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26 信息来源： 本网综合

编者按：“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让北大人心中一直有一份无法割舍的西部情。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就开始援建内蒙古大学，建立了“手拉手”协作关系，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与云南、内蒙签署了合作协议。长期以来，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

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宽广的平台。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全校各部门和院系形成合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支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回首历史，在心系西部、服务西部的道路上，北大人薪火相传、英才辈出。从人迹罕至的丛林大山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漫天黄沙的大漠戈壁到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都留下了北大人奉献的足迹。十几年来，北大已经有数百名毕业生到西部基层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深深扎下了根。

为展示在西部工作的北大校友风采，北大新闻网与团委共同推出专题——“西部放歌”，辑取其中的部分位代表，记录他们在北大学习成长的心路历程、在西部辛勤工作的感人事迹，彰显北大人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优秀传统和不畏艰苦、扎根西部的奋斗精神。

黄介山，男，1943年12月出生于江苏南通，汉族，中共党员。1962年至196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1968年至1972年任教于包头钢铁公司第六子弟中学。1972年至1976年历任包钢教育处普通教育科科员、科负责人。1976年至1983年任包钢教育处副处长。1983年至1988年先后任广西师范大学干训部副主任、校党办副主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1988年至1991年任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1991年至2004年任校党委书记，其中1997年至2002年兼任校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九届人大代表，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第九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政协科教文卫专业委员会委员。2003年受聘为第七届国家督学。

他多年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党政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编、参撰《新时期党建学》、《公民道德读本》、《新世纪高校党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等著作5部。1996年**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003年被韩国大佛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是第二位荣获韩国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一般不接受采访，因为在我个人看来，我不过是尽力做好我该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平常。”这是笔者初次电话预约采访时，他说的一句话。

但在其他人看来，他却一点也不平常。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个脚踏实地干事、宽厚诚恳待人的好同志；在职工眼里，他是一个平易近人、选贤任能的好书记、好校长；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诲人不倦、以身作则的好老师；在妻子眼里，他是一个甘苦与共、周到体贴的好丈夫。

他，就是黄介山，一个虚怀若谷、心系家国的北大人。

从分配至包头钢铁公司炼钢厂“劳动锻炼”的一名大学毕业生到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从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到自治区人大代表及大会主席团成员，从一名学生到第七届国家督学、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这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光荣称号的获得者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献给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遍地蕙兰思化雨，满园桃李谢春风”，辛勤育人、严谨治学，淡泊明志、谦虚待人，情系燕园、扎根西部——就是他对自己、对母校、对祖国的庄严承诺和最好献礼。

少时艰辛路

黄介山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聪明好学，12岁小学毕业后考入南通市崇敬中学初中，这在乡里是凤毛麟角。在家中他是老大，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由于家里经济困难，他的大妹妹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初中毕业后不得不辍学务农以补贴家用。因此，黄介山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刻苦读书，在年级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后，他如愿考上江苏省重点中学——南通中学。这所百年名校至今已培育了十几位两院院士。谈到高中母校对他的栽培时，他说：“是南通中学优良的教育条件和浓厚的学习氛围为我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在黄介山读初二的时候，他的母亲患了多年的胃病突然急性发作，生命垂危，不得不送到市医院抢救。医生经过近五个小时的胃切除手术，终于把他母亲的生命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老人家逐渐康复后活到现在，今年已是97岁高龄。“回头来看，那些日子刻骨铭心。此后我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有了更深的感悟，学习也更加努力。”

母亲出院时，欠下医院一大笔医疗费，这对一个普通农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家里再省吃俭用，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笔医疗费一直欠了好几年，其间，医院也曾几次上门催讨，但看到他家生活实在困难，也不忍心再要。1962年，黄介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医院的人对他的父母说：“你们的儿子有出息，好好培养他。医药费我们就免了。”后来1965年黄介山在北大中文系党组织吸收他入党的会议上谈到此事时，还是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满怀感恩之情，说：“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国家出钱挽救了我母亲的生命，我不可能继续求学，更不可能来到北大。”从初中到大学，黄介山一直享受甲等助学金，这笔钱不仅够缴纳全月的伙食费，还能有些剩余作为零用。这个农民的儿子深深懂得并牢牢记着国家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依依北大情

黄介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级学生。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又红又专”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标准，向无数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北大，敞开她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来自祖国各地的优秀学子，而不问他们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父母的历史如何。

刚入学的情景对于黄介山来说还历历在目，如同昨天发生的一样。“在中文系举行的入学典礼上，我们为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一些大师级学者如王力、游国恩、朱德熙、杨晦等先生而激动不已。游国恩先生代表中文系教授发表迎新讲话，称赞我们这届学生‘年纪又轻，学问又好’，勉励我们要在北大优越的学习环境里好好读书，不要‘入宝山而空归’”。这些大师大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学生谆谆教诲，对教学一丝不苟，对学问精益求精。大师们的学识、人品、风采感染了一批又一批北大学子。在北大学习期间，“我们不仅能够聆听一些知名老教授和才华横溢的中青年教师的精彩授课，还可经常参加学校或系里举办的各种讲座”。郭沫若、谢添等人的风采给黄介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陆平校长、黄一然副校长做过几次国内国际形势报告，深受同学们欢迎。尽管全校绝大多数同学进不了主会场，只能带着板凳到大饭厅收听，但大家每次都是兴致勃勃，充满期待。“这些大师以丰富、生动的材料（其中不少是未公开的内部材料）、精辟入理的分析把我们对时事的认识带上新的高度。”黄介山总结道。

除了大师们的风采，与一些老师间亦师亦友、亲密无间的深厚情谊，也让黄介山铭记在心。当年的班主任，现为中山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的黄修己老师给黄介山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说：“黄老师对我们的帮助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令大家佩服的，是他观察、分析问题的敏锐和深刻。”大学一、二年级时，在每周至少一次的政治学习与讨论中，来自祖国各地的“天之骄子”们，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无不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准备每一次发言，在讨论会上各抒己见，十分活跃。但最后讲话的黄老师总有令人折服的新认识，发人深省的新见解。深邃的思想、敏锐的目光、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让同学们在感慨佩服之余，受益匪浅。黄介山认为，自己当了十多年党委书记，每次讲话总是尽量不说套话、空话，而力求有新内容、新视角、新见解，这与当年黄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北大，黄介山不仅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想遨游、在博学儒雅的大师们的指点下明辨笃思，而且还有下乡劳动锻炼、体验群众疾苦的别样经历。大学二年级时，学校组织他们到北京郊区平谷县劳动锻炼、访贫问苦、编写家史村史，这让他们对北方农民的生活艰苦有了充分的体会。黄介山回忆说：“我虽然出生于农村，但长江三角洲毕竟是鱼米之乡，自然条件比较好，到了平谷县万庄，我才知道这里农民的生活是多么艰苦。他们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粗粮，而且红薯占了很大比重，难得吃上一顿白面。”同学们轮流到各家吃派饭，老乡们都很热情，用红薯粉压成的面条或从地窖里取出的新鲜红薯就算是最好的待客饭食了。开始几天吃这些，他们还感到新奇，时间一长胃就难受，老吐酸水。入村后，他与几位同学同一位贫农老大爷睡一铺炕，过了两天大家浑身发痒，个个都长了虱子。原来，山区的农村缺水，一年到头难得洗澡，村里的人没有不生虱子的。于是，他们每天起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坐在被窝里在衣服上抓虱子，还自嘲是鲁迅笔下的阿Q，抓的是“革命虫”。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通过一个多月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深切体会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培养和增进了与劳动人民的感情。在回到学校后的一次学习讨论会上，大家都不禁潸然泪下。

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时，按照中央的安排，学校又组织他们作为工作队员分别到湖北江陵、北京延庆参加了两期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中在延庆大观头公社的那次教育活动中，他们班与清华的同学及少量地方干部混合编队，而公社工作团的团长就是时任留学生司副司长、后来任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工作队员多次听他讲话，布置工作。“他讲话语气亲切，态度沉稳，条理清楚，逻辑性强，很受大家欢迎。”

回忆这几次下乡的日子，黄介山饶有风趣地说：“回过头来看，当学生，不好好上课，确实有点不务正业，但作为文科的学生，倒也有不少收获。”在他看来，这有利于他们了解民情、国情，培养吃苦耐劳和求真务实的品格，激发为服务人民、振兴中华而不懈努力的奋斗精神，同时对培养工作能力和写作水平也大有裨益。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社教运动还成就了他的姻缘。1964年在湖北江陵搞“社教”时，他与同班同学张明非分在一个工作组，在同一个村子里朝夕相处了十来个月，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在这里萌芽的。另外，像郭锡良、黄修己、费振刚、蒋绍愚、严子琪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年轻教师，真正成了他们的良师益友。他们的学识以及独立思考、不趋炎附势、仗义执言的品格，都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谈了许久后，黄介山总结说：“北大优越的学习条件和活跃的思想氛围为我们的学习、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我们的知识不断积累、羽毛日益丰满，对我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来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北京大学这样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而北大的这种传统也融入了黄介山的血液，影响了他的一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我的青春和爱情，我的理想和事业，都同北大这片热土有着无法割断的血肉联系”，“无愧于北大人，既是我生活的信念，也是我的座右铭”，黄介山如是说。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种情结——北大情结。

如今，黄介山与妻子张明非获得的荣誉数不胜数，他们把其余的荣誉证书都收在了箱子里，唯独把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颁发的两块“北京大学优秀校友”的纪念牌，放在书柜显眼的位置。他们格外珍视母校给予的荣誉和鼓励。

深深西部情

“北大——这个永远闪光的名字，对于我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黄介山时刻鞭策自己，要无愧于“北大人”的称号，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该踏踏实实干好，力求开拓创新。

从北京大学毕业至今，黄介山一直生活在祖国的西部，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他真诚地说：“我只是和许多北大人一样，有一种知恩图报的思想，认为人民养育了我们，国家培养了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为国家和人民多作贡献，觉得奉献是光荣的，讨价还价式的索取是可耻的。”他先后在内蒙古、广西工作，这两个地处祖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西部大开发”包含的两个自治区，工作与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发展相对滞后。但他始终能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乐观顽强的精神尽快适应环境，高高兴兴地工作和生活。

谈到毕业分配至偏远的内蒙包头钢铁公司时，黄介山提起毛主席语录中的一句话：“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既来之则安之，黄介山到包钢后没有埋怨，没有消沉，只想着要好好工作，他和那里的普通工人及学校的教师干部打成一片，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人生的第一朵奇葩。

黄介山从北大毕业时，根据“面向基层、边疆、工矿、农村”的国家分配方针，分到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虽然包头的自然条件不好，但毕竟是城市大企业，比起那些到偏僻山乡的同学强多了，所以他很知足。何况，“再艰苦也能生活，再困难也要工作”，他这样想。

到了包钢，先是到教育处报到，然后被安排到炼钢厂劳动锻炼，在平炉车间当工人。他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抢着干又累又脏的活。他穿着厚厚的白色防热工作服，戴着配有太阳镜的前进帽，挥着长把铁锹，向熊熊的炉火中投料，熏得脸上直发烫；裹着毛巾，捏着鼻子，向火花四溅的大罐中冲水压渣，喷出的废气简直令人窒息……就这样，他踏实肯干的劳动态度受到了工人师傅的称赞。在包钢，他与工人师傅、工人邻居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丝毫没有大学生的架子。他不仅学会了做工，还结交了一批工人朋友，其中有些在分开二十多年后，至今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在包头生活，一切都得自己动手。冬天到来之前，要把蔬菜拉回家储存。几百斤的白菜、土豆、萝卜，黄介山用自行车，一趟又一趟，来来回回地往家里运。运回家后，还要自己挖地窖储存，在大缸里渍酸菜。当年包钢的职工宿舍大都是平房，没有院墙。为了安全，他在工人朋友的帮助下，用板车从野地里拉回泥土，每天下班后一层一层地往上垒土墙。烧饭用的煤泥（生产焦煤时筛洗过的下脚料）是包钢作为福利拨给职工的，但要自己到洗煤厂去挖。每次他和朋友一起站在没膝深的煤泥池里，一锹一锹地捞，再用力甩到岸上，够一车了才拉回家。

在炼钢厂劳动两年多以后，他被调到包钢第六子弟中学任教，两年后又被选拔到教育处机关工作。1976年，32岁的他从同年分配到包钢工作的近四百名大学生中脱颖而出，被提拔为包钢教育处副处长，成为包钢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在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后的1979年，他的妻子张明非考取了母校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她是北京人，1982年毕业时本想留在北京工作，但那时对人才远不如今天这么重视，黄介山和孩子们的户口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如果张明非继续回包钢工作，又很难发挥苦读三年的专长，于是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一个更适合全家生活的地方和单位。在当时，想去沿海发达城市同进京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单位愿意接受，也很难获得人事与户口指标。几经周折，偶然想起黄介山岳父的老朋友陈伟芳是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于是赶忙联系。也许是西部地区对人才格外需要和看重，一封电报很快得到答复，学校对他们夫妇表示热情欢迎。就这样，1983年夏，黄介山和孩子随妻子从祖国的北疆调到南陲——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夫妇俩来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怀着新鲜的感受和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他们奉献的第二段征程，这一年，他们刚好年届不惑。

黄介山在广西师大担任党委书记13年，其间有5年兼任校长，在工作中一直尽职尽责、兢兢业业。谈到领导工作，笔者问他有哪些突破，他却谦虚地说：“在学校管理方面我做了许多努力，但讲突破，真谈不上，只是在某些方面力求做得好一点而已。”然而在黄介山带领下的广西师大取得的显著成绩和进步，却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在人事改革中选贤任能，实现干部年轻化，就比广西区内其他高校早两三年。1991年黄介山接任校党委书记，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学校实际，他深感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干部队伍新老交替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于是，他开始加大培养和提拔年轻干部的宣传力度，做好舆论准备工作，同时制定制度、采取措施为全方位促进干部的交流与培养创造有利条件。第二年校党委就一次集中提拔任用了三十多名年轻的处级干部（包括从科级提为副处、从副处提为正处），两年以后又集中提拔了一批满怀抱负与实干精神的年轻干部。短短三四年时间，黄介山敢于用人的改革使广西师大的年轻干部具备了在领导岗位上锻炼和提高的良好环境，整个学校变年轻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一所学校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所学校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因此，黄介山非常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注重培养和引进年轻的骨干教师与学科带头人。在这方面，他主持工作时制订了一系列的计划、规定、措施，经过几年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西师大在校博士生的数量以及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教师所占教师的比例是广西高校中最高的。此外，黄介山也积极促进学校与韩国、越南及欧美国家的高等学校的交流与合作。广西师大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不仅在广西而且在国内地方师范院校中一直处于前列。韩国大佛大学为了表彰黄介山在促进两校交流合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于2003年12月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当笔者提出“结合您个人的工作与人生经历，您认为是环境改变着您，还是您改变着环境”这个问题时，黄介山微微一笑说：“做管理工作，与人打交道，就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提高自己、改造自己，天长日久，无论性格还是观念和能力，工作环境自然使我改变了许多。”对于温和谦逊的他，后半句虽没有答完，但其在担任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期间卓有成效的努力表明，他也影响并改变了环境。

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广西师大校园环境的改善。1996年黄介山到上海师范大学开会，看到他们正在抓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效果很好，受到很大启发。当时广西师大的部分学生缺少良好的文明习惯，校园内的道路每天清扫以后，过不了两三个小时，就又有不少果皮、塑料袋等垃圾。一些学生随意从宿舍楼上往下倾倒剩饭剩菜，说脏话、起哄、打架骂人等不文明行为也时有发生。这不仅影响了老师、同学们学习、工作与生活的心情，也不利于校园文化建设和发展。从上海回来，他酝酿、制订了一个开展《建文明校园、做文明师大人》活动的规划，在提交校党委讨论获得一致通过后，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全校动员大会上，黄介山亲自做动员报告。会后，从上到下，层层动员，师生员工齐心协力抓文明行为的养成教育。针对校园里存在的主要问题，学校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监督检查和奖惩力度。这一工作持之以恒，开展了两年多时间，后来又提出“反复抓、抓反复”，不断巩固成果，从而使校园文明水平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还大力加强师大校园的硬环境建设，改善学生学习和生活住宿条件，铺草坪、造花坛、修道路。学校的王城校区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府，既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又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但当时几乎没有一块像样的草坪，房前房后都是裸露的黄土地。一进校门，展现在眼前的第一景观，就是与对面主建筑——承运殿——之间的几个偌大的篮球场，其水泥地面已龟裂，一副副球架也很陈旧。不远处还有个泥地足球场，黄介山决心将这片球场改为草坪，同时在城角偏僻处补建篮球场。可当时人们的观念还相当陈旧，在教代会讨论这一议案时，反对的声音占了压倒优势。特别是有些老同志，意见很激烈：“搬迁球场要花不少钱，太浪费！”“办学校，搞什么草坪！”黄介山和分管后勤的副校长硬是顶着压力建起了一块又一块草坪。一个有利于学生文明习惯养成的幽静、整洁、美丽的环境出现了，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教育部副部长张宝庆到校视察时称赞王城校区“是国内一流的校园”，现在它已成为四A景区。当年持不同意见的人转变了态度，也认可了黄介山的超前意识。

黄介山领导下的师大，改变的不仅是校园环境，还有人文氛围。其实，早在1985年，黄介山还是师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时就在营造和谐氛围方面尝到了甜头。当时中文系这一学校的王牌系经过“文革”的浩劫，人心涣散、人际关系紧张，背后骂人、当面吵架的现象并不少见。“新官上任三把火”，黄介山到中文系后就大力提倡和实践“不计前嫌，不纠缠历史老账，放眼未来向前看，营造团结、和谐、宽松的工作环境”和“与人为善、以诚相待”的理念。“老实说，提倡这一理念在今天很平常，当时却未必”，黄介山如是说。其实笔者也知道，在斗争哲学遗毒很深、中庸之道广受批判的当时，这么做还是需要有点胆量的。黄介山说，自己的勇气和胆识与从北大期间经历的那么多政治运动、政治风波，特别是“文革”，从而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较早地成熟起来有很大关系。经过几年努力，师大中文系的风气有了明显转变，人际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凝聚力大为增强，各项工作都大有起色。中文系老教师谈起往事，还不禁流露出对当年工作时那种团结和谐氛围的深深怀念。而黄介山也因此在推荐校级干部的测评中高票领先，奠定了进入校领导班子的良好群众基础。

从1991年至2004年，在黄介山担任广西师大党委书记的13年里，学校的硕士点由十几个增至六十多个，并获得了博士单位授予权。他的工作业绩得到群众和上级组织的充分肯定，于1996年被中组部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学校党委也于2001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作为代表应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庆祝大会，并到中南海与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合影。

家和事业顺

“修齐治平”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也是历代北大学子毕生不倦的追求。黄介山、张明非这对20世纪6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已经携手走过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从内蒙古到广西，两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同心同德，相濡以沫，心手相牵，使凡是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在钦佩之余无不倍感欣羡。

对于事业与家庭的关系，黄介山夫妇认为二者同样重要，是不可替代、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同样重要，并不等于在二者上面花费同样的时间与精力，而是指两者在心目中的地位难分上下，缺少任何一方都不会完美。”黄介山认为，事业与家庭并非截然对立的一对矛盾，处理得当，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每一个人的完美理想应该是事业有成与家庭幸福的和谐统一。“事业兴旺，家庭幸福才有基础；家庭美满，工作才会更加顺心。”在工作中累了、烦了或者遇到苦恼和风浪，可以在家庭的港湾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莫大的安慰。

多年来他俩一个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一个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不同的领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谓齐头并进，比翼双飞。

黄介山有个温馨幸福的家庭，两个儿子分别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出于对山清水秀的桂林的热爱和对父母的眷恋，在20世纪90年代初都先后回到桂林工作，如今都已成家立业。十年前黄介山夫妇又“晋升”为爷爷奶奶，聪明可爱的孙子、孙女的先后到来，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正像他们在一首诗里写的：“幸福不觉桑榆晚，儿孙绕膝自承欢。此生无怨亦无悔，余年潇洒更悠然。”

采访手记

第一次对黄介山夫妇有所了解，并不是通过直接的采访，而是通过另一位北大老校友的叙述。等对黄介山校友的采访结束后，我更真切地体会到先前那位校友言语中透露出来的由衷的赞许。

他真诚谦虚的口吻、温厚诚朴的态度，宛如一汪泉水，沁人心脾；

他修身齐家的追求、心系祖国的胸怀，犹如一方灯塔，予人启迪。

他对北大母校的依依深情，他奉献西部的实干精神，他恬淡潇洒的生活、幸福和睦的家庭，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在工作，也在生活”。

采访后的黄介山校友曾几次叮咛，千万要着实写来，不要渲染夸大。我想，也许正是这种平实谦和的心境，让他在工作、生活的种种曲折面前也能坦然、从容地面对：在与贫下中农共同生活时自称每天早上抓的是“革命虫”；在炼钢厂锻炼时总想着包头是城市，好过“一出门就能打猎”的山村；在妻子北大硕士毕业不能留在发达的城市后，笑称终于来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

通过与黄介山校友的接触，我重新思量起在北大的学习与生活。我们不仅要在未名湖畔吟诗诵词，在图书馆内查经阅典，在教室里聆听智者箴言，我们更要学习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培养正确的生活态度与前行时坚强而平实的心态。这样，当我们告别母校那汪微波粼粼的湖水，在生活更广阔浩瀚的海洋上扬帆时，才能满怀信心与勇气，才会更明确前进的方向！

（文/北京大学医学部2006级本科生 卫绪懿）

编辑：素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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