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又名《前汉书》，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东汉班固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列传”为“传”，改“本纪”为“纪”，无“世家”。全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记载了上自西汉汉高帝元年（前202年），下至新朝地皇四年（23年），共230年历史。《汉书》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纪史方式自《汉书》以后，都仿照其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自班彪起即以著《汉书》为己任，经过二十余年努力，班固完成了《汉书》的主要部分。汉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随从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命班昭（曹大家）入东观藏书阁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故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完成，历时四十多年。汉书注疏中，最著名者有唐颜师古注、清王先谦补注。

班彪鉴于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止于武帝太初时间，太初以后便阙而不录。后扬雄、刘歆等虽为缀续，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继《史记》，班彪乃发愤继续前史，终作成“后传”（列传）六十五篇。同时班固以班彪所续前史未详，因“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究，欲就其业”，遂本其父所作，潜精研究，续成其书，踵继先人之业。

班固亦有歌颂汉朝功德之意。《汉书叙传》中，班固曾述其撰书之旨谓：“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知班固撰《汉书》以颂汉朝之功德。

《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记载，上起刘邦被封为汉王元年（西元前206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西元23年），以西汉一朝为主，同时亦囊括了四年楚汉之争，十五年王莽改制，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共八十余万言。至唐代颜师古以《汉书》卷帙繁重，便将篇幅较长者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一百二十卷。《汉书》中所载汉武帝以前之纪、传，多用《史记》旧文，武帝以后之史事，则为新撰。汉书虽沿用史记旧文，却补充了大量新的资料，并非完全抄袭。如纪，大量增补了当时的诏令等文献，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汉书》中的“纪”共十二篇，是从汉高帝至平帝的编年大事记。虽写法与《史记》略同，但不称本纪，如《高帝纪》、《武帝纪》及《平帝纪》等。由于《汉书》始记汉高祖立国元年，故将本在《史记》本纪中的人物如项羽等，改置入传中；又由东汉不承认王莽之政权，故将王莽置于传中，贬于传末。

《汉书》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记》旧表而新增汉武帝以后之沿革。前六篇的记载包括汉初同姓诸侯之《诸侯王表》，异姓诸王之《异姓诸侯王表》，高祖至成帝之《功臣年表》等，藉记录统治阶层来达到尊汉的目的。后二篇为《汉书》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其中《古今人表》一门，班固把历史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分为四类九等，表列出来；《百官公卿表》则详细介绍了秦汉之官制。

《汉书》中的“志”共分十篇，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兴废治革。由于《汉书》已用“书”为大题，为免混淆，故改“书”为“志”。

《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并《史记》的“礼书”、“乐书”为“礼乐志”，“律书”、“历书”为“律历志”；改“天官书”为“天文志”，“封禅书”为“郊祀志”，“河渠书”为“沟洫志”，“平准书”为“食货志”。又新增刑法、五行、艺文、地理四志。其中如《地理志》详述战国、秦、汉之领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及高门大族与帝王之奢靡等。《五行志》集有关五行灾异之说而编成。但从另一角度看，却保存了大量的自然史资料。《天文志》则保存上古至哀帝元寿年间大量有关星运、日月蚀等天文资料。《刑法志》则概述上古至汉之刑法及点出文、景用刑之重，更指出武帝进用酷吏而导致之恶果。《食货志》则详述上古至汉代之经济发展。《沟洫志》则言上古至汉之水利工程，并言治河之策。各志内容多贯通古今，而不专叙假述西汉一代事迹。

至于《汉书》中的“列传”共七十篇，仍依《史记》之法，以公卿将相为列传，亦以时代之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后以乱臣贼子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至于传的篇名，除诸侯王传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标题。《汉书》列传于文学之士的传中，多载其人有关学术、政治的文字，如《贾谊传》载《治安策》；《公孙弘传》载《贤良策》等，此皆《史记》没有收录的。而列传中的类传有《儒林》、《循吏》、《游侠》、《酷吏》等，此外又新增《外戚列传》、《皇后列传》、《宗室列传》，此亦为《史记》所没有的。在四裔方面，有《匈奴》、《西南夷两粤朝鲜》、《西域》等三传。“列传”最后一篇是《叙传》，述其写作动机、编纂、凡例等。又“列传”各篇后均附以“赞”，说明作者对人或事的批评或见解。“列传”以记载西汉一代为主。“列传”各篇后均附以“赞”，即仿《史记》篇末“太史公曰”的体例。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作“叙传”，述其写作动机、编纂、凡例等。

《汉书》开创了断代为书的先河，体例亦为后世所本。盖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评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较合著者之心理，因前朝已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另外，《汉书》亦继承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之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

此外，《汉书》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汉书》十“志”，《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叙述了秦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郊祀》、《刑法》三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五行》、《天文》和《律历》三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

同时，班固也开创了目录学，《艺文志》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

再言，《汉书》确立了书志体。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如唐代杜佑《通典》。

另一方面，《汉书》也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西汉一代有价值的文章，《汉书》几乎搜罗殆尽[1]。它既袭用《史记》的资料，又新增了不少史料，在收录人物的同时，多引述其政治、经济策论，如《贾谊传》收入《治安策》、《晁错传》收入《言兵事书》等。同时，也为史事拾遗补缺，如《萧何传》增补了“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的史事。

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自东汉服虔、应劭注《汉书》以来，唐朝颜师古、清朝王先谦双峰并峙，乃《汉书》注家中之巨擘。颜师古在《汉书叙例》列出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有学者指出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2]

后世学者对《史记》、《汉书》的评价大异，或褒《史记》贬《汉书》，或褒《汉书》贬《史记》。唐朝以前比较重视《汉书》，宋朝以后较看重《史记》。朱熹将所藏《汉书》44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读”。

晋人张辅论班固、司马迁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3]

郑樵对于《汉书》有过批评的激烈，他认为班固写史“断汉为代”，缺乏会通，使古今的联系中断，“……自《春秋》之后，唯《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迁之门户自此衰矣。”（《通志》总序）。[4]

另外郑樵《通志》里还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4]因为班固写过《两都赋》、《幽通赋》的文章，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又说“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通志》总序），已近乎人身攻击，有失学者风度。

清人章学诚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