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涂鸦最初出现于1960年代末的纽约市，这与当时美国城市种族问题突出、社会不平等、社会空间分割严重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1970年代后，涂鸦迅速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城市迅速涌现，并广泛与政治、社会、经济、艺术等诸多领域密切联系，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城市文化现象。涂鸦之所以引起学者的关注，不仅在于其显著的视觉化特征，展现城市社会中正出现的各类问题，更因其隐含着种种社会信息、价值认同、利益关系、矛盾冲突、权利表达等，成为争夺话语、权威、空间、资源、权力的重要媒介。与此同时，涂鸦还随城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自其诞生以来，在概念、类型、表现形式、空间分布、参与主体等方面均出现了极为显著的改变，利益主体对涂鸦态度也呈现出重大转变：逐渐从“传染病”（epidemic）的负面认知转变为文创元素，对涂鸦的政策也逐渐从绝对禁止转变为区别对待甚至精心引导。目前涂鸦已高度融于城市的产业经济、品牌形象、艺术设计之中。可见，涂鸦既是城市发展的一面镜子，也在城市发展中不断演变，这对深刻、综合、全面地理解城市发展，意义显著。此外，涂鸦广泛分布于街头巷尾，贴近个体化的涂鸦者或市民的生活行为，是典型的城市文化生活的微景观，代表着城市日常生活层面的社会场景。

当前涂鸦在我国城市中日渐增多，并日益成为重要的视觉文化元素。然而，国内对涂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艺术/景观设计、美术、传媒、文化研究等领域[1-4]，基于地理学角度的研究相对较少[5]。此外，国内城市的发展环境不同于国外，对国内城市涂鸦的关注有助于深化涂鸦研究的内涵与理论。鉴于此，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分析了国外城市涂鸦主要领域的研究进展，从研究内容、学科、方法与数据、理论基础等方面进行述评与展望，并提出我国城市涂鸦研究对于丰富国际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我国城市涂鸦未来研究的方向。

本文基础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首先以“标题=（graffit*）”，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初步检索到509篇文献。为提高数据的有效性与准确性，本文对文献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文献类型选择particle、proceedings paper和review，将研究方向精简为人类学、建筑学、艺术、刑事犯罪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城市研究等人文社科领域，语种为英语，除去历史性涂鸦的文献（如岩石涂鸦），选择1960年代以来迅速出现于城市（镇）的涂鸦，并剔除了与研究主题不相关文献和少量中国学者的文献。其次，分别以“标题=（tag）”、“标题=（piece）”、“标题=（street art）”、“标题=（visual art）”，“主题=（urban or city or street or town）”，搜集与涂鸦关联性较高的文章。最后得到230篇文献。需说明的是，这230篇文献主要用于文献计量分析，而研究进展部分是在此文献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了部分未被核心合集收录的期刊①、学位论文以及专著等。在研究方法上，鉴于Cite Space软件在可视化表达与分析、追踪前沿、构建科学知识图谱、研究聚类等方面的显著优势，故以此为主进行文献计量与统计分析。

1980—1997年，城市涂鸦的文献仅有3篇，1997年以后文献数量总体上呈逐年增加态势（图 1），这表明涂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论文主要发表在《文化遗产》（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澳大利亚考古学》（Australian Archaeology）、《空间与文化》（Space and Culture）、《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Int. J. Urban Reg. Res.）、《犯罪媒体文化》（Crime Media Culture）等期刊（图 2）。关注的领域较多，从当前引用率最高的10篇文献来看，主要涉及了违法犯罪、城市权利、种族问题、市政管理、公共空间、商业发展、后涂鸦、城市设计等核心内容（表 1）。研究区域上，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主，发文量前10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70篇）、英国（32篇）、澳大利亚（28篇）、瑞典（11篇）、意大利（10篇）、德国（8篇）、西班牙（7篇）、加拿大（5篇）、葡萄牙（5篇）、新西兰（4篇），占文献总量的78.26%。

依托Cite Space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首先，通过关键词分析研究热点（图 3），每一个关键词都代表一个节点，节点色彩越偏向暖色表示对应的关键词在近年受到关注越多，可见城市涂鸦研究主要集中于2000年以后；节点越大，即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由于文献是以“涂鸦”进行检索的，因此“涂鸦”的节点最大，紧邻其后的热点词有“城市”、“犯罪”、“空间”、“身份”等，其中与“城市”联系密切的有“政治”、“壁画”、“街头艺术”，与“犯罪”联系密切的有“破窗理论”、“无序”、“青年”、“城市涂鸦”、“旧金山”，与“空间”联系密切的有“墙”、“文化”、“话语”，与“身份”关联的有“青年文化”、“空间”等。

此外，每个节点的粉色圈代表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不难发现，“城市”、“犯罪”、“空间”等节点是当前城市涂鸦研究的重要媒介，连接着其他节点。

通过对关键词的年度变化分析，可发现：1980—2005年，涂鸦研究热点是涂鸦是否为艺术（或犯罪），以及涂鸦的符号性和身份表征，核心关键词有“犯罪”、“艺术”、“行为”、“城市”、“身份”等，这一时期研究范围较为有限。2005以后，涂鸦研究热点迅速拓宽，出现了“政治”、“空间”、“展演”、“文化遗产”、“意义”、“公共空间”、“嘻哈”、“街头艺术”、“景观”等核心关键词，表明涂鸦研究越来越综合，学者对涂鸦的认知也逐渐全面（图 4）。

通过对学科领域的热点分析，当前研究城市涂鸦的主要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有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艺术学、社会学、犯罪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图 5），其中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对城市涂鸦关注较早，因此引用率较高；其后，地理学、社会学、犯罪学等学科开始涉入。值得注意的是，较早涉入学科的中介中心性与较晚涉入学科相比总体偏低，这说明随着越来越多学科的介入，学科间的关系已发生了变化，较晚涉入学科开始成为新时期学科之间联系的重要载体。通过学科间的联系可发现考古学与人类学、地质学、地球科学、艺术学之间存在紧密的引用与被引用关系，进而构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学科群，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相对处于均衡的发展局面，仅围绕每一学科形成了较小的学科集群。

根据国外城市涂鸦研究的总体分析和对其未来发展态势的研判，重点分析5个领域的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研究的城市涂鸦一般为当代城市中迅速涌现且为城市官方所重视的涂鸦，不包括历史性涂鸦[6]。城市涂鸦即“在建筑物、构筑物、固定装置等任何永久性或临时性地标记、蚀刻、划痕、绘制或绘画的铭文、字句、图案、标记或设计”[6-8]，按照表现形式有标贴涂鸦（tag）、模板涂鸦（stencil）、投掷涂鸦（throw-up）、大作涂鸦（piece）等类型[9, 10]，按内容分为独白式涂鸦和对话式涂鸦[11]。新近，在商业发展的推动下又出现“后现代涂鸦”和“新涂鸦”等变体[12, 13]。事实上，涂鸦通常是很难界定的，主要因为涂鸦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现象，在艺术与犯罪、公共表达与私人表达、临时出现与永久存留、纯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等之间往往难以明确界定[14]，而是一种与很多活动（如艺术设计、犯罪活动、政治活动、市场活动）没办法完全分离的“间隙活动”（interstitial practice）[15]。

涂鸦的这些特性使其具有文本揭示、沟通交流、种群认同、身份构建、权利表达等多种功能。①文本揭示方面，涂鸦包含深刻的社会、心理、文化与政治经济等信息[16, 17]，为我们洞悉社会的隐藏面提供了一个生动且直白的视角[18]。②沟通交流方面，涂鸦创建了一种有价值的交流模式[19]，反映了诸多被排斥在主流社会、政治、文化之外的人的观点、希望、恐惧和需求[20]，也因此是对主流霸权话语与权威的挑战[21, 22]。③种群/社会认同方面，涂鸦尤其帮派涂鸦作为内部成员间的秘密语言，可表达种群身份，体现特定时期、区域种群生活与文化，因此涂鸦属于一种典型的亚文化[23]。④身份构建方面，涂鸦是一种重要的自我文本叙述，是自我身份的宣言和匿名形式的自我存在证明[24]，有助于边缘化群体宣泄其察觉的不公正感，可构建男子气概[25, 26]，也有助于市民自由表达观点、思想的身份实践发展[27]。⑤权力表达方面，涂鸦是城市居民以一种逃脱霸权话语的方式想象他们日常生活与城市的权利[28, 29]和民主参与的新机制[30]，为此涂鸦也被称为“权力代理”（agent of power）[29]。

涂鸦是结构性社会因素整体流露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与产物[31]。在国外，涂鸦诞生的城市环境主要分为四类：①政治环境。基于政治、军事活动、冲突与矛盾，涂鸦充当着政治表达的重要媒体，罗马尼亚工人和农民的涂鸦是他们表达革命态度的一种手段[32]，埃及开罗解放广场的涂鸦揭示了反对者与军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33]，塞内加尔的涂鸦体现了政治与宗教生活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34]，泰国曼谷的涂鸦是反君主立宪制的重要媒介[35]，此外，还有以色列、德黑兰、布宜诺斯艾利斯、北爱尔兰等城市或地区的涂鸦同样揭示了此种背景[36-38, 18]。②种族问题、经济衰退、社会不公平。这是1970年代到1990年代城市涂鸦迅速涌现的背景环境，此时涂鸦力求反映城市正面临的各类社会经济问题。在美国，涂鸦多伴随着种族隔离、阶层不平等、贫困人群边缘化、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19, 31]；在希腊，涂鸦的出现是作为对经济危机、经济萧条、社会动乱不安的一种创造性的、趣味性的响应[39, 40]。③空间不平等与回归公共性。在自由主义主导下，城市企业主义、商业主义主导着城市建设与发展，较多低收入者被赶出主城区以发展商业和进行资本积累，城市公共空间迅速私有化、商品化和被管制[19, 41]，社会空间分割现象尤为严重。在此背景下，具有“无政府状态”的涂鸦成为反对、抵制城市空间此种变化的有力工具[42]。这也引发了关于空间公正的反思，如公共空间应该为何而用？谁是公共空间的合法成员[43]？因此如何从公共空间中夺回“公共性”成为涂鸦抵抗的核心任务[44]。④全球化响应。新时期为应对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响应，涂鸦成为城市视觉化和进行空间干预的重要措施[45]，以此作为对全球化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响应。

涂鸦作为一种街头文化，在街头层面具有特定的表达模式，主要体现在涂鸦的主体、类型、主题、时空特征等方面。①涂鸦主体。涂鸦者不同于壁画师和街头艺术家[18, 46]，性别以男性为主，年龄集中于10—45岁，职业涵括学生、公司职员、教师、艺术家、专业制图者、政治积极分子、无业者等[6, 47]，动机有获取名气、认知、尊重、自由、或表达批判、反对、拒绝等[18, 45, 48-50]，组织形式有帮派、组织、公司和个体等，家庭收入上包括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51]。②涂鸦类型与主题。政治性涂鸦的主题包括劳工状况、自由、政治权力、无家可归、失业、宗教思想、公民权利[39]，帮派涂鸦的主题主要关于帮派斗争、领地争夺；存在性涂鸦（existential graffiti）的主题包括性、种族、爱情、宗教、幽默、自我等。监狱、厕所、浴室等特殊场所的涂鸦，其主题范围较广但更为隐秘和私人化，如性、权力、暴力、辱骂、关系构建等[52-54]。③涂鸦时空特征。最初涂鸦诞生于1960年代末的纽约，主要分布于铁路沿线、地铁、高速公路沿线；1970年代末，开始在世界范围迅速涌现，并逐渐转移到衰败的内城区[55-57]，涂鸦在内城街道的具体位置与涂鸦类型、空间特性、居住人口类别比例、监管监控力度等多种因素有关[6, 58-61]。此外，城郊、国境等边界地区由于监管较弱、远离主流区域或受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往往是涂鸦集中分布的地区[62-64]。

涂鸦的空间构建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①物理层面，涂鸦是一种空间主张的方式和“领地化实践”（territorialized practice）[65-67]，可见涂鸦本身就有构建空间的本性，尽管未经授权或非法，甚至移除涂鸦也成了一种领地化的实践与象征。Halsey认为移除涂鸦是一个再侵占空间的方式，既从涂鸦者手中夺回了空间，也将空间还原到一个得体的状态[6]。涂鸦还被视为一种城市设计手段[68]，装扮城市街景、地景，创造共享的、公共的、民主的视觉空间[19]。②社会层面，涂鸦带来的创造性图景还会加剧绅士化进程，间接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55]。③文化或精神层面，涂鸦如同文化艺术一般可唤醒城市所忘记或忽略的空间[69]，重塑公共生活的视觉景观和象征性编码，还可凭借其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成为一种地方垄断形式，为城市区域增添价值，将废弃的地区转变为“名誉之墙”[58]，进而不断将空间转变为地方[70]。甚至还有学者直指涂鸦即便作为非法的、未经授权的艺术形式，也仍是吸引而非排斥投资者的符号[71]，也仍然可将冷漠的、麻木的地方变为活泼的充满差异的空间。因此，涂鸦重新发掘了被遗忘的城市空间，并重塑其空间意义，实现了对地方的意义构建。

涂鸦扩散初期正值新自由主义盛行，西方城市的政治、企业、商业精英以及新闻媒体等缔结成“增长联盟”，重构城市以服务资本积累的需求，尤其强调商业社区的建立和公共空间私有化[19]。新自由主义认为涂鸦损害私有财产，导致商业迁移、失业、居民撤离、地产价值下降、税收基础受损等严重的经济后果[72]，于是将涂鸦等同于污染、无序、混乱、犯罪、暴力、淫秽、恐惧、疾病、损害社会福利、贫民窟和野蛮人的产物等[20, 73, 74]，并归入“破窗理论”[56, 75-77]，成为反涂鸦和争取商业精英、公众支持的政治依据[78, 79]。在政策上，新自由主义坚持“零容忍”（zero tolerance）的立场，断言“涂鸦只有不再是自己时才被允许存在”[69]，因此纷纷成立反涂鸦的政府监管组织，制订反涂鸦的刑事法律和市政管理策略，采取“新军事城市主义”（new military urbanism）对策，如动用军犬、栅栏、篱笆、刀片刺网、监控、情报等[6, 18, 80]，清除了大量城市涂鸦，其中包括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美国5 Pointz涂鸦建筑[81]。然而，涂鸦者和部分市民则将涂鸦视为自己的城市权利，不断借其向主流与权威发起挑战，也因此变得更加组织化、政治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城市形成了对立。“零容忍”政策终因无效、成本高昂和诸多负面效应[20, 82]，很快陷入破产。

鉴于此，新自由主义城市开始调整其认知逻辑，不再将涂鸦等同于犯罪，而是采取了区分、改造、引导等对策，即通过合法涂鸦项目、涂鸦艺术化引导与商业化利用、涂鸦的地方营销等实现涂鸦合法化（legalization），这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管治方式的变化：①合法涂鸦项目，又称为“免费墙”或“涂鸦墙”。其政策依据为“作为涂鸦控制的涂鸦”（graffiti as graffiti prevention），即城市政府为表达、创造和市民身份构建批准可供涂鸦的合法空间，以此降低在城市其他地方的涂鸦行为[83, 84]。在纽约，合法性涂鸦还常出现于一些小公司的外墙、大工厂的墙上、学校院落的墙上，有时候也在篷货车和卡车上[47]。②涂鸦艺术化引导与商业化利用，即公共机构、商业公司或艺术经纪人不断通过雇佣、聘用、赞助、财政奖励等方式，商品化这种亚文化的表达，合并这些涂鸦的“叛乱分子”，并引导涂鸦者朝着文化艺术、商业、广告业、创意产业等认可的方向发展[28, 47, 67, 85]，如纽约市1983年的画廊展览、洛杉矶1994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甚至连英国涂鸦大师Banksy也成立公司从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12]。如此，涂鸦逐渐从街头搬到私人的画廊、收藏中心、博物馆、商业公司和广告公司。③涂鸦的地方营销，即涂鸦被新自由主义重新解读为“生产性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创意产业新的象征资本的重要源泉”、“地方身份协商的文化抓手”、“非物质遗产”[55, 86-88]，在全球视觉语言和城市形象同质的巨大压力背景下，用来进行地方营销，如墨尔本市旅游当局利用涂满涂鸦的巷道进行国际营销，洛杉矶依靠涂鸦成为“世界壁画之都”[89]。在系列对策引导下，涂鸦者越来越职业化，涂鸦日渐合法化，并日渐融入到艺术展览、商品发展、广告宣传、主流时尚、遗产旅游、城市设计、地产发展等领域（图 6）。

通过对发表于地理期刊上文章的梳理（表 2），不难发现地理学对涂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涂鸦的时空分析、涂鸦与社会交流、涂鸦与权力表达三个方面。①涂鸦的时空分析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对涂鸦发生地点的统计分析[60]、涂鸦与犯罪、暴力伤害等事件的关联性分析[61, 75, 79]。②涂鸦与社会交流方面，涂鸦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传递着某种信息[53]，清除涂鸦则可中断沟通进而可实现某种共识[43]。③涂鸦与权力表达方面，认为涂鸦是一种领地、空间的标记，通常成为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声称主权的媒介[63, 66]，甚至是一种市民参与城市空间发展的权力[89, 90]。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到了城市政府的涂鸦治理、涂鸦景观的演变、涂鸦与后现代艺术形式等领域[20, 91, 92]。

国外在涂鸦内涵、特征、功能、背景、动力、政策等方面已做了大量研究，为社会问题的表达与辨识、日常生活的权力维护、公共空间的公平正义、城市的美化与设计等核心议题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但仍有一些内容有待完善：①现有研究以微尺度零散的涂鸦为例，聚焦于涂鸦的类型、样式、风格、内容、语言、主体等涂鸦本体的内容，这有助于细微全面探究涂鸦，但同时又容易过于细致而不利于从整体、宏观的角度透视涂鸦，如关于涂鸦与城市转型、发展的议题研究相对不够；②现有研究揭示出涂鸦具有独特的空间构建能力，但较少深入到涂鸦是如何构建城市空间的，通过怎样的方式、机制与过程，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对于通过涂鸦来组织、集聚某些资源促进城市空间开发具有重要意义；③现有研究更关注涂鸦背后的社会、政治、宗教等问题，随着涂鸦与经济的不断融合，未来研究将会更加凸显涂鸦驱动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商业的研究，如在目前我国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中，涂鸦已成为极为重要的创意元素；④因为涂鸦存留时间的短暂性，现有研究主要以某一时间节点为主，随着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未来研究将会出现多个时间节点的对比研究，更加全面、综合的反映城市涂鸦的变化与发展。

目前研究城市涂鸦的人文社会科学众多，涵括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规划设计、犯罪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基于不同视角和实证案例对城市涂鸦进行了深入研究（图 7），如考古学重在发现某特定时期的涂鸦现象，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经常融合，关注涂鸦的诞生过程、涂鸦中的性别、民族、身份构建与社会认同等问题；犯罪学与心理学融合研究涂鸦动机，社会学与文化研究融合探究涂鸦的亚文化特征；地理学关注涂鸦的地理时空格局、社会沟通、权力表达等。

尽管如此，目前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仍较为有限，尤其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核心学科之间的联系仍有待加强。涂鸦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需要借助多学科的融合进一步增强涂鸦的集成研究。就地理学而言，虽已成为当前涂鸦研究的重要学科之一，但地理学的传统特色并没有较好地体现出来，如涂鸦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现象是如何进行文化扩散或文化迁移的？不同种族、群体、区域、时期的涂鸦具有怎样的差异？涂鸦是如何将空间转变为地方，又是如何改变地方的结构与功能的？涂鸦的地方感知、文化认同与身份构建是怎样的？涂鸦作为视觉景观是如何演变发展的？涂鸦是如何被利益相关主体整合到地方发展之中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涂鸦文化地理学、涂鸦种群地理学、涂鸦景观地理学、涂鸦行为地理学等的内涵。

目前，关于城市涂鸦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民族志法（ethnographic methods）和文本分析法（text analysis）。前者即前往涂鸦地通过参与式观察、拍照、问卷、访谈等多种手段收集涂鸦相关的素材与资料；后者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官方（如警察局、市议会、公共工程部等）提供的涂鸦报道数据或涂鸦清除数据，或根据政府的红头文件、政府报告、内部备忘录、出版刊物、报纸新闻等。获取数据后，再借助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或GIS空间分析进行数据处理。其中，话语分析主要针对访谈内容进行深入挖掘，以提取出涂鸦者或普通市民的某种情感、态度和意见；GIS空间分析则依托GIS核密度、聚类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回归分析等功能分析涂鸦的时空分布、集聚度、空间影响因子等。事实上，当前关于城市涂鸦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仅占很小比例，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涂鸦数据难以保存。1990年代之前，不少城市政府对于涂鸦持“零容忍”态度，涂鸦一经发现即刻被清除，导致研究素材极为有限，且只能针对涂鸦出现这一瞬时进行研究分析。1990年代后，部分涂鸦因合法后大大延长了存留时间，部分未经授权的涂鸦则借助网络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实现了数据的长久保存，一些专门的网络社区保存大量的涂鸦信息。不难推测，未来涂鸦研究在数据获取方面的困境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不同时间节点和不同区域的对比研究将得以开展，定性研究将会更加深入，定量研究的比例也将会明显增加。

理论基础是科学问题研究的基本平台与框架，目前用于支撑城市涂鸦研究的相关理论主要根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背景与环境，如特有的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政治制度、郊区化、绅士化等问题，形成了以新自由主义、破窗理论、公共领域、领地性、城市权利、地方性等为代表的解释性理论。基于这些理论，学者们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城市涂鸦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具有的政治与日常生活维度、所体现的权力博弈与过程、所面临的城市政策与管治，以及正发生的转变与改造（表 3）。事实上，涂鸦不仅存在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出现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与制度环境必将使得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涂鸦不尽相同，因此需要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寻找新的解释性或支撑性的理论，或至少需要对西方国家的理论基础进行本土化改造，如新自由主义理论很难解释亚洲城市涂鸦现象。未来，发展中国家城市涂鸦研究应在本土实践的基础上，至少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理论基础或形成新的理论：①涂鸦是特定环境的产物，这种环境主要由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要素所构建，需要深入认识涂鸦与地方环境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应从地方环境的角度为涂鸦诞生寻找本土缘由或动力；②涂鸦是一种地方性文化现象，这种现象诞生于丰富且独特的城市日常生活实践，需要厘清涂鸦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其自身在时空维度上所具有的内在特征与规律；③不同区域的涂鸦具有不同的功能、意义并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即便欧美国家或城市内部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因此既需要知晓涂鸦的地方化功能和影响，也需要通过不同区域、国家的对比明确差异产生的深层机理；④涂鸦是涂鸦者的行为实践，涂鸦者是由特定社会所构建，因此需要探究解释本土的涂鸦者行为模式。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城市涂鸦研究内涵，并构建特定背景、特定区域下的城市涂鸦理论框架体系。

当前城市涂鸦已成为城市生活、城市景观、产业经济、文化形象等的重要构成，其多样的社会功能、饱受争议的社会地位以及显著的视觉化特征吸引了诸多国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通过文献计量分析，重点关注了涂鸦内涵、涂鸦与城市环境、涂鸦的街头表达、涂鸦与空间构建、涂鸦与城市响应等主要领域的研究进展，也对国外城市涂鸦的内容、学科、方法与数据和理论基础进行了述评与展望。在我国，城市涂鸦在老城区、历史风貌区、文化创意产业园、艺术村、艺术院校、道路沿线的围墙等都有一定的分布，时常引起社会与媒体的关注，而学界对其研究则较少，且主要集中于社会学、美术、艺术设计等少数领域。国外研究为我国今后的涂鸦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与思考，同时我国涂鸦研究发展也将会丰富国际涂鸦研究内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我国城市涂鸦诞生的背景环境有别于国外，我国城市涂鸦最初诞生于1990年代，其出现并非源于种族、宗教、政治或不平等的问题，而是与我国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紧密相关，尤其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文化艺术正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被纳入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同背景下所产生的涂鸦将会呈现出显著差别，需要深入挖掘分析我国城市涂鸦所具有的本土化的一面。

（2）我国城市涂鸦者群体（性别、年龄、职业等）与国外也具有一定差异，如职业方面我国主要以学生、专业的涂鸦或设计公司、文化艺术工作者为主，至于为何会出现此种差异需要深入研究；我国城市涂鸦者受到的涂鸦限制不局限于政策层面的监管、处罚等，还有文化、经济等层面的束缚；此外，我国城市涂鸦的主要动机并非因社会不平等、失业或经济不景气而批判、反对或拒绝，而是更加多样、复杂，如既有个人层面的获取名气、认知、尊重，也有城市层面的城市记忆保存、城市景观美化等。

（3）背景环境和涂鸦群体的差异，必然导致我国城市涂鸦在类型、风格、功能、意义等方面将不同于国外，如我国城市涂鸦显然缺少政治性涂鸦和帮派涂鸦；在空间分布上也没有像国外经历从铁路沿线、地铁、高速公路沿线再转移到旧城区，从一开始就主要位于旧城区；我国城市涂鸦与犯罪、暴力事件之间也不像国外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我国城市涂鸦与迅速发展的文创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好的融合性，涂鸦对地方的构建正逐渐显现。

总之，我国城市涂鸦研究要紧扣当前城市发展的背景环境，要在国内外对比中探寻我国城市涂鸦的特征；在提倡多学科融入的基础上凸显地理学在涂鸦研究中的特色，强化涂鸦的文化扩散或文化迁移、涂鸦与地方性构建、涂鸦与视觉景观等内容的研究；要积极探寻适用于我国城市涂鸦研究的本土化理论依据，以我国的涂鸦实践丰富涂鸦的国际研究。

注释：

① 一直未被收录的期刊如《City》、《Cultural Studies》、《African Identities》、《Writing Systems Research》，论文发表时未被收录但其后收录的期刊如《Discourse & Society》、《Youth & Society》、《Justice Quarter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