要“愧”于泄治了。

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层香艳的意味，襦在汉宫中显得不同寻常，汉宫的后妃在襦上做足了文章，不惜工本地用上了织成襦、珠襦。赵飞燕封皇后，妹妹赵合德献给她的信中提到了进献给她的一套衣服，除了之前提过的 “金华紫纶帽”，还有“金华紫罗面衣，织成上襦，织成下裳，五色文绶，鸳鸯襦，金错绣裆，七宝綦履”，整套是裙襦裲裆的配置， 西汉前期马王堆墓女主人或者阳陵女俑身上的层层叠叠的复衣单衣到西汉后期已经不见踪影。更早的比如上官太后， “昌邑王被废，太后珠襦，盛服坐武帐中”集群臣上殿，召昌邑王听诏。出席这样重大的场合，也是人所共睹的珠襦盛服。

△ 汉阳陵出土女俑

△ 东汉女俑

甚至从武帝时期开始，珠襦、玉衣成为皇室敛葬的标配。我们知道的王侯等级的汉墓出土了很多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珠襦却不见踪影，是因为珍珠贯线更容易朽烂和散落而难以存世呢，还是说我们没有找对墓主人。至少在东汉文人写的《吴越春秋》里，珠襦是吴王为爱女滕玉送葬用的，玉衣、珠襦是不是分别对应男女墓主呢？不管怎样， 到西汉后期，至少在宫闱中，襦已经不再是令人难堪羞涩的内衣，而是可以堂皇登台作为皇后、太后“盛服”的一部分了。后世的晋，按《东宫旧事》的记载，皇太子纳妃也是裙襦数身，只不过襦演进到 “紫縠襦、绛纱绣縠襦”了。

在西汉晚期皇帝侧近，还有一群穿襦的人士——纨绔子弟。《汉书》作者班固的祖辈班伯， “召见宴昵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出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绔之间，非其好也。”皇帝左右“与帝升降”“分掌乘舆器物”的侍中，本该用的儒者，但是这时期 “贵子弟荣其观好，至乃襁褓，坐受宠位，贝带脂粉，绮襦纨绔、鵔鸃冠”，连十三四岁的贵族子弟都来了， 绮襦纨绔、贝带脂粉、鵔鸃冠便是他们的身份标志，也是这个职位的冠服制度。绮襦、织成上襦这类质地不菲、外观华丽的襦都有夸富的性质，自然不介意穿出来秀，久而久之竟成定制，这恐怕也是提“衣不帛襦裤“的孔子始料未及的。

在宫闱之外， 平民的世界里，朴素的襦裙、襦袴才是常态。襦到底是一件相当实惠的衣服，有限的财力下，用最少的布料，可以满足最基本的遮羞保暖的需要，毕竟更底层的可能连襦都负担不起。 “昔无襦，今五袴”，是东汉初年成都百姓对造福他们脱贫致富的太守廉范的歌颂。

晋代的韩康伯少年孤寒，母亲给他做了襦，让才几岁大的韩康伯在旁边拿着熨斗。母亲说：“你先穿着，等下给你做裈”。韩康伯说：“已经够了，用不着了。”母亲问故，韩康伯回答道：“就像火在熨斗中，熨斗柄也是热的，我身上穿了襦就全身都暖和了。”母亲异之，小小年纪居然能体谅到家境的不易，只穿襦就够了。连一身襦裤都不容易凑齐，外面的衣有没有，也就不重要了，对穷人来说，陈灵公的内衣就是他们刚够格买得起穿得上的东西， 襦裤、襦裙本身就是体面的打扮了。

△ 嘉峪关魏晋壁画墓

成书于西汉的《焦氏易林》中，有特别多穿着襦颠沛于泥泞中的句子： “昧旦乘车，履危蹈沟。亡失裙襦，摧折两轴”， “迷行晨夜，道多湛露。瀸我袴襦，重不可涉”。行旅如此艰苦，可作为 军“需”必备之“衣”的襦却不总能分配到军人手里，甚至有 “六十甲士，寒冻于车”遇见征辽东回来的司马懿，“乞一襦”而不得的故事。司马懿身边的人说： “官不少襦，可赐之。”官中不缺少襦的库存，可以赐给他们。司马懿说： “襦，官中物，臣无私施。”

军队的襦是官府确切说是地方官给筹措的，东汉初年，钟离意曾经奉诏送徒三百人到河北，遭遇隆冬盛寒，徒衣被单，手足不能复行，于是钟离意到弘农县，命令守令出见钱，为徒作襦裤。弘农县令说： ”不被诏。”不肯出钱，直到钟离意上书光武帝才解决。后来的谢尚在江夏做官时 “府以布四十匹为尚造乌布帐，尚以为军士襦裤”。看来军队的襦裤是地方政府的财产，司马懿说自己无权处分恐怕也不是托辞，只是太不近人情了。

这时候的“襦”更接近于明代胖袄的性质，既作为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之一而存在， 又特别强调御寒的作用。军人身上并不是没有别的衣服，他们需要的是到冬天能有一件更保暖的、里面夹了絮的“襦”，顺理成章的， “襦裤”也就成了军人穿着的代名词。还有人记得《褶》那篇文章里我们提过的东汉魏晋的短褶么，军士用来配裤的，不管我们多一厢情愿从形制上判读它是“褶”，当年的人们都更愿意用“襦”来称呼它。

军人穿襦打仗的历史很久远，周礼中的乡射礼、大射礼、燕礼都有“袒薰襦”“袒朱襦”的规定，这是远早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袒”的意思不穿一边或两边袖子是露出里面的，如果里面是裸体则为“袒裸”，里面是襦则为“袒某襦”，也就是说在这些礼仪场景承担射箭任务的公卿士大夫们， 外面是穿着其他衣服的，只是怕妨碍操作弓箭，临时露出里面的襦。如果是职业弓箭手呢？全职军人呢？襦会是他们的基本着装。几百年下来，襦裤襦裤说得太顺口了，哪怕形制变了，人们也不愿意改口，军人的“襦裤”也就一直沿袭下来，北魏以短褶为襦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就像他们的国号是曹魏的复刻那样，他们的服饰名物也的确是汉晋的延续。后来慕容鲜卑穿的具装铠甲，也因为上身短而被称作了“襦铠”。

从考古物证来看，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48号墓的女墓主在裙、襦之外还穿有黄色的麻布单衣，男墓主则在蓝绢襦、绢裤外传黄褐色绢面丝绵袍，62号新莽时期墓男墓主的两层襦之外还穿着绛红绢单衣；至少到两晋的随葬衣物疏里，襦还不算当家作主，要外加各种衣的；汉晋的尼雅，襦之外搭配各类袭衣的传统还保持着。简单说， 对于财有余力的人家来说，光穿着襦裙、襦裤还不能算是体面，得往外加衣类的服饰。

除非有志于归隐，以示与平民无差别的，比如东汉初年的梁鸿那个“布襦袴裙”的妻子孟光。梁鸿本来不喜欢这个妻子的，“状肥丑而黑”，还“装饰入门”，新婚七天没跟她说话，结果孟光跪床下请罪，梁鸿说： “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直到孟光布襦袴裙才言归于好。本来孟光“衣绮缟”， 就算不是单衣一类的衣服，也至少是绮襦缟裙，都是中上层的打扮，后来的布衣椎髻才是梁鸿心目中合格的隐士之妻该有的样子，以示不矜富，不慕贵的品性。只是淡泊名利的人到底少，矜富慕贵的人到底多。

到了东汉后期，裙襦盛装流行在什么阶层呢？

《陌上桑》中 “缃绮为下裙，绮罗为上裳”的罗敷，是个采桑的女子，自称郎君是公府中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里 “妾有绣腰襦，葳蕤金缕光”且还“腰若流纨素”的刘兰芝，是个 “一嫁得府吏，二嫁得郎君”的富室千金。刘兰芝被休弃出门时，上下裙襦“事事四五通”地精心打扮了一遍自己，几乎是还原了初嫁时“装饰入门”的样子，美艳绝伦。与此同时的甘肃的魏晋壁画墓里，也能看到不少裙襦打扮的采桑女子。

△ 甘肃高台骡驼城魏晋壁画墓 采桑女子的裙襦与宴客女子的单衣

饮宴图中的男主宾客还大多穿着单衣，女宾们已经是单衣和裙襦参半了。在一幅主仆同框的饮宴图里，女主人身上最外层还是单衣的形态，身后的持扇侍女则腰扎素色裙，与采桑女子一样都是像傅玄所写的 “白素为下裾，丹霞为上襦”那样白裙红襦的搭配。

△ 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

看来魏晋时期，裙襦外穿与单衣外穿是共存的，裙襦的地位依然低于单衣。秦罗敷与刘兰芝如果是身份更高贵的女子，恐怕还有更高等级的服装可以穿，旁人也就没有机会看到她们穿着绮丽香艳的襦裙而想入非非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女史箴图，图中的女史也是红襦白裙，而皇后则总是搭配各种长衣。有人要问了，不是说从西汉后期开始，皇后太后就襦裙见客了么，怎么下层女子穿起襦裙了，宫中又变了呢？这就说来话长了，从西汉晚年王政君入宫算起，宫里的潮流又变了，延续到晋，各种变体的长衣依然主宰着后妃们的衣柜，这个留待以后专文讨论。

△ 女史箴图 梳妆场景

这里要说的是，这些丹襦素裙的组合总是给我们一个裙就该压住襦腰的印象，然而《晋书五行志》却把这称为一种服妖：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着衣者皆厌衣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下掩上之象也。”泰始是西晋的第一个年号，晋武帝便是出现在女史箴图中的那位晋惠帝的父亲，顾恺之当然必须把女史画成裙“厌衣腰” （厌的一个释义是压，裙压衣腰即“下掩上之象”也），而这种现象被称作“服妖”则意味着， 在之前得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上衣的腰襕压住裙才是常态。

刘兰芝的“腰若流纨素”可以理解成腰间垂着襦的素色的腰襕，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其他比如大巾（蔽膝）、裙带垂下来，可惜我们在东汉建安间的壁画里没有看到襦腰压裙的穿法，四川出土的东汉晚期女俑则好些都穿着没有腰襕的半袖，衣身与裙腰是上下脱离的，只有三国时期的山东滕州画像石墓和十六国时期-北魏的几个伎乐俑是襦腰在外的穿法，大家如果能找到更多佐证，欢迎补充。

△ 山东滕州三国时期画像石墓与北魏（非科学考古，公安局转交） 穿于外的襦

△ 十六国（国博写北魏）草场坡出土伎乐俑

西晋从一开国就带着诡异的流行走来了。我们之前提到的束皙，他在《近游赋》感慨最近的服装 “其男女服饰，衣裳之制，名号诡异随迭。”时还说道： “设系襦以御冬，胁汗衫而当夏”，也有版本把“设系襦”写成“系复襦”或者“系明襦”的， 这里“襦”“汗衫”都不是以前的意味了，一个可以扎系来御寒，一个可以夹在腋下，简直奇奇怪怪，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也留待以后再说。

两晋一次又一次的“中外戒严”，裤褶日渐风靡， 两晋墓葬的衣物疏中依然有相当数量的“襦”存在，对应的衣服却越来越向褶的形态靠拢，曾经很关键的袖端、腰襕被逐渐淡化，南朝后期甚至让位给了衫，连君臣冠服制度中的白裙襦，《梁令》都注曰：“亦裙衫也。”倒不是说再也没人分得清楚襦和衫，而是在衣身下端形式上地缝一道边来象征腰襕，于衣服形制而言只有了一点聊胜于无的继承“传统”的意味。

△ 南朝后期 带襕的襦

传统意义上的襦更多只能在五胡入主的十六国见到踪影。这要感谢固执的北方同学，尤其那个总是来不及update，誓为晋朝守凉州，能把西晋年号建兴沿用四十多年，又把东晋升平年号沿用了十四年的前凉国。

我们前面提到的甘肃花海毕家滩的两件筩袖的腰襦就出自这里。根据衣物疏，与两件“绿襦”“紫绣襦”一起下葬的还有“绯罗绣裲裆”“布衫”“练衫”“绯绣袴”“布袴”“布裙”“绯碧裙”及蔽膝各一，给我们了一套完整裙襦内外搭配的经典范例： 最外层的紫缬襦、次一层的绯绣袴、第三层的裲裆、第四层的绿襦和绯碧裙、第五层白练衫和碧裈。

东晋人喻归撰写的《西河记》提到过，在丝绸之路上的西河这个地方， “妇女著碧缬裙，上加细布裳，且为戎狄性，著紫缬袴襦”。毕家湾的这套衣物组合很像喻归关于西河的描述，但是穿着层次上却不一致，没有裙上加布裳，而是裙外穿袴，袴外穿襦，最后的全身效果应该类似炳灵寺的十六国供养人。

△ 炳灵寺石窟壁画中的十六国供养人

右一相当于袴外穿襦的效果，左一相当于裙外穿襦的效果，让人意外的是，十六国保留了三国之前襦腰穿在裙外的传统。

另外与这个墓大概同时的东晋升平五年湖南长沙潘氏墓，衣物疏里写有 “故襟裙一要（腰）”，也就是说如果在南方，供养人腰间这种白色短裙也很有可能是另外扎系的襟裙，而不见得是毕家滩服饰实物那种襦腰了。

《西河记》是喻归当作外国风俗来写的，与当时东晋的流行并不见得同步，西北流行的紫缬襦，出现在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中便是妖精的穿着了，穿紫缬襦、青裙的美女被在江西种豆的主人公一眼识破，做成了鹿肉脯，全剧终。毕竟南方的衣物疏里，襦是“黄縠”“白练”“紫縠”这类材质做的，式样搞不好也不一样，大家可以比对一下南京出土的东晋女俑。妖精们下次修炼成人记得做好时尚史功课，不要再把浪漫的邂逅搞成悲剧了。

△ 南京童家山东晋墓 女俑

有意思的是， 在中国的襦逐渐被消解的那段时间里，文献记载里周边小国穿襦的逐渐多了起来。东到高句丽，新罗，百济，日本，西到丝路边陲的焉耆，高昌，吐谷浑，妇女都穿上了裙襦，男子则西方从胡俗，东方也开始穿起裙、襦、袴甚至大袖衫来。

《北史》中记载的日本 “妇人束发于后，亦衣裙襦，裳皆有襈”的形象，在公元七世纪后期的高松冢古坟壁画中还依然如此。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传到日本的“襦”，下端一样接有腰襕，领子形状则更接近十六国的甘肃酒泉丁家闸五号壁画墓里的样子，领缘在交叠后戛然止于颈下。

△ 日本奈良高松冢古坟壁画

在当年的使臣眼中，这些国家的襦与中国的，不论南朝还是北朝的襦，都不尽相同，只是有一些关键结构相似，故而顺便把所有这类衣服都归为“襦”了。

我们之前留下了一个“系襦”的问题，看到高松冢壁画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呢？浅浅交掩的交领是用系带扎结的，交掩得再少一点几乎就变成敞怀的“明襦”了。这样的襦在东吴也有。腰间的貊带提示这件俑与西晋早年同期，貊带本身已经被当作“服妖”记录了，这些幺蛾子衣服似乎比正常的款式更容易流传开来，束皙要是有权撰写史书，也必定疾呼，“系襦，服妖啊。”汗衫的问题，我们留到下篇《衫》来解决。

△ 甘肃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的十六国女子和南京出土的东吴青瓷俑

在接下来的隋唐和更以后，我们还会偶尔碰到“襦”这个字，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是已经名存实亡的一个指代了，要么取“短衣”的含义，要么娶“暖衣“的含义，要么取勾人遐想的“罗襦襟解”的意味，要么在万邦来朝意味的乐舞中扮演外国人，要么作为君臣冠服制度的一部分。毕竟襦的全盛时期早就终结了。

汉服最惦记的襦裙，想要锚定在哪个时代呢？选择可以很多， 不要望文生义把所有短衣都算成襦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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