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闲堂的本意

　　程千帆（1913－2000）先生曾把自己的书房称作玄览斋，自称玄览居士。但文革伊始，全家便被扫地出门，从校区中心的精致洋楼搬迁到了荒僻之地的简陋平房，日日与蛇蝮虺蝇为伍。玄览居士已无玄览之居，此号也就废而不用了。但程先生的另一别号———闲堂却用其一生：其晚年诗文书法作品或署闲堂、闲翁，又钤“闲堂老人”、“闲堂老人八十后作”等印章，还有《闲堂文薮》、《闲堂诗文合抄》以及《闲堂书简》等著述陆续问世。于是闲堂之号在学界渐渐地广为人知。

　　程先生在《闲堂自述》中说自己“四十以后，别号闲堂”，但对此未作具体的说明。承张伯伟先生见告，以前他在研究钟嵘《诗品》时曾与韩国的车柱环教授通信，车柱环教授也号闲堂，张伯伟先生因而请教程先生此号的由来及含义，回答是：当时担任系主任，非常忙碌，所以就用“闲堂“之号，取义于陶诗“虚室有馀闲”，希望保持心情宁静。程先生的回答简洁明了，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故可视为闲堂的本意。

　　按照中国虚岁年龄的算法，1952年的春节程先生开始步入不惑之年。当时，他奉命担任土改总团副团长、第一分团团长的职务在汉川参加土改已有3个多月的时间。土改是重大的政治任务，所以春节也不能返校回家。如果是在此时取义于陶诗而自号闲堂的话，那么，这确实体现了“虚室有馀闲”（《归园田居五首》其一）的希望，或者说体现了“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的向往。春节之后返校，程先生的工作与生活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变成了被改造的对象，遭受到严厉的批判并被撤销系主任的职务。如果是在此时取义于陶诗而自号闲堂的话，那么，这就更加强烈地体现了对保持心情宁静、专心于学术的希望和向往。

　　不过，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闲堂原是一个审美意象，例如王昌龄《裴六书堂》诗有云：“闲堂闭空阴，竹林但清响。”韩愈《夜歌》诗有云：“静夜有清光，闲堂仍独息。”因此，闲堂既有作者自觉限定的本意，还有能够超越作者本意的意蕴。对于程先生的闲堂之号，也不妨作如是观。换言之，闲堂之号伴随程先生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其人格与学术已经赋予闲堂之号丰富的涵义，故而值得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法下一番细读的功夫。

二、自嘲与自励

　　从程先生的自署手迹来看，闲堂之闲起初写作“閒”，这一闲字最常用的意义是闲暇，即没有或少有活动、事项，与忙碌相对应。明代首辅申时行退休以后，名其书房曰赐闲堂，其文集则名曰《赐闲堂集》，其中的闲字用的就是这一义项。不过，申时行已做官多年，年老体衰，理应致仕，他自己也希望回乡休养，故感谢皇帝的恩准退休；所以，申时行之闲原是有准备的主动之闲。而1952年年富力强的程先生不再担任中文系系主任职务，这既不是主动的辞职，也不是任期届满的正常免职，而是因思想改造表现不好而被当时掌握学校实权的徐懋庸撤职，故程先生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例如他在1957年整风之时说：“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要我作检讨，撤我的职，都是当众搞的；以后徐懋庸撤职，若干党员在这件事上作检讨，却是悄悄地搞，待遇不公平。……三反思想改造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所以，与申时行之闲相比较，程先生之闲原是无准备的被动之闲。出乎意料而不得不闲，在这种情况下，闲堂之号便可见出程先生的自嘲和不平之意。

　　但程先生之闲只是官闲而不是身闲，即开始闲于行政事务，而并非闲于教学和科研。1957之前他立下以一人之力撰写数百万字文学通史的雄心壮志，并勤奋著述，坚持着每日3000字不下桌的进度；1957年之后，程先生非罪遭谴，其教学科研的正当权利被剥夺长达18年，但他仍然尽一切可能坚持学术研究，即使在沙洋农场劳动改造，白天放牛挨斗，晚上仍然细读晋隋八史。1977年6月沈祖棻先生不幸遭遇车祸去世，程先生在处理完丧事之后便带伤忍痛，用了10个月的时间，以每日2500－3000字的进度整理沈先生的遗著。次年幸获机遇重返教坛，程先生更是立志夺回失去的18年时间，在人生旅途的最后20余年当中培养了19名研究生，出版了15卷文集。上述事实可证，在程先生那里，如果说官闲是被动之举的话，那么身未闲则是主动的追求。以闲字自号而实际上并未闲着而且非常忙碌，这一闲字显然具有提醒自己勤奋进取的作用，从中又可见程先生的惜时自励之情。

三、自由与自得

　　由此也就可知，闲堂之闲不仅是客观实际的描述，而且还是主观心态的显示。换言之，闲堂之闲是官闲但更是心闲。这恰如陶渊明《自祭文》所说的那样：“勤靡余劳，心有常闲。”这种心闲，其基本涵义是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够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保持从容不迫、自在自得的超越心态，维护独立自由的人格尊严。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回归田园，在辛苦、贫穷的生活中仍能感受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这些流传久远的事迹正是心闲的具体表现。

　　在程先生那里，其家学与师承都尊崇孔子创建的民间私学传统而反对官学的独尊、垄断，而程先生认同这种立场，其自由独立的人格由此可见一斑。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程先生的叔祖父程颂万认为张之洞将书院改为学堂是“狃于三代以官为师之制，阴遂其唯我独尊之怀”，将导致“师尽为官，众师皆以日中为肆”的恶果。程先生自认章黄学派传人，而章太炎也认为张之洞兴办官学将导致“惰游之士遍于都邑，为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的严重后果，故主张政学分途，学以求是而非急切干禄或横与政事。在家学与师承的影响下，程先生在民国时期即高度肯定民间私学对于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例如《文论要诠》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的按语中说：“孔子以前，学在官守；孔子以后，学在私门，所谓功贤尧舜者，殆谓此也。吾国文学与时代之关系，扬搉根极，惟此事为最著最要，学者不可不究心也。”可见程先生对孔子开创的民间私学传统的高度重视。同时，程先生也认识到以学术为政治工具的弊端，否定急功近利地以学术为政治服务。例如《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一文明确地指出了晚清以来的公羊学派“本依附改治而光昌，亦以政局之变更不旋踪而消灭”的必然结局。

　　光绪29年（1903）程颂万年近40之际曾以《闲堂》为题作七言绝句八首，程千帆也恰好在年届40之际以闲堂为号。这或许只是偶然的巧合，不能因此就把程颂万的诗作视为闲堂之号的出处。但既然程先生在思想上、感情上与程颂万有着高度的认同，那么，从这种巧合之中也可见出程先生自号闲堂的精神之源。

　　我们还看到，在非罪遭谴的18年当中，程先生并没有消沉、绝望，而是尽可能地进行“地下”学术研究和“地下”诗歌创作。其《八里湖作》、《题襄阳云居寺》两诗有云：“黄尘扑地秋风起，倚杖荒原学喌鸡”、“垂老尚能来革命，云居古寺住移时”，在看似平淡的描述中揭示了离奇的遭遇和身世的巨变，辛辣而沉痛地揭露了劳动改造的荒诞与残酷，鲜明地体现了对极左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否定态度。《破角诗》、《伤黑鸡》两诗有云：“耕驾夙娴习，勤渠不须鞭。进退合指挥，妇孺从驱牵。素不践蔬圃，亦不犯稻田。虽纵鼻绳头，罔或肆腾骞。慈爱逮儿孙，牴戏任流连”，“有让不争食，闻呼解应人。足伤犹产卵，雨猛竟离群”，对一牛一鸡的赞美也正是对自我人格的肯定。

　　所以，在程先生那里，既有对于自由独立人格的理性维护，又有对于现实苦难的审美超越，这种精神状态与陶渊明的心闲是相一致的。

四、自守与自救

　　在程先生的印章中，闲堂之闲皆刻作“閒”，但在晚年，程先生还将闲堂之闲写作“閑”。在汉字使用上，閑字可代替閒暇之閒，但閑与閒暇之閒的本意绝然不同。这一闲（閑）字本指门闩，后引申为法度、规范。如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曰：“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沦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有志之士，安得不深长思之哉。”这里的闲字即为法度、规范之义。闲字既有此义，又进而引申为捍卫，保护、防范、限制等义。如《孟子·滕文公下》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闲先圣之道即捍卫先圣之道。再如陶渊明《闲情赋》有云：“将以抑流砣之邪心而归于正。”这正是文章标题中的闲情之闲的本意。

　　程先生晚年将閒写作閑，或许也只是将閑当作閒来用而已，但由于閑字另有其意，而这种意义也正是程先生的思想原则和人格特征的真实写照，这样就在客观上为闲堂之号增添了新的涵义。程先生晚年在与弟子们交谈时说：“光有为还不行，还得有守。有为有守，就给成为大师创造条件了。”又说：“我不仅要求你们学问出人头地，也非常希望你们大德不逾闲，有义利之辨。”“大德不逾闲”出自《论语·子张》，这闲字即不越过界限、不违反规范之意。如此要求门下弟子，作为导师当然应该以身作则，所以，闲堂之闲还有着自守之义，可以体现程先生对自我的约束。 

　　那么，程先生所持守的法度、规范又是什么呢？

　　民国时期程先生在《题手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