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清朝光绪皇帝不过7岁，帝师翁同龢刚刚开始教他认字。但在距离帝都万里之遥的宝安县（今深圳）浪口村，一所由瑞士巴色差会（Basel Mission）兴办的虔贞女校悄然开建。

　　彼时的浪口村，绿野遍呈。来自大洋彼岸的风，和着童稚朗朗的读书声，吹着青苗和田埂，吹过了百年岁月，为一代代浪口人带来现代教育的启蒙。

　　百年间，虔贞女校几经变更，破旧和衰落中，旧址成为“危房”而渐渐不为人知。

　　2013年底，一个关于虔贞女校历史的展览“明·晓——虔贞女校百年历史发现”首次公开展出，展览中的虔贞女校老照片吸引了众多参观者探寻历史。

　　远赴瑞士巴色差馆档案馆寻找出这批老照片的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办事处辖区文体中心主任王艳霞认为：“100多年前深圳开放、包容的这一点，从虔贞女校从香港迁至浪口就能看出端倪。”

　　百年虔贞女校如同一面铜镜，折射出深圳历史。如今，铜镜斑驳，亟需拭去尘埃。幸运的是，2014年新春伊始，虔贞女校修缮保护工作已全面展开。

　　背景

　　展览助推“虔贞”重回公众视野

　　若无人带路，很难在阡陌交错的街巷中找到虔贞女校的身影。

　　从高处看去，虔贞女校埋身于周遭林立的“直筒”居民楼群里，破败的两层小洋楼并不醒目，但它用那时建筑特有的高阶门槛、拱形门和罗马柱来彰显它的基因和血脉——它曾是百年前由瑞士人修建的教会学校。

　　由于正值修缮期，学校大门紧锁，记者已无法入内。但整个建筑的外围仍散发出与周围出租房迥然的气质。

　　两米高的围墙环绕着这座小楼，墙外栽种着一排中国古代文人们推崇的翠竹。大门口，“虔贞学校”四个字依稀可辨。

　　“虔贞女校百年历史发现”展览相关负责人单增辉介绍：“虔贞”二字一方面意指西方宗教对信仰的虔诚态度，一方面又指传统中国女性之贞洁操守。这东西合璧的命名，一开始就潜藏了学校兼容并蓄的态度。“当年的教学楼实际上是一座砖木结构、青灰色的小楼。尽管楼的占地面积不大，但教室却很宽敞，大约可容纳50—60人同时上课。现在还能看到教室正前方有一块由碳粉涂抹墙面而成的黑板，上面依稀可辨由数字、繁体字、字母合并而成的公式”。

　　百年历史沧桑也在教室里刻下痕迹——在教室的墙面上，刻有仿宋体字样的标语。“向毛主席报告成绩”、“计划生育好”等颇具时代特色的口号在墙角处若隐若现。

　　虔贞学校是浪口人吴容新的母校。她记得，1958年她上学时，虔贞学校已是方圆几个村的中心小学。“全校有100人左右，1—6年级都有，学校教授语文、数学、珠算、体育和音乐。”

　　浪口村位于龙华区大浪街道。王艳霞说：“大浪比较偏僻，而且发展成工业区，没有文化内涵，除了信教的人和村民知道虔贞学校，外来人都不太了解。”

　　但虔贞学校是浪口人的现代教育启蒙初始，也是深圳的现代女子教育发轫之地，它见证着浪口的历史和文化，折射着深圳的百年兴衰，却渐渐在城镇发展之中沉寂。

　　2006年，刚刚调到大浪街道的王艳霞开始了文物保护工作，在辖区走访时，她开始了解到虔贞学校的存在。

　　“在远离当年宝安县城的浪口，为何会率先出现一座这样的现代学校？为何又不为深圳人所知？过去的100多年里，学校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在随后的日子，王艳霞试图跨越百年，寻找虔贞学校以及它背后的人和事。

　　溯源

　　始于教会办学 原名巴色义学

　　时至今日，虔贞学校作为教学场所的功能虽已中断，但浪口人对于学校的起源却记忆清晰。

　　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虔贞女校最早由瑞士巴色差会创办于香港西营盘，后迁至浪口。当时仅招收女生，其课程设置、授课手段也吻合女性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倾向。直到1923年，学校由仅招收女生开放为招收浪口村民的男孩，随后也相继把其他地区的男学生纳入……到“男女混合”之后，它在生源结构上与现代学校更加相似，名字也变更为“虔贞学校”，到1930年，学校已有常住学生五六十人，走读生100多人，外籍教师、本土省内大学师范生组成的师资团队让该校声名远播。

　　建校之始，浪口远离当时的城市中心，但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教会学校？王艳霞分析，巴色差会最早于1862年就在香港建立巴色义学，但经过30年发展，香港教育发展迅速，女校兴办也十分兴盛。传教士们开始进入广东地区传教和办学。“教会当时认为，有3个教民的孩子需要上学，他们就应该办一个学校”。

　　那时的广东地区如同今日，有广府、潮汕、客家人三个族群聚居。封闭时期的广东村民为何会接受瑞士人的现代教育？王艳霞介绍，当时客家人属于比较弱势的族群，居住也相对偏远，传教士在此不会像在别的地方一样被驱逐。

　　长期研究客家人文化的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宏海则认为：客家文化相对有“开放和兼容性大”的特质，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度相对低一些。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从去年年初开始，王艳霞及同伴启动了整理虔贞女校历史资料的工作。“我们用了近半年的时间访遍了浪口村生于1949年以前的近30位老人，这些老人绝大多数曾在虔贞就读，但在他们手中，我们仅找到一份1949年以后的成绩单和几张摄于上世纪80年代学校的旧照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佐证这段历史的图片和物件”。

　　2013年，王艳霞前往瑞士巴色差会档案馆寻找遗失的历史。这一次历程，让王艳霞“欣喜若狂”：从巴色差会成立以来的所有年报到遍布世界各地的4500名传教士档案，从巴色差会在各个地区的传教、办学记录到传教士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教材，都保存完善，码放整齐。

　　时隔百余年，在档案馆里，一份《梅县黄塘乐育女学校简章》仍然可以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当年虔贞女校的办学规则：“宗旨：以基督之道德近代科学养成女子为完善之国民；资格：凡身家清白具端方之品行、有妥靠之保证、无传染病者均准一体入学”，而更大的利好是女子入学免费。有评价称，“这是将女子的入学资格和求学全力提升到几乎与男性等同的位置，而将‘完善之国民’用于评价女性，亦是超越时代的独创之举”。

　　传道

　　教授地理音乐 提倡男女平等

　　“在瑞士，我最想知道的是当年孩子们所学的内容，老课本一直是我最迫切希望找到的重要史料。”令王艳霞惊喜的是，档案馆里有满满三个架子的中文教材。

　　就客家地区教会学校使用的教材来说，档案馆馆藏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当年全国通用的国民教材和清朝时期的教材，这一部分收录得十分齐全，有学生使用的课本和老师使用的教科书，国文、算术、地理、音乐均有收录。二是巴色差会变音的宗教读本，多以客家话写作，有适合各种程度学生阅读的读本，甚至有专门为女生编写的《女徒镜》。其序言如是写道：“中国重男轻女成为风俗，相传好久，多人话，女子无才便是德，殊不知上帝造倒男女成为一体，唔止赐到灵魂才赐弊男人，也赐弊女人”。这样的句子，从宗教、神学上阐释了“男女平等”的含义。

　　王艳霞说：“《女徒镜》中男女平等、女性素质决定民族未来等阐述，在今天看来仍有进步意义。”在一份纸迹微黄的“乐育初等女学校课程”上，宗教、修身、国文、习字、算学、女工、唱音、体操等多个科目在列。在巴色差会的教会教学系统中，还有专业人士精心编写的教材，被划分为“旧约事实”、“修身教科书”、“国文教科书”、“通常之裁缝法”等分支选项。

　　在王艳霞从瑞士带回来的老照片上，传教士们和孩子们唱歌、做游戏的场景时有出现。

　　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其他村子仍在私塾里苦念四书五经的孩子们羡慕不已。虔贞学子吴英俊入读时，虽然不是瑞士传教士们亲授，但课程设置和教学思路仍然遗留着当年的风格。“那时虔贞还是教会学校。学校有国文、科学等课程。学校也有宗教课，但我们听不懂。老师们教我们言行举止，不准讲粗话打架，要爱卫生，他们带着我们唱歌跳舞，我觉得很温馨很快乐。”回顾起虔贞岁月，吴英俊甚至还给记者唱了一首当年学会的歌曲。

　　后来，吴英俊成为龙华中学的一名教师，任教38年于2002年退休。“我非常崇拜我的母校，它的课程开设非常有实用性，对学生素质提升极大，比如我们要写书信应用文了，就有专门的‘册读’课；有报纸之后，我们开设‘读报’课，让学生关心时事；还有‘劳作’课，老师们带领学生就地取材，学做筷子、肥皂，我的同学们没有不喜欢上学读书的”。

　　创举

　　编译《客话辞典》 传播现代教育

　　在巴色差会的课本资料中，最让人感叹的是第三类课本，那是巴色差会编印的客家话国民教材。王艳霞认为，“这是让人十分钦佩的做法，将全国统一的国民教材（普通话）翻译成适合客家地区使用的客话版本，这即便在现代教育中也不多见，可见当年这些传教士是本着尊重当地文化的理念来进行传教和授课的”。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金发碧眼的瑞士人如何为浪口村的孩童们用客家话授课，事实上，当年也有很多传教士不太相信，在做决定时还曾有过争论。

　　王艳霞在档案馆里发现了关于此事的记录。“有一些传教士认为应该用德语，但另外一些人觉得应该尊重当地的语言和文化，而让传教士们学习客家话，并将课本也翻译成客家话，争吵以后者取胜而告终”。

　　在所有的中文教材中，由瑞士人韩山明主持编写、黎力基完善的《客话辞典》让王艳霞印象深刻。这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客家话辞典之一，整本词典均为手写，一列是以音序排列的小楷汉字，一栏是对应的客语发音，最后一栏是德语释义，正本词典装帧完整、字迹娟秀工整，堪称艺术品。

　　“在那样的年代，编纂一本这样的词典，对于母语非汉语的传教士而言，要花去多少心血和时间，而又有多少传教士通过它掌握了一门新的语言，得以把西方文明传入客家地区，从而开启无数蒙昧的心智，这让我不由得对他们心生敬意”。

　　影响

　　浪口重视教育 远超周边村庄

　　“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学客家话”。年近七旬的吴英俊至今仍记得入读虔贞学校第一堂课所学的内容。

　　他说，随着战乱，传教士老师们撤离浪口，学校办学经费困难，学生需要分年级以谷子抵学费。“一学期60公斤谷子，今天算来还是很低的学费。而且学校有很多奖励制度，比如考到年级前三名可以不交学费、成绩好可以跳级等”。

　　他记得母校的学风极严，影响力也极大。“外面人都以到虔贞学校读书为荣。虔贞学校的毕业生升学到外面的学校，凭毕业证就可免考”。

　　他也记得因为有这所学校，浪口人对教育和文化的重视远超周围的村子，“这个村的男人没有文盲”。

　　在走访中，王艳霞观察到，迄今为止，在这所学校上过学的老人不仅会说一些英语单词，还保留着打篮球、做体操等生活习惯。“而从历史上看，浪口村的村民整体素质要高于临近几个村。这也是这座学校对这片土壤的滋养吧”。

　　“修复、活化虔贞”的念头在王艳霞心里滋生。在瑞士，她说服资料馆馆长Thomas授权她使用图片和史料，让它鲜活的呈现在浪口人甚至中国人面前。

　　回国之后，她在深圳大乾艺术中心举办了“百年虔贞女校历史发现”的首展。展览以时间为主线，展示虔贞女校的“前世今生”，多角度诠释西方文明影响下的中国近代教育与客家文化发展进程。虔贞女校的许多校友都前来捧场，其中不乏一些七旬老人。

　　“一个村有现代化开明的一所学校实为一件幸事！”参观完展览，黄小姐感叹。

　　与此同时，对于虔贞学校的利用性修复工作也开始进行。王艳霞介绍：“修复后的女校旧址将一部分作为博物馆，展示从瑞士带回来的各种资料图片，以及广东其他地区100多所教会学校的历史和资料。另外一部分将退还社区和教会，用作可供居民活动、教育和交流的公共空间，我们会跟一些公益组织和社会机构合作，开展教育及体验课程，恢复虔贞女校开办教育、传授文化的启蒙初衷”。

　　■故事

　　帮村民躲过轰炸

　　收养双胞胎女婴

　　战火中守护浪口的“吉姑娘”

　　最让浪口人心生敬意的，是被亲切称之为“吉姑娘”的瑞士籍女传教士吉惠民姑娘（H.Gmunder）。在浪口老辈人的口述中，吉姑娘曾在日本人轰炸浪口时，将全村人藏到学校的课桌下，并在楼顶上拉起了瑞士国旗，以此逃过一劫。此外，吉姑娘还收养了一对失去母亲的浪口双胞胎女婴。

　　王艳霞在瑞士为这些流传至今的故事找到了凭证。在吉姑娘的档案里，关于她的出生、就学、派遣到中国、返回瑞士就医、死亡等各种证明材料保存完好。在她与巴色差会往来的信件中，详细描述了二战期间她作为李朗、浪口一带教会派出的唯一一位欧洲人，是如何陪伴战乱中的中国人度过艰难时期。“我已经有6个星期没有收到来信了。日本人包围着我们，到处都有生命危险……逃难时到处可见中弹死去的农民，我帮助村人埋葬了这些人的尸体……日本人来轰炸，土匪趁乱来抢粮食……这里许多人需要帮助，作为目前在这里唯一的欧洲人，我成了村民信赖的人，我无法离开这里，也不能离开。”吉姑娘1940在致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她那细腻的情感、坚韧的信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和疾病缠身的岁月里，显得尤其高贵和光彩夺目。”王艳霞感叹。

　　在“虔贞女校百年历史发现”的展出中，一张吉姑娘抱着两个婴儿的照片引人驻足。照片上瘦小的吉姑娘梳着整齐的头发，面带笑容、眼神坚定，两个长相极为相似的孩子则分坐在吉姑娘的腿上露出快乐的笑容。吉姑娘给两个孩子分别取名“恩福”、“恩爱”，她希望两个女孩平安喜乐。

　　策划/统筹：吕冰冰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苏妮

　　（原标题：百年虔贞女校背后的深圳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