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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时针指向2022年3月。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齐聚北京，带着人民的嘱托，共商国是，凝聚奋进新征程的力量。

回顾过去一年，我国经济尚处在突发疫情等严重冲击后的恢复发展过程中，国内外形势又出现很多新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难度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又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殊为不易。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图/新华社

2022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

综合研判国内外形势，稳增长，无疑被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需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需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立足基本国情，着力办好自己的事，需要尊重发展规律、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

爬坡过坎，越是困难越要坚定信心、越要真抓实干。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持续发展具有多方面有利条件，人民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创业创新的巨大潜能、共克时艰的坚定意志，我们还积累了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具体来看，中国经济如何才能行稳致远？

一：如何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1%。事实和数据都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

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三驾马车"支撑中国经济基本面逐渐向好，虽然面临着内外部压力和挑战，但从2020年作为G20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到2021年实现经济增速8.1%，高于6%以上的预期目标，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25%左右，说明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在他看来，这种稳定也充分体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经切换到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健康状态。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2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3月5日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要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

▲无人机拍摄的上海洋山港集装箱码头（2018年11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在受访专家看来，从内外形势分析，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稳定经济大盘，有着突出的现实需要，尤其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也已明确，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需要在稳经济政策方面作出积极应对。

需求方面，压力主要表现在居民有效需求释放不足。张建平认为，国内供给的商品和服务，与消费者的实际有效需求存在错位，消费者对品牌、技术、售后服务、产品设计等都有了越来越高的新要求。

此外，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发挥不够，有效投资拓展不足，影响需求收缩压力的化解。2021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44547亿元，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0%，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4%。

供给方面，主要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慢影响。2021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已降至0.34‰，与此相伴的是老龄化加深。

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说，2021年老龄化率达到14.2%，根据一般定义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人口就是消费者的总和，而老年人口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较低。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必然对消费需求造成冲击。"从2022年开始，中国需要高度关注需求侧。"

预期方面，张建平认为，当前全球化发展遇到重大挫折、逆全球化现象明显，很大程度上减弱了预期。发达国家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为出发点，限制技术产品出口、科技脱钩、制裁和反制裁、自身疫情扩散等，给全球市场秩序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020年10月6日，一列复兴号高铁列车穿过京张高铁居庸关隧道。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做好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等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尤为重要。

张建平认为，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具有丰富宏观调控经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协调发力较好，市场对于两大政策的敏感度较高，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力比较有成效。

一方面，财政政策发力适当靠前，财政赤字要保持合理水平，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保持适度的财政赤字率。此外，今年可在海陆空交通运输网络的无缝衔接、新基建、"双碳"、农田水利建设、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保持适度流动性，不搞大水漫灌，而且要严控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2021年我国已对科技金融企业采取了适当监管措施，同时也对房地产金融进行了宏观调控。今年货币政策要维持合理的流动性，特别是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支持力度，让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共同支撑稳增长。

二：如何持续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重大主题。

2021年，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从2017年到2021年，我国五年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25万亿元，仅过去两年就压减11.5万亿元；五年内处置不良资产约12万亿元，近两年处置超6万亿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状况趋于改善，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势头得到根本扭转，一批高风险企业和违法违规金融机构得到有序处置。

在此基础上，如何巩固前期治理成果，应对新问题新挑战，持续推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金融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下的重大使命。

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表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金融风险还会演变、新的金融风险还会出现，关键是要增强金融体系自身的免疫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和抗周期能力。这些能力不是自然形成和一蹴而就的，而是要通过持续的深化改革、不断创新，来提升优胜劣汰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就是要不断地强身健体，这样才能形成更加有效的抗体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看来，当前我国金融风险一方面是金融体系内部的风险，另一方面是经济体系中出现的可能对金融体系或金融机构形成风险外溢的新潜在风险。如何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整体基调下，稳妥化解存量及潜在金融风险，需要多部门的共同协力和精准施策。

▲图为一位银行工作人员在清点人民币钞票。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尹江鳌认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一是要坚持底线思维，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健全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二是强化系统观念，不是简单就金融论金融、就风险谈风险，而是着眼于经济社会全局统筹风险防控，整治金融乱象，明晰中央和地方权责，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风险防控格局。

比如，人民币国际化，既要依托于我国约6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国的物质基础，也可按传统思路锚定电力这样与石油类似的基础能源，还可按创新思路探索以数字货币方式换赛道推进，系统考虑选择最优路径。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健全公司治理，抓好资本监管，规范资管领域，防范化解重点风险。

这其中，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尤为关键。日前，中央第四巡视组、第六巡视组向银保监会党委、证监会党委反馈巡视情况时提到，监管部门的一些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存在廉洁风险，系统中利用监管权谋私问题多发，政商"旋转门"问题比较突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仍有发生。

▲银行工作人员在向客户介绍理财信息。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受访专家表示，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关键一环。近几年，部分曾供职于监管部门的人员退休或离任后出现利益输送、旋转等情况，对金融监管秩序、市场竞争秩序造成了负面影响，某种程度上也会造成一些特定领域、区域的金融风险隐患。

尹江鳌表示，金融问题的关键在政治，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提高从政治上看待金融工作、分析金融问题的能力。监管不长牙齿就是"纸老虎"。要强化"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严格监管履职，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氛围，提高监管的威慑力。

三：如何稳主体保就业激发市场活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稳市场主体保就业。

"居民没有就业，其他什么都是白说。有就业就有市场，市场主体也就活跃了。"曾经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贺铿认为，中央提出的三大压力之一——需求收缩，根本原因是就业不充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一定要将"保居民就业"放在"六保"的首位，这样经济社会就会良性循环。凡事都要抓住纲，正如古人云，"举一纲而万目张"。

在贺铿看来，解决供给冲击的困难要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内循环要协力去锻造，外循环要因势利导地去开拓。要坚定信心，中国的产业齐全、市场巨大，有调动全国资源的制度优越性。历史反复证明：我们的经济韧性很强，只要坚定信念，没有过不去的坎。

具体到完善减负纾困等政策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综合考虑为企业提供现金流支持、促进消费投资、大力改进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今年对留抵税额实行大规模退税。优先安排小微企业，对小微企业的存量留抵税额于6月底前一次性全部退还，增量留抵税额足额退还。

▲2020年12月17日，在福建省德化县，税务工作人员向一家电商企业负责人宣传介绍疫情防控期间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表示，稳企业就是稳市场、稳就业，在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的背景下，留抵退税政策有助于鼓励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扎实做好基本民生保障。

同时，"扩大留抵退税规模的措施，着眼于增值税的返还链条，旨在降低企业资金占有成本，保证企业资金的及时回笼，改善企业的现金流，进一步解决企业资金短缺、融资难等问题，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认为，必须看到，企业作为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是保稳促进的重要力量。广大企业要以深化改革为经，以专精特新为纬，描绘稳中有进的画卷。

朱宏任说，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目前我国经济社会运行良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态势逐渐形成。但面对起伏不定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多发，必须正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广大企业一定要有所作为。

在他看来，企业作为承担与落实国家经济发展任务的关键主体，应该坚决响应国家号召、抢抓机遇、应对挑战，在加快自身转型升级、塑造新时期竞争新优势的同时，成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面对当前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将有可能贯穿全年相当长的时间。朱宏任表示，要帮助企业形成发展的信心和稳定的预期，就应更加注重对企业的赋能和减压。对大企业而言，要推动从注重速度到加强质量的转变，从注重规模到创新驱动的转变，从注重单一设备到推进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转变，从注重当前效益到坚持绿色全面发展的转变。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即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2022年2月7日摄）。新华社发 梁孝鹏 摄

对于中小企业，朱宏任提出，要坚持专精特新的方向，形成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形成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当前要更加注意基础性信息技术和前沿热点通信技术加快迭代演进的特点与趋势，构建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数字化转型的支撑。

以专精特新实现赋能是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重要应用场景。大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要统筹兼顾，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在深化改革中充分激发企业活力、全力创新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中小企业要发挥后起优势、细分特点，通过专精特新融入各类产业链，为更多的大企业做好配套服务。

朱宏任说，发挥专精特新优势的各类企业都会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积极探索推动新阶段的新业态，创造全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充分激发发展活力，把企业发展的成果不断转化为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的动力源。

四：如何打造创新驱动强引擎？

回望2021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上至天河星空，下至万米深海，放眼世界科技前沿，聚焦经济民生福祉，科技创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践行新发展理念中发挥了重要关键作用，释放能量之巨大，有目共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不仅在单项技术尤其是一些前沿领域的单项技术创新上实现了重大突破，更在科技研发的投入与产出上成果斐然。

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4.2%，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2.44%，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

▲2021年12月19日拍摄的"中国天眼"全景（维护保养期间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原部长吕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采取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在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体制机制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顶层设计，从八个方面30个领域，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创新的制度安排。有关部门又制定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加快了科技创新领域"放管服"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在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推动下，市场力量在科技研发投入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21年2.79万亿元人民币的全社会研发投入中，超过四分之三的投入是来自企业的，很多重大专项也是由政府跟企业合作进行。这样的政企合作，是一个很大且可喜的进展。"李勇坚表示。

吕薇认为，"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也是国家的一个长期战略，要长抓不懈。"今年特别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除了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外，还与当前面对的国际国内大环境紧密相关。

从国际形势出发，我国目前还存在很多"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自主可控。

从国内来看，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李勇坚也表示，科技创新呈体系性、系统性，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把长远与当前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进一步理顺，既要有长远打算，也要抓紧解决当下限制生产力提升、事关民生福祉、亟需进行突破的问题，譬如高端芯片、粮食种子、新冠特效药等。

李勇坚认为，在当前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下，我国今年有望在新能源原材料、数字经济单点技术、工业基础应用、生物医药等布局多年的科研领域取得较大突破。"这些领域做好了，会对我们国家整个工业体系的技术水平的提升产生很大助力。"

吕薇认为，今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方面要完善体制机制改革和加快创新政策的落地，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这是必须要抓住的一个关键；另一方面要突出和聚焦一些重点任务，譬如培育一流的国际企业、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实验室体系等，加大基础研究和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力度。"总之，要提早进行布局，坚持‘四个面向’，研发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的一家智能车间，机器人在车间内自动作业。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近年来，关于科技创新及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已出台，相关政策也有许多，但这些方案在落地实施中见成效，还需要建立更为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

吕薇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例建议，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再到产业化、新品上市，环环相扣，中间涉及各种问题，需要多部门协调解决，因此，要想保证各项改革方案实施落地有效，必须加强政策的协调性，完善政策的统筹协调机制。

人才为创新发展之本。李勇坚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已经不少了，但如何让这些钱被用得更好，发挥更大效用，还是要从机制体制管理上进行加强。

他建议，进一步优化完善科研经费管理、科研项目管理、人才分类评价、奖励机制等体制机制改革，减少让科研人员缩手缩脚的羁绊，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与此同时，建立完善促进政产学研更紧密的合作机制，优化优秀人才在企业、政府公立研究机构等之间的双向流动，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

吕薇也表示，当前我国创新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面对大学、科研院所、新型科研机构、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一方面要加强产学研联系联通，避免创新链出现断裂，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产业链各个环节当中的定位与分工，各归其位，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增强协同创新能力，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此外，吕薇建议，可加快组织整合已有的各类工程中心、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区域创新中心、企业创新中心等各类科技平台，构建起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相匹配的公共科技平台，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她认为，在构建战略科技力量的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关系，处理好增量与存量的关系，用体制机制改革的增量来调动存量的积极性，发挥存量的作用。

五：如何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

2021年，我国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开新局、迈大步，经济增长的步履稳健，地区经济竞合发展迸发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夏成说，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稳中向好，发展平衡性持续增强，向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数据显示，我国区域发展相对差距逐步缩小。2021年，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分别提高到22%、21%，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连续多年高于东部地区，与东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不断缩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近日发布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绿色低碳协同发展成效开始显现，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以2012年为基数，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从当年的100增长至2020年的118.59。

四大板块发展优势互补，推动区域结构持续优化提升。东部地区率先推进现代化，继续发挥经济"稳定器""压舱石"作用；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再上台阶，经济增速持续领跑；西部大开发发展势头良好，地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提升；东北地区全面振兴迈出新步伐，粮食、生态、能源等安全支撑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消费者在重庆江北观音桥商圈一商场内购物（2021年11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作为新一代生产要素，已上升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近期全面启动的"东数西算"工程，从促进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对算力进行统筹布局，最大化消除东西部、城乡间在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信息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数字经济一方面可以扩大信息和网络消费等新型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推动产业特别是服务业数字化，提升劳动生产率，创造新业态和新就业形态，进而促进就业和提升消费信心。

在他看来，从区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角度，数字经济可以推动智慧城市和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同时，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共同富裕的要求看，还需要进一步协同推进这两个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说。

在新型城镇化方面，住建部总经济师杨保军提到，住建部曾就"十四五"时期我国城市提质增效提出建议，具体举措有五个方面：一是完善城市化战略；二是推动城市更新和城市品质提升；三是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居住社区；四是加快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住房制度；五是加快推进"新城建"。

杨保军认为，推进城市"提质增效"，不仅可以推动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有效衔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形成完整的国家空间发展战略体系。

六：如何守住农业农村工作的两条底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着重强调要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辛贤分析认为，目前全球粮食安全状况并不乐观，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恶化了粮食安全形势，稳产保供不仅事关我国自身粮食安全形势，更具有全球意义。实现稳产保供要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调动和保护好种粮积极性，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辛贤表示，落实"藏粮于地"就要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长牙齿"的耕地保护措施，以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遏制耕地"非农化"行为，扭转耕地"非粮化"趋势，要加大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力度，提高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同时开展耕地土壤修复行动，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藏粮于技"则是要加快技术进步，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和应用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

有了"地"和"技"这些物质条件，粮食生产还要保护好生产者的积极性。辛贤认为，粮食生产一是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二是让地方政府抓粮食生产有积极性。

在他看来，保护好农民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让农民务农种粮有钱赚；另一方面，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实地方党委政府重农抓粮义务和责任，建立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共同承担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责任机制。

▲2021年9月21日，湖北省秭归县沙镇溪镇村民在田间收获高山冷水稻（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向红梅 摄

此外，辛贤认为，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还需要建立多双边共赢的粮食合作机制，让各方有动力共同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具体来说，一方面，要主动布局国际粮食安全供应链建设，抓住粮食国际供应链的核心要素，推动农产品进口国别和品种多元化；另一方面，要通过推动和参与国际合作，成为国际粮食体系的推动者和建设者，更好地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中国贡献。

除了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推动脱贫地区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必须建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致力于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而产业、就业两个管长远的根本性问题是重要抓手。

张红宇认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路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但最根本的是产业发展，多元化地培育产业、发展产业，既是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然选择。

"产业发展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长期效益，无论是脱贫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都可以从粮食生产、特色产业、新产业新业态、融合发展四方面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在乌英苗寨，村民梁安合和妻子梁英迷在赏雪（2021年12月26日摄）。乌英苗寨位于桂黔交界的大苗山深处，曾经是一个极度贫困的苗寨。2020年，乌英苗寨实现整体脱贫。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促进农村贫困人口充分就业，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举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需要实现脱贫人口稳定就业。

张红宇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实现脱贫地区劳动力充分就业作为重大任务来抓，从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在农业内部挖掘就业潜力、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实现充分就业。

具体来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可以在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优化就业环境的同时，挖掘乡村建设项目用工潜力，设置公益性岗位，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容量，为实现充分就业、提升农民务工收入创造新机遇。

乡村建设事关农民切身利益、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长远发展。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季焜分析认为，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扎实推进乡村建设。

只有实施更加适合本地实际需求的乡村建设项目，并充分发挥农民和村庄在乡村建设中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乡村建设才能事半功倍。黄季焜表示，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必须有健全的实施机制。

他认为，健全的实施机制是有效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乡村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保障；只有建立健全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才能确保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求，确保乡村建设的建设成效和有序推进。

以数字乡村建设为例，数字技术可以驱动乡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对提升农业农村生产力，优化城乡与区域要素流动和配置，推动农业高质高效发展，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具有重要意义，无疑是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面。

七：如何巩固外贸外资平稳发展趋势？

过去一年，外贸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进出口和吸收外资规模都创下了新高。

张建平认为，除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全球经济复苏以及国内稳增长政策措施效果持续显现等原因，还有一些阶段性因素。

一是受上年基数影响，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2.1万亿元，同比增长1.9%；二是订单回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来流失到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的订单大量流到中国；三是疫情期间"宅经济"拉动，人们对电子通讯、家庭生活用品等需求量很大；四是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防疫物资大量出口。

外贸外资高增长的同时，质量和效率的变革也值得关注。

"在订单回流的短期机遇之下，我国进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原秘书长张燕生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开始告别过去的野蛮增长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

在他看来，我国进出口竞争能力明显增强，跨境电商、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新平台、新模式的发展有了长足进步，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长期趋势正在形成。

利用外资结构也在持续优化。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吸引外资金额分别增长了17.1%、23.7%，而且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首次超过了30%。

"2021年实际使用外资，服务业占比约八成。"张燕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服务需求大增。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需求大增，引致外资大举进入服务业。

▲S2沪芦高速上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鸥门"（2022年2月1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那么，在2021年高增长基础上，今年我国外贸外资面临怎样的形势？

"我们研究分析认为，今年稳外贸压力巨大，形势也非常复杂严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近日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专家分析，受疫情冲击，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不稳，外需市场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供给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缺芯、缺柜、缺工以及运费、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持续困扰外贸企业。

同时，支撑去年外贸高增长的订单回流等阶段性因素难以持续，叠加2021年超高基数影响，做好2022年稳外贸工作难度不小。

王文涛介绍，面对困难和挑战，商务部实施跨周期调节稳外贸、市场多元化、外贸供应链畅通、外贸创新提质等四个专项行动，多措并举稳外贸。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进出口还能保持比较高的增长，估计能保持在10%左右。"张燕生说。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要继续保持2021年的高增速不太可能，外贸增长势头会减弱，但拐点并未到来，外贸保持高速增长还将有1年到1年半的机遇期，这期间进出口有望保持两位数增长。

"在窗口期，外贸企业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魏建国说，利用窗口期，外贸企业一方面要重点做好"三快""三通"，即快接单、快备货、快结算，通市场、通物流、通金融，比如加大国外分拨中心的建立等；另一方面，要苦练内功，加快推进产品结构优化，继续不断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技术含量，尤其要加大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此外，还要大力探索和发展外贸新业态，比如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海外仓等。

▲2021年12月31日晚，中欧班列长安号跨境电商专列在西安国际港站准备出发开往德国曼海姆。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除了稳外贸压力，今年利用外资工作同样面临挑战。张建平分析，全球经济复苏势头预计将有所减弱，疫情风险未散，在局部市场可能还会造成负面影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都调低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俄乌地缘冲突给全球市场带来巨大波动，对资本流动也会产生巨大冲击。此外，还要考虑到部分发达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做法，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也会影响外商投资。

不过，"纵然挑战重重，但机遇仍在。"张建平说，首先，经济全球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在亚太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今年正式生效，将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消除，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有望大幅上升，供应链衔接将更加紧密；其次，我国经济形势基本面将整体保持稳健，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我国对市场驱动型外资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此外，我国产业链完备，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较强，而且外商投资法实施、自贸朋友圈不断扩大等，都为外商投资营造了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投资环境。

综合以上因素，张建平认为，即使去年的外资利用规模基数较高，今年实现个位数的增长仍然可以期待。

"2022年全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规模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如果按照去年的增速水平，从规模的角度来看是没有问题的。"魏建国认为，未来全球制造业东移、技术东移、资本东移、人才东移将加快，将给中国消费市场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也会进一步增强中国市场的国际吸引力。

此外，张燕生提示，一味强调中国外贸要高速增长并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态度，接下来如何深耕"一带一路"，深耕东南亚，深耕美欧第三方合作，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营造一个"有饭大家吃"的外贸发展模式，是需要考虑的。

八：如何推动全面的绿色转型？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既顺应了人民群众对绿水青山的向往和期盼，也彰显了高质量发展的鲜亮底色。

"过去讲绿色低碳发展，更多是做减法，因为绿色低碳会影响经济增长。但是现在绿色低碳发展，主要在做加法和乘法。"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

刘世锦认为，在绿色低碳的主题下，我们面临的是一次全面的绿色转型，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当前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已经超过7吨，和欧盟大体相当，而这还是未实现碳达峰的水平。到2035年我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要从当前的1万美元提高到3万-4万美元。

既要实现经济的中速增长，又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种"同步增减"是发达经济体未曾经历过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未曾出现过。

▲这是甘肃玉门鑫能5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2021年12月8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刘世锦总结了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五个优势：一是与发达经济体在3万-4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水平上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型不同，我国在1万美元的水平上就开始转型，传统工业化时期形成的资本搁置和减值成本相对要低；

二是我国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仍能保持5%—6%的经济增速，市场规模大、成长性强，更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带动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

三是我国在绿色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并不是很大，与以往技术革命相比明显不同，在有些领域如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处在并跑或领跑位置，有可能利用换道之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四是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也有一定的优势，可以与绿色发展相互支撑；

五是我国各级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执行能力较强，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提供政策支持。

他建议，进入"十四五"时期，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在发展理念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的绿色转型，实现以人为本的绿色低碳发展。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生态资本的共同建设，将过去我们常认为的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对立关系，转化为相互包容、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转型，激发创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新动能，实现更具活力和竞争力、更加可持续和有韧性的经济增长。

在政策目标方面，应该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将"十四五"的绿色发展目标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尤其是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相互衔接，通过经济的绿色复苏，为中长期迈向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继续参与多边环境与发展进程，促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绿色供应链的发展，加强绿色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绿色繁荣，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一辆旅游大巴行驶在陇南市宕昌县官鹅沟景区内的公路上（无人机照片，2021年5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在重点领域方面，坚持以人为本，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驱动，以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为两翼，以城市绿色发展为载体，推动形成绿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要把握住疫后经济复苏的战略机遇，推广一批较为成熟的重大绿色技术，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构建韧性经济社会，以城市群和县域城市化为抓手，推动绿色城镇化，释放结构性潜能，推动国内消费的转型升级，引导绿色消费和软性商品供应链的绿色化，加快制造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推动陆海联动，采取基于自然的综合手段应对生态环境的挑战。

在实现机制方面，采取综合措施，有效衔接短期和中长期的目标，推动相关体制机制协调一致，要推进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形成践行生态文明的合力，建立健全现代化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绿色治理的协调性和效率，探索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的自然资本价值的核算方法和实现机制。拓展视野，深化认识，将环境因素纳入更广泛的经济社会规划与政策。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等绿色的市场体系建设，要完善绿色标准体系、绿色财税体系和绿色金融体系，形成与绿色发展相协调的政策激励措施，并通过政策合规和监管执法，促进政策的落地。 

九：如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2022年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民生保障应该从就业、保障、税收等多个领域打出‘组合拳’，实现再升级。特别是更加突出保基本、兜底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谢茂松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就业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也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解决就业问题、保障就业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2022年，新增就业规模仍在不断扩大，就业结构性供求矛盾将会更加凸显。

▲2022年2月16日，返岗务工人员在重庆西站候车厅排队前往检票口，免费乘坐复工专列前往广东省返岗务工。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实施就业政策，既要继续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加以高度重视，同时也要作为社会政策托好底，切实体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协同支持的工作方针。"谢茂松说。

首先，支持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不仅要继续在减税降费、融资纾困等政策上递延，也要考虑在增值税、养老保障费用等方面进一步减免。其次，新就业形态被称为稳就业的"蓄水池"，要鼓励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用各种灵活的就业模式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依旧散发零星出现，有的餐馆不能正常营业，有的影院举步维艰，甚至一些企业订单减少……疫情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往往更为突出。谢茂松表示，做好民生兜底保障工作，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点工作。"用好失业保险，让真正有需求的人员在特定环境下有基本的保障。"

社会保障，与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在多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22年，则是深入推进相关改革的关键一年。

在养老保险方面，人社部对外宣布，1月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启动全国统筹。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配套文件，测算资金调拨规模，合理调剂地区间基金余缺，加强对地方实施工作的跟踪指导，及时调整完善政策举措。

▲护理人员在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照料参保长护险的老人。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表示，今年是实施全国统筹的第一年，希望能够将制度落细落实。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目前整体水平不高，进展相对缓慢，2022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何上调仍须进一步发力。

2021年底，《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审议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外，我国首次明确了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设计框架，即将迎来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规范发展。

在医保方面，此前我国已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全民医疗保障网，实现全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可以减轻患者垫付资金的压力，同时减少其来回奔波之苦。2021年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参保群众享受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冯文猛认为，下一步要将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作为重点推进。此外，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加强医疗服务监管，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引导群众在本地就医，从源头上降低个人异地就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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