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楼崔巍，书香绵长

-浙江藏书楼 

《浙江藏书楼》（DVD）2013年2月2日荣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浙江藏书楼》（DVD）2014年3月31日 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目录

序言   

1.天一阁

     2.文澜阁

3.嘉业堂

4.曝书亭

     5.五桂楼

6. 衍芬草堂与西涧草堂

7. 皕宋楼

8. 玉海楼

9. 伏跗室

10.古越藏书楼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言                            

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说过：“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藏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推崇的雅趣洁行。在“山川荟蔚，江海磅礴，人文郁茂，世代济美” （明人杨师孔《两浙名贤录·序》）的浙江，远在三国时期，就有藏书家事迹的记载。宋代伴随着雕版印刷的兴盛，华夏涌现出许多藏书家。两宋知名藏书家128人中，浙江有31人，为全国之冠。明清以降，越发踵事增华。浙江自三国至新中国成立前，有据可查的藏书家多达1276人。出现过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藏书楼。藏书家们以终身的挚爱、不懈的搜求、精心的呵护、执著的守望、乃至勤奋的抄录、校雠、刻印、著述，诠释着藏书文化的底蕴和真谛，演绎了诸多文囿美谈、学林佳话。他们毕生致力于收集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典籍，保存了价值无限的民族智慧结晶，延承了千年不息的中华文明脉络。天一阁主范钦“生平孜孜，惟书籍是嗜”；嘉业堂主刘承幹“ 生平嗜书，与世俗之珠玉货财同”；五桂楼主黄澄量认为 “积财与子孙，不如楹书与子孙”；衍芬草堂与西涧草堂共同创建人蒋光焴常言“手头无书，几无生人之趣”。

流年似水，大浪淘沙，曾遍及浙东浙西的许多藏书楼已经楼倾书散，难觅芳踪，但，仍然有一批藏书楼历尽风雨而坚强屹立，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与丰饶的精神财富，其中有中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天一阁，《四库全书》江南四阁岿然独存的文澜阁，清末规模最大的嘉业堂，文学大家朱彝尊的曝书亭，朴学宗师孙诒让治学的玉海楼…。还有更多的藏书楼则羽化成蝶，实现了向公共图书馆的华丽转身，诸如由杭州藏书楼、浙江藏书楼嬗变为浙江图书馆，古越藏书楼演化成绍兴图书馆。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着重介绍浙江现存的十一座藏书楼，从藏书楼的物质表象刻画到藏书家的心路历程探索，从庋藏的典籍品位剖析，到管理体制上的特色描述，解读围绕藏书楼发生的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斯楼崔巍，书香绵长之

天一阁 

           宁波日湖

      宁波月湖

     天一阁外观

在我国东海之滨，具有7000多年文明史的“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浙江宁波，日月双湖，宛若两颗熠熠生辉的明珠。月湖之西，胜景芙蓉洲的绿阴深处，掩映着一座名满天下的藏书楼——天一阁。它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之间，距今已跨越了近四百五十年的悠悠岁月。古朴的门楣院墙铭刻着沧桑的年轮印痕，威武的守护石狮寓意着精神家园的庄严神圣；精美的石刻砖雕折射着高雅的审美品位，静穆的深院书楼彰显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从这里，世代传播出不绝如缕的书香，昂天的飞檐翘脊仿佛是对中华文明的不息礼赞。

天一阁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所家族藏书楼之一。其他两所都建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所是意大利贵族多梅尼科·马拉特斯塔（Domenico Malatesta ，1418—1465） 1452年在意大利北部切泽纳（CESENA）创办的马拉特斯塔图书馆（ Malatestiana Library）。

 意大利马拉特斯塔图书馆

另一所是佛罗伦萨公爵，第一代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一世·德·梅迪契（ Grand Duke Cosimo I de' Medici，1519－1574），为了存储其两位祖上，同为人文主义者的佛罗伦萨僭主柯西莫·梅迪契（Cosimo de'Medici ，1389-1464)及其孙洛伦佐·梅迪契（Lorenzo de'Medici，1449—1492）收集的4,500册书籍和11,000件手稿1525年在佛罗伦萨动工兴建的梅迪契－罗伦佐图书馆 （Medicean-Laurentian Library），由艺术大师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1564）设计的馆舍及内部装饰至今保存完好，1571年尚未竣工即向公众开放。

  意大利梅迪契－罗伦佐图书馆

                      范钦像(吴君泽绘）                                                                                                      范钦被诬入狱                                      范钦昭雪，郭勋入狱 

天一阁的创始人为范钦。范钦（1506—1585），字尧卿，一字安卿，号东明。浙江宁波府鄞县人。生于明代正德元年(1506)，卒于万历十三年(1585)。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初任湖广随州知州，嘉靖十五年(1536)，升工部员外郎，因事触犯了明代开国功臣营国公郭英的六世孙，世袭武定侯郭勋，被诬遭廷杖。嘉靖十九年(1540)，任江西袁州府知府。上任伊始，在府署大厅前建造高亭，升石于上，尤便仰观，人称“戒石亭”，告诫官员应以身作则，清廉自守。是年，郭勋失宠，被逮下狱，由三法司审查其罪行。袁州为当朝首辅奸雄严嵩故乡，其子严世蕃欲占宣化公宇，范钦不允。严世蕃报告他父亲，严嵩告诫他的儿子道：“（钦）是抗郭武定者，以强项自喜，踣之适高其名，但当笼络之耳” 。意思是说这个人连武定侯都敢顶撞，以强硬自居。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只能笼络他。

 卢镗塑像

            抗倭图（明 仇英绘）

            范钦支持抗击倭寇                                                                         严嵩得宠                                       严世藩获罪        嘉靖二十八年（1549）范钦由广西参政升任福建提刑按察使。任上为抗倭名将卢镗（1505－1577，字声远，河南汝南人）鸣冤，竭力救其不死，倾心支持抗击倭寇。嘉靖三十三年(1554)，因父母相继去世，范钦辞官奔丧。嘉靖三十七年(1558) 丁忧期满，起补河南左布政使，升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提督军务。嘉靖三十九年(1560)升兵部右侍郎，同年十月被某御史冤屈劾奏“黩货纵贼”，处以“回藉听勘”，去官归里。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勒令退休，严世藩遭流放海南。第二年初春，嘉靖皇帝下恩诏为范钦平反，准许复冠带致仕(即退休以后仍然可以穿官服)。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大臣沈一贯撰《东明范公墓志》评价范钦为官：“公亢直守正，终始不移。”

             楼钥像                              丰坊像

范钦生长于斯的浙东名城宁波，锺灵毓秀、人文荟萃，自古以米香、鱼香、书香、墨香“四香”传扬天下，具有深厚的藏书文化积淀。仅在月湖一带，历史上就出过许多著名的藏书搂，诸如南宋诗人楼钥（1137－1213，字大防，一字启伯，号攻媿主人，鄞县人。隆兴元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的东楼，学者史守之（1166－1224，字子仁，鄞县人。史弥远从子）的碧沚，元代学者袁桷（1266－1327，字伯长，鄞县人。官至侍讲学士）的清容居；明代学者、书法家丰坊（1492-1563，字人叔，一字存礼，后更名丰道生，字人翁，号南禺外史，鄞县人。嘉靖二年进士）的万卷楼等。可惜，至今均已荡然无存。范钦酷爱书籍，“生平孜孜，惟书籍是嗜。”每到一地，“远购近集，旦录夕抄”。堪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汗牛充栋的图书随同他一起回到月湖故土。

范钦既已落叶归根，开始动工构筑书楼以贮藏日益增多的书籍。

天一阁取《易经》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精义。选址幽静，高墙围环。主体建筑是一排六开间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坐北朝南，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重檐硬山顶，前后有廊。楼上原为通长的一间，以书橱相隔成六间。书橱以《论语》中的“温良恭俭让”、五声音阶的阶名“宫商角徵羽”等古代读书人耳熟能详的次序来编号，体现出一种和谐的音律之美。正中悬有明隆庆五年（1571）时任宁波太守王原相所书“宝书楼”黑底金字匾额。楼下面阔，进深均为六间。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当中三间品连一起，作为中厅，两旁悬挂着文人学士们题写的楹联。寓意精当，书法隽永。

范钦深谙“天一生水，以水克火”的真谛，特地在天一阁前凿池，名天一池，池水清澈，游鱼如织。天一池与月湖水脉潜通，常年不枯。平时蓄水，一泓碧波平添三分美景；急时汲水，扑灭火患以保庋藏无恙。从建楼伊始就将防火问题提到了首要位置。除凿池蓄水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范措施。诸如：在天一阁的东西两旁筑起了封火墙屏障，以阻断火源；天一阁的四周都留有空地，不与民居相连，并砌筑围墙与外界相隔绝；天一阁还长期执行着严禁烟火入阁的制度。楼梯口设有醒目禁牌。千方百计构建了天一阁的防火体系。

时至今日，天一阁虽然经过几次大修，然其平面布局、梁柱结构及硬山式屋顶等基本特征仍未变。尤为重要的是，从未遭遇过火灾的眷顾，避开了书楼安全最为担忧的祝融之祸，为后继的藏书楼乃至图书馆树立了楷模。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天一阁藏书的来源，首先归因于楼主穷年累月的不懈搜求。范钦曾在湖北、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南等地及京城数十年为官，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嗜书如命的范钦，尤其重视当代人的著作，每到一地，均以寻访图书为最大乐事，不惜踏破铁鞋，得之为快。寻觅到当时就很稀少罕见的图书，范钦更是如获至宝，予以珍藏。像《军令》、《营规》、《大阅录》、《国子监监规》、《武定侯郭勋招供》之类的官书，是当时的内部资料，为一般藏书家所难以收得的。

其二是天一阁购入了丰坊万卷楼、袁忠彻（明代大相师。官至尚宝司丞）静思斋等藏家散出之书。丰坊及袁忠彻均为明季鄞县著名藏书家。万卷楼遭火灾，藏书所存不多，但幸存者尽归天一阁。后来丰坊穷困潦倒，其碧池园和万卷楼刻石也均归范氏。

         王世贞像

                   天一阁藏（宋）丰稷撰，（明）丰坊释义，明蓝丝栏钞本《春秋世学》天一阁藏（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明蓝丝栏钞本崇文总目天一阁藏（明）王世贞编明隆庆刻本《尺牍清裁》

其三是范钦与当时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藏书家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书法家、藏书家丰坊等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约定互抄书籍，互通有无。

这样殚精竭虑，日积月累，藏书的品种和数量蔚为大观。据《范氏家谱》记载，鼎盛时，天一阁藏书达七万余卷。

如果说天一阁的建筑匠心独运，那么，其藏书视野则称得上别具慧眼，呈现出以下显著特色：

             明太祖朱元璋像

           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袁州府志》

          天一阁藏明《宁夏新志》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嘉靖刻本《汀州府志》、《象山县志》书影天一阁藏明弘治《上海志》八卷，郭经修唐锦纂

                     首先，天一阁是收藏明代地方志书的宝库。家有谱，方有志，国有史。与范钦嘉靖同朝为官的山西巡抚杨宗气在《山西通志·序》中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作为中华文化宝库的珍贵财富和奇葩，享有连续性、系统性“地域百科全书”的美誉，具备资治、存史、教化、兴利等功能。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号洪武）建国后，为了使“功业永垂”，即诏令天下编纂地方志书。嗜书的范钦长期在全国诸多地方任职的独特经历，使他具备了全面收集明代地方志书的主客观条件。天一阁原藏明代省、府、州、县志书共435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在多灾多难的动荡岁月里，天一阁藏书多次遭到侵吞和盗窃，明代地方志书也不例外。但时至今日，尚存志书271种，仍然是我国收藏明代地方志书最多的单位之一。在这271种地方志书中，有164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中为仅见之本，堪称海内孤本。从纂修时间来看，所有明代志书中，纂修于嘉靖年问的有185种，嘉靖以前所修者有55种，嘉靖以后所修者有31种。时间跨度从永乐到崇祯。由于明代以前旧志的失传，天一阁现藏方志中，有l 72种已成了各地纂修的地方志中保存最早的志书。同时，天一阁所藏地方志还是所有藏书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一批书。天一阁志书大部分纸墨精良，保持着明代书籍的装帧形式。由于这批藏书来自全国各地，所以从书籍出版角度为后人描绘了一幅鲜明而生动的中国明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图卷。

           阮元像

               阮元编《天一阁藏书总目》

               天一阁藏（明）范钦编，稿本，《贡举录》天一阁藏《明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天一阁藏《明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

        天一阁藏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收藏并保管着有明一代的大量科举录。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文帝。进入明代，被推崇到空前绝后的巅峰程度。据《明史·选举志》载，朱元璋于洪武四年即诏告天下：“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从此就有了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从下而上，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于是，也就有了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我国历代科举考试的文献，又以明代保存得最完整，而明代科举录的绝大部分均收藏在天一阁里。据阮元所编《天一阁书目》的不完全反映，天一阁收藏有明代进士登科录68册，会试录62册，乡试录297册，武举录33册，共计460册。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共开89科。天一阁收藏有首科洪武四年(1371)的会试录、进士登科录；自宣德至万历，连续52科的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均完好保存，而万历十四年(1586)，丙戌科以后则全部缺藏。这一情况与天一阁主人范钦的生活年代直接相关。范钦本人是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还充任过福建乡试的监试官。所以，收藏明代科举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范钦于万历十三年(1585)去世后，范氏后人逐渐失去了继续收集明代科举录的条件。范钦苦心搜集明代科举录，丰富了我国古籍收藏的品种，填补了学术研究中许多空白。目前，天一阁尚存明代科举录370种，其中绝火部分是海内孤本。明代科举录除天一阁所藏外，北京图书馆收藏较多，但也仅60多种。其他尚有一些散见于台湾及江浙等地，数量就更少了，且他们的藏品中又有不少是天一阁散出之本。

钱大昕像

               钱大昕编《天一阁碑目》

         天一阁藏碑文

  天一阁藏书的第三个特色，是网罗了宏富的碑帖。曾经收藏有800余种碑拓件，并且全部为明代或明以前所捶拓，因而显得弥足珍贵。据清乾隆五十二年钱大昕编《天一阁碑目》载“去其重复者，自三代迄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 “天一阁石刻之富不减欧（欧阳询）、赵（赵孟頫）。”金石学家孙星衍所编纂的《寰宇访碑录》中，采自鄞县范氏天一阁藏本或范氏拓本的就有204种。范氏碑拓藏品中，最著名的是北宋拓本《石鼓文》、《秦封泰山碑》及汉《西岳华山庙碑》。可惜三百年后散失殆尽。清咸丰年间，天一阁遭受到空前劫难。赵之谦《刘熊碑跋》云：“成丰辛酉，阁中碑版尽为台州游民取投山涧，烂以造纸，鄞人亦有闻而急求者，至则涧水已墨矣。”光绪间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时，尚存二十余件。现除《刘熊碑》藏故宫博物院外，其他均下落不明。

天一阁现存明代丛帖刻石有《天一阁帖》8种、《万卷楼帖》3种、(《义瑞堂帖》11种，共计26方，保存了明代书法家文徵明、丰坊、薛晨、薛选等人的法书，以及范钦自己的题跋两通，是研究明代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

   灵香草

                       英石                    

天一阁十分注重典籍的日常保护。早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范钦以参政分守广西东南要地桂平，统管其军政事务期间，惊喜地发现当地瑶族特产中药材灵香草有为书籍辟蠹灭虫的功效。嘉靖二十八年（1549）升任福建提刑按察使离桂时就带走了大批灵香草。嘉靖三十七年（1558）擢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广东期间，又获悉英德县盛产的英石有显著吸湿功能。日后，灵香草和英石被持久广泛用于天一阁的藏书保护之中。书籍中夹芸草，书厨下放英石。清代诗人、诗论家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年进士）有诗赞云：“久闻天一阁藏书，英石芸香辟蠹鱼。” 

天一阁地处浙东，这里空气湿润，每年的霉雨季节长达月余，书籍受潮后，极易发生虫蛀和霉变。因此，天一阁非常重视书阁的日常通风以及一年一度必定施行的曝书去湿。范氏及其后人根据季节及气候的不同变化来决定何时密封书库，何时开窗通风。尤其是对曝书一事，范氏子孙尤为重视。相传，曝书之日与祭祀之日均为范氏子孙必到之日。这除了因为曝书之日需要大量人手帮忙外，主要还由于藏书世家对天一阁藏书的高度责任心和荣誉感。天一阁藏书历来存放楼上，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干燥，再加上书阁前后开窗，书橱前后设门，既有利于密封防尘，又便于通风除湿。天一阁所藏图书大部分能完好保存，主要归功于范氏后人一如既往地对藏书的高度重视及长期严格的保护措施。

天一阁藏书印记，最常见者为“天一阁”和“范氏天一阁藏书”二印。这两颗印章原件至今仍存于天一阁，所以，藏书上有这两方印记者，并非全为范钦所钤，有的是其后人盖上的。 

            范钦印鉴

范钦共有藏书印30枚，它们是：“范钦私印”(白方)、“范氏尧卿”(朱方)、“东明山人之印”(朱长方)、“东明山人”(朱长方)、“天一阁”(朱长方)、“天一阁主人”(朱长方)、“古司马氏”(朱方)、“司勋大夫”(朱方)、“范氏图书之记”(白方)、“四明范氏图书记”(朱长方)、“范”(朱圆)、“万古同心之学”(白方)、“和鸣国家之盛”(朱方)、“四明山水野人手印”(白方)，以及“尧鼎”、“范氏安卿”、“甬东范尧卿氏”、“东明”、“东明外史”、“东明草堂”、“一吾庐”、“七十二峰”、“壬辰进士”、“壬辰子大夫”、“司马之章”、“甬东范氏家藏”、“四明范氏家藏”、“范氏看画记”、“子子孙孙永传宝之”、“人生一乐”等。

          范钦《天一阁集》书影》     范钦醉心藏书，也勤于读书，有较深的诗文功力和书法艺术造诣。范钦自述，晚年读书常常至“漏下二鼓。”他的中晚年大部分著述收录于自选的《天一阁集》三十二卷中。沈一贯为书作序说：“司马公于书无所不蓄，虽晚暮，好学弥笃，常诵读至夜分，声哕哕振林末，惊其四邻。”

            范钦嘉靖自刻本《范司马奏议》

             天一阁藏（明）范钦订。明天一阁刻本《范氏奇书》二十一种

天一阁不但以藏书著名，而且还印刻过一些书籍，万历十九年（1591），范钦生前校订的二十种《范氏奇书》，陆续付梓。在传播古代文化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在当时所刻的书上，留有姓名的写工和刻工多至三十余人，可见其刻书的规模。至今尚保存着数百块明代版片，是研究我国雕板印刷术历史的珍贵文物。

天一阁藏书得以长期完整地保存还得归功于范钦从建阁之初亲手厘定的“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制度。汲取前人诸多藏书搂，虽名噪一时，而难以传代，平生心血，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惨痛教训，步入迟暮之年的范钦开始筹划身后之事，深思熟虑，拟定了一个使藏书永不分散的办法。

             范钦分割家财

         全祖望像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

传说，范钦将家财分作两份，一份是耗尽他毕生心血的天一阁的全部藏书，一份是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其长子范大冲有子承父业之志，而次子范大潜学无所成，连秀才也未考上。分家的结局是，长子弃万两银而取全部藏书，次子范大潜得银而弃书。清人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清乾隆元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有《鲒崎亭诗文集》等。）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吾闻侍郎二子方析产时，以为书不可分，乃别出万金，欲书者受书，否则受金。其次予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尽而书尚存，其优劣何如也!” 其实，早在万历十三年（1585）农历六月十二日，范大潜就已病逝，年仅四十一岁，抛下寡妻陆氏，无子嗣。分家之说也就站不住脚了。

         范钦墓

万历十三年（1585）农历九月二十八日申时，范钦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后，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岁，与十年前遽然撒手人寰的夫人袁氏合葬于鄞县南乡之茅山。

历尽四百四十余年沧桑岿然屹立的天一阁，成为中国私家藏书楼一座璀璨的丰碑。范钦身上浓缩了华夏藏书家对图书的热忱、痴迷和执著。天一阁的存在足以令他名垂青史。

范钦生前确立的财产分配方案和书楼管理条例印证了他的先见之明。

星转斗移，逝者如斯。让我们以时光推进为经，重要事件为纬，追溯天一阁后来发生的故事。

            天一阁石刻图   天一阁兴盛图

万历十三年(1585)，范钦死后，其长子范大冲弃万金家财，欣然继承了天一阁藏书。范大冲，宁子受，号少明，别号昆仑山人。县学生，入太学，授光禄寺大官署丞。大冲死后四十多年，明朝灭亡。

         天一阁禁牌

范大冲没有辜负父辈“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期望，还正式订立了“藏书为子孙共有”之约，并制订了一系列配套的细则。例如，阁门和书橱门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这样就用集体的力量，防止了子孙个人占有，避免了书籍的流失和分散。至今，天一阁里还保存着三块禁牌，禁牌之一为：“烟酒切忌登楼”；禁牌之二为：“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禁牌之三共有十一条，其中对阁上门槛，厨门锁钥、封条、察视漏水鼠伤、入内扫刷、亲朋游览等都有详尽条规。清代学者阮元对此评价甚高，他认为，范氏后人“以不与祭为辱，以天一阁后人为荣”的观念，体现了一种家族的精神。这也是天一阁藏书经久而不散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大冲之子范汝楠亦喜藏书，曾入国子监。汝楠之子范光文是清朝顺治六年(1649)进士，授吏部主事，在陕西做过主考官。因为有范氏子孙薪火相传的守护，到明末清初时，天一阁藏书在原有基础上还有一定发展。

         黄宗羲像 黄宗羲被允登天一阁 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   叶昌炽像

康熙四年（1665）范钦曾孙范光文在阁前天一池边，用海山石建造假山，增筑小桥亭榭，环植竹木。康熙十一二年(1673)，时任天一阁主人的范光文作出了天一阁历史上前所未有、不同凡响之举：引著名学者黄宗羲（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杭人。）登天一阁访书。黄宗羲将世所稀见之书编定书目。由于登阁时间甚短，选录很不完全。范钦的玄孙在此基础上加以重订，补入了黄氏所未列的书籍，编成一部较为全面之书目。黄宗羲还为此行写了一篇《天一阁藏书记》，文中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黄宗羲对天一阁藏书能保持久远，深表赞叹。自此之后，天一阁之美名首先在学界中流传开来。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31，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原籍浙江绍兴，后入籍江苏长川。）为天一阁撰联歌咏了这段佳话：“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玉几金峨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

             全祖望撰楹联

 浙东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史学家、藏书家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清乾隆元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有《鲒崎亭诗文集》等。）作为黄宗羲的私淑弟子，自幼遍读黄著，特别是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天一阁及范氏族人充满了崇敬，并引为甬人的骄傲。认为“浙东藏书家，首推天一阁”。撰《久不登天一阁偶过有感》：“历年二百书无恙，天下储藏独此家。为爱墨香长绕屋，祗怜带草未开花。一瓻chi（酒具，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人借书，以此乘酒为酬）追溯风流旧，十载重惊霜鬓加。老我尚知孤竹路，谁来津逮共乘槎。”从乾隆三年(1738) 再次登上了天一阁到十二年(1747)，是全祖望的“家居十载”，潜心学术研究的时期，从此便整日埋头在天一阁内。写下了著名的《天一阁藏书记》和《天一阁碑目记》。天一阁中厅至今悬挂着他撰的两副楹联：一副为清人王德维咸丰同治朝书的：“十万卷签题缃帙斑斑，笑菉lu竹、绛云之未博；三百年清秘祥光昺昺bing，接东楼、碧沚以非遥。 ”一副为清同治庚午仲秋月朔日书法家陈劢mai（1810－1888，字子相，号咏桥。浙江鄞县人。道光十七年拔贡，廷试第二，授广西知县，未赴任。）重录的“ 南望蜜岩，为道石质储藏都归杰阁。西瞻祁市，应怅澹dan生沦落早逊高门。”

            徐乾学像

　闻听黄宗羲得以登阁后，接踵而至的还有经学大家、藏书家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建庵，江苏昆山人。康熙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官至刑部尚书。)他不仅亲自登上天一阁抄书，又派遣门生抄录黄宗羲登天一阁时“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的《天一阁书目》。

万斯同像

另一位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史学家、藏书家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自署布衣万斯同，浙江鄞县人。）也慕名登天一阁，博极群书。对于天一阁富藏的明代史料的精深钻研为他在康熙十八年（1697），以布衣身份入明史馆参加修撰《明史》开拓了眼界。万斯同在明史馆二十余年，直至死于任上。一生著作有《明史稿》、《历代史表》、《纪元汇考》、《明通鉴》等。万斯同《明史稿》的亲笔手稿和修改稿如今就珍藏于天一阁内。

范懋柱所献《四库全书》天一阁藏本

乾隆帝像 

乾隆赏赐天一阁铜版画

《古今图书集成》

  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旨开馆纂修“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的《四库全书》。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征集图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代表范氏后人踊跃响应，共进呈了638种图书，是当时全国进呈书籍最多的一家。两年后，乾隆皇帝为此特地嘉奖了天一阁，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书为毛装本，保持着初印时的风貌，印刷精良，插图尤其精美，为海内珍本。

         《平定回部得胜图》之一

                   《平定两金川战图》  之一

后又赐十八世纪绘画《平定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战图》各一套。其中《平定回部得胜图》全图共十六帧，既是历史之画卷，亦为艺术之精品。卷首有乾隆皇帝亲制序文，卷末刻有于敏中等大臣集体撰写的跋文。图中描绘清朝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和回部上层贵族叛乱集团的战争，歌颂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这套组画是极为精致名贵的铜版画，是在法兰西皇家艺术院长马利尼侯爵的指导下，由名手制成的。版画的作者是清宫廷画家意大利传教士郎士宁。这组画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十六帧画页，每帧都留有乾隆皇帝的诗文墨迹，并钤有“乾隆宸翰”等印章，是稀世珍宝。

然而，换取荣耀所花费的代价却是十分沉重的！乾隆深知藏书家惜书如命，在谕旨中多次表明征集上来的图书即使有点问题，“与藏书之人无涉，必不肯因此加罪。”信誓旦旦：“民间所有藏书，无论刻本写本，皆官为借抄，仍将原书给还。”再三警告经手者不准扣留中饱、私索地方藏家进呈的书籍。但是，事实上并不这样：范懋柱代表天一阁进呈的638种珍贵的古籍，真正归还给天一阁的不到此数。侵吞的正是过手的翰林学士和地方官员们。天一阁藏书由此蒙受建阁以来第一次伤筋动骨的创伤。

          寅著上奏   寅著奏折 

       乾隆帝《文源阁记》

              北京文渊阁                            文渊阁《四库全书》》

在考虑建造庋藏《四库全书》的书楼时，乾隆皇帝专门派杭州织造寅著专程到天一阁作调查。在上谕中说：“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寅著详细考察天一阁环境结构、丈量高下深广尺寸，统计书橱数目排列奏报。留下有关藏书楼形制的最早记录。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作《文源阁记》，开头即说：“藏书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臣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即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嘉靖末，至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 在全国陆续建成的《四库全书》南北七阁，无论从式样到格局，均仿效天一阁。

           文澜阁            乾隆帝御题诗匾

乾隆帝四十九年（1784）一月，第六次南巡，登临杭州西湖之畔文澜阁，作七律《文澜阁》，中有：“范家天一于斯近，幸也文澜乃得双。”诗句。天一阁由于乾隆的推崇，获得空前的崇高声誉，自此名扬天下。

 清嘉庆年间学界泰斗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徵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礼仁阁大学士。）任浙江巡抚时曾登天一阁览书，并命范氏后人范邦甸等编目。范邦甸很快就完成了《天一阁藏书总目》十卷、补遗一卷、范氏著作一卷。这个常目的体例由阮元亲自手定，并于嘉庆十三年(1808)命宁波府学教授汪本校刻。阮元所倡编并督刻的这个书目，是天一阁藏书目录中编辑较早、流传较广、具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的一部。该书目共著录藏书4094种，53 799卷。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目后面还附有《天一阁碑目》，共著录天一阁藏碑720余通。这是现存最早的《天一阁碑目》。阮元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写道：“ 海内藏书之家最久者，今惟宁波范氏天一阁岿然独存。其藏书在阁之上，阁通六间为一，而以书橱间之。其下乃分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写其书入四库，赐以《图书集成》，亦至显荣矣。”

清代仕女图                        钱绣芸为登天一阁嫁与范钦十世孙范邦柱                  钱绣芸欲登天一阁，范邦柱无能为力         钱绣芸含恨离世     嘉庆年间谢枋的《春草堂集》，记载了一个凄婉悲伤的故事。说是有位名叫钱绣芸的姑娘，乃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她酷爱诗书，常听丘知府说范氏天一阁藏书极富，其中多罕见之版本。阁中三百年来书不生蠹，全赖芸草（即灵香草）之功。钱姑娘听后，顿生仰慕之情，用丝线绣芸草数百本，“绣芸"之名由此而得。知府为其真情所动，亲自做媒，嫁给了范家。结婚后，她满以为大可登上天一阁，看书看芸草了，哪知范氏家族有规矩，严禁妇女登天一阁。绣芸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由是得病，抑郁而终。临死前哭着对丈夫说：我之所以来汝家者，芸草也，芸草既不见，生亦何为?君如怜妾，死葬阁之左近，妾瞑目矣!

                姚元之像

清道光间浙江学政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号荐青，又号竹叶亭生，晚号五不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为天一阁撰楹联：“人间庋阁足千古  天下藏书此一家。”现代著名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1919-2000，号梓翁，上海同济大学教授）1980年8月重书，现悬挂于天一阁中厅。

清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了宁波城。古城蒙羞，双湖呜咽。天一阁图书在战乱中多有散佚，仅舆地书就被掠取数十种。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朝谈判代表耆英、伊里布和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主要内容为：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割让香港岛；赔偿鸦片烟价银600万两。如今，大英博物馆中现存中国历代珍稀之品就多达3万多件。

           刘喜海像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金石学家，时任浙江布政使的刘喜海（1793－1852，号燕庭，山东诸城人）登阁阅书，随手抄录，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十二卷。刘目基本上依照阮同分类次序排列，共收录藏书2223种，前后无序跋，亦未曾刊印。此目比阮目更为精当，对于后人更有参考价值，但失收的书也很多。可能系刘喜海编目未竟即被罢官，故匆促收尾。此目天一阁藏有传抄本。

宁波城内的太平天国士兵

                           清军与太平天国军交战图

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军队进驻宁波，天一阁沦为马厩，当地不法歹徒乘社会动乱之机，拆毁天一阁后围墙，偷运藏书，论斤贱卖给造纸商人，珍贵书籍成了造纸原料，此后又多有流散，损失严重。

          薛福成像                       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

 清光绪十年(1884)，浙江宁绍台兼管水利海防兵备道薛福成（1838－1894，清末外交官，改良主义政论家。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命钱学嘉等三人，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四卷，首末二卷。该目体例一依《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上也胜出阮目。该书目全面反映了鸦片战争以来天一阁两次遭劫以后的藏书情况。此目共著录藏书2 152部，计17 382卷，并统计出《古今图书集成》尚存8 462卷。

         缪荃孙像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目录学家、藏书家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人。）乘内兄夏闰枝出任宁波太守之便，委托夏闰枝与范氏约定观书日期。由于家族共管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麻烦和复杂，据传“司马后人一百有二家，须均允乃得登”，夏氏虽贵为太守，也是“至次年始得复”，约定三月十八日登阁。清光绪三十五年(1909)三月十三日，缪荃孙自江宁赴甬，十五日到鄞县，十八日到阁。范氏后人在以礼相迎的同时，一再言明要“不携星火”。这一天对缪荃孙来说十分珍贵,“聊慰生平素愿”。他嘱托范氏代抄宋《刑统》和正德《江阴志》。后因夏闰枝调赴湖州任职，只抄得《刑统》。这是缪荃孙首次登阁最直接的收获。

             1914年薛继渭潜入天一阁宝书楼盗书   1914年薛继渭潜入天一阁宝书楼盗书，

                                    掮客冯德富接应                上海来清阁书坊老板杨云溪花2500元       天一阁被盗因族规迟迟才被发觉

买下薛继渭、冯德富所盗天一阁

明版书300余部750册                          1914.6.20－22范氏连续三天在上海《新闻报》刊登         1914年冯德富自首，薛继渭被缉拿归  “购天一阁藏书者注意”启事                                案，分别被判处8年和9年徒刑，但天

一                                              一阁被盗古籍一册也未追回

   缪荃孙第二次登阁在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以后，正值时代嬗变、时局动荡时期，天一阁的藏书成为奸商觊觎之物。掮客冯德富在上海六艺书局老板陈立炎的引诱下，伙同窃贼薛继渭赴甬窃书。窃贼从阁顶挖去瓦片和椽子，潜入阁中，历时数十天，窃去阁中大批藏书。因为非曝书日，子孙也不得入，平日大门上锁，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窃贼偷运大量图书到上海低价出售。当年在上海设书肆的罗振常，曾就个人目睹之书撰为提要，成《天一阁藏书所见录》一册，著录有240种之多。商务印书馆亦曾搜集了近500种，放于涵芬楼，不幸毁于战火。侨居沪上的缪荃孙，忽闻阁书大批出售，初以为“其子孙居然肯卖"，急忙致函范氏问个究竟，方知沪上奸商往偷。天一阁此次失窃损失极为惨重，数量达一千余种，多为宋元明别集，明季杂史次之，地方志、试士录约一百余种。事发后梁上君子虽被抓获定罪，被窃图书却已无法追回。范氏子孙只能从上海空手而返。事后，缪荃孙登阁编有《天一阁失窃书目》二册，记录失窃书一千七百五十九种(其中科举录四百七十四种)，并在序中详述此次书籍失窃经过。据骆兆平先生研究，此目乃以薛目为底本，对照阁中劫余存书，然后把未对到的一一抄录下来。由于时间匆促，内中差错不少。如入目的三十一种明代方志中就有七种未失，四百七十四种科举录中，更有多达三百二十八种不曾被窃。可见缪荃孙此目过于粗糙，不足为据。

           冯贞群像     1929年1月，陈宝麟(1898一1965，字冠灵。河北东光县人。)出任鄞县县长，在任10年中，注重教育事业，保护乡邑文化。1932年11月奉国民政府行政院、浙江省民政厅令，成立了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由浙东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冯贞群 (1886—1962，字孟颛，号伏跗居士。浙江慈溪人。)担纲，1941年卸任。

              赵万里像                          朱赞卿像

1931年年夏，我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别号芸盦、舜盦。浙江海宁人。）因结识甬上藏书大家冯贞群、朱赞卿（1885—1968，名鼎煦，号者卿、宰卿、酂卿、别宥、香句，浙江萧山人。）得以首次登上天一阁，实现他“十几年来梦想神游的目标之一。”1933年又相约自7月25日起以一星期为限，开阁观书，整理书目。在此期间，所有监视的范氏族人膳食费用都由他负责筹款担任。同时协助赵万里先生编目的朱赞卿也说：“1933年秋，赵万里重整天一阁见存书目，余为之邀集写官五人，并几编写，挥汗如雨，历七日之久。”

           1934年修葺天一阁时有关人员登楼检书时合影                   1934年鄞县重修天一阁委员会成立，冯贞群率全体委具及范氏族人登搂检书入箧时之合影1934年重修天一阁冯贞群垫款

 1936年经过修葺的天一阁后园假山1936年经过修葺的天一阁后院                            1936年修葺天一阁工程即将完工现场  1936年原宁波孔庙内的尊经阁迁至修葺完毕的天一阁后院

1933年8月一场飓风降临宁波肆虐，吹倒了天一阁东墙，书楼遭到一定程度毁坏，范氏家族已无力独自修复，向鄞县文献委员会求助。在县长陈宝麟支持下，由冯贞群主持，于1933年至1936年间向社会募捐集资银元两万又余，重修了天一阁，并从宁波孔庙移建尊经阁和明州碑林于阁北。随后，冯贞群登阁编目。在范氏子孙范盈藻等人的协助下，用了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鄞县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该目共十卷，依四部分类。一至四卷记明代及明以前版本共l 59l部，卷五收录清初以降藏书214部及《古今图书集成》8 320卷。卷六至卷十为附录及补遗，包括图像、志传、额联、碑石等等。冯目编成后，除抗战期间因转运而失散10余部图书外，天一阁整个藏书基本上没有变化。所以，冯目从编成到新中国初期，一直起着现存馆藏书目的作用。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与杭州相距不远的宁波，霎时被战争阴云所笼罩，天一阁的藏书面临灭顶之灾。一旦日军进犯宁波，范钦开创、呵护四百余年的心血结晶必将付之东流！满楼的古籍牵动着宁波各界人士的心。陈宝麟、冯贞群与范氏族人心急如焚，一心要给这批古籍找个安全的藏身之地。大家商议决定，先将阁藏孤本善本装箱转移，运到市区月湖西边的碧沚祠藏匿。1937年8月17日，三大箱书搬下宝书楼，运抵碧沚祠。这次移藏，量虽不大，却拉开了天一阁藏书外运躲藏的序幕。祠堂距闹市区并不远，隐蔽性不强，也不安全。藏匿24天后，8月31日，碧沚祠的古籍再次被转移到鄞西毛草漕眺头范家庄。时局渐紧，危险依然存在，运走的只是天一阁藏书的一部分，大量的古籍还存放在宝书楼上。1939年1月5日，管委会再次决定，挑选阁中明以前版本及抄本装了8箱外运，转移到鄞县茅山司马庄墓地藏匿。

                         陈训慈像                                        陈立夫像

                       冯贞群与陈训慈信函

       没多久，日机开始轰炸宁波，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1939年2月8日，在大难将临的关头，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为吁请筹度将鄞县范氏天一阁珍秘藏书迁内陆保管呈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浙省私家藏书之业，彪炳往史，明清间为尤盛；….其历数十世而未替，经三百年而长存，虽有散佚，犹保珍秘，殆无出鄞县范氏天一阁之右者。自嘉靖间范钦创建以来代有增益，士林推重，久而弥著。….诚以斯阁虽历经多劫，存书不满万册，而如明代之登科录，皆公私藏家之所未见，即明本之方志，亦足补各家之所阙，珍秘所存，犹甚可贵。…浙东虽暂安定，但鄞县地处海滨，时局变化难测，宁弭患于无事，毋贻悔于后日。”急切而周详地陈述了天一阁藏书应行迁藏安全地带之理由，并拟定了极为妥贴细致的办法。1939年4月7日，遵奉教育部电令，在天一阁尊经阁里，由陈宝麟主持，在天一阁、浙江省教育厅、浙江图书馆相关人员和范氏族人参加的特别会议上决定:将天一阁全部藏书迁徙至浙江龙泉。移存乡间的两处11箱藏书，加封后也立即启运；阁中剩余藏书立即清点装箱；启运时使用鄞县政府封条，并由经办人员签字；凡移藏之书，在数目上加盖特制印有:“二十八年四月运藏龙泉”字样的印章。书目和印章密封后存放省教育厅保管；清点装箱的目录装订六份分存教育部、教育厅、省立图书馆、鄞县政府、文献委员会和范氏房长。

              浙江图书馆龙泉秘密藏书点-挞石山村季边金家祠堂

      1938.8.17天一阁部分古籍装三大木箱转运鄞县      1939.1.12天一阁部分珍藏分装八大木箱运至鄞县

                                     1939.4将范钦、范大冲墓庄处及阁中其他古籍装入二十八大木箱迁徙龙泉     地处浙闽万山丛中的龙泉属战时大后方，有58家浙江省属机关单位从杭州迁于此，浙江图书馆在龙泉山中设立有几处秘密藏书地。4月12日，三路依照书目抢运出的9080册藏书，装满28大木箱，悄悄地被抬上船，运往鄞县横涨会合地，运书的卡车早已等候在那里。由此，车轮滚滚，直奔浙南而去，藏于龙泉县福泽乡石达石村。                                                                                         1941年4月20日日军平山部队侵犯宁波

 日本侵略军对天一阁的古籍垂涎已久。1941年4月20日，刚刚攻占宁波，当即派了一连士兵如狼似虎直扑天一阁，准备大肆劫书。然而此时早已书去楼空，日寇的痴心妄想最终化为一枕黄粱。

                      1949.5.25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宁波后，专门派兵保卫天一阁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2月25日，虎口脱险的28箱古籍终于重返天一阁。1947年3月1日至3日是公开展览的日子，楼上书橱大开，多种海内孤本，任人参观。闻讯者纷至沓来，达2000余人。史上只有乡贤大儒方可登楼一阅的孤本善本，这次也破天荒地展示在了家乡父老面前。 

天一阁藏书楼珍品屡遭劫难。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去清代御赠的《古今图书集成》外，天一阁原藏书只剩13000多卷，仅为鼎盛时期的五分之一。

 1949年春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在解放战争中的一次会议上，特地指示南下大军要保护好天一阁。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二十二军进入宁波城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氏后人化私为公，将天一阁并藏书捐献给国家，天一阁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天一阁自此成为宁波市人民政府管辖的文化事业单位和寻常百姓可以近距离观摩的游览胜地。

            郑振铎像

1951年4月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视察天一阁，参观时见阁楼舍亟待整修，当即与宁波市文化界有关人士举行座谈，就修建楼舍、充实设备，加强保管诸项问题进行调研。1953年郑振铎在一则批示中提出：“天一阁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馆，必须像保护敦煌千佛洞一样的来保护它。”1956年4月14日已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再次视察天一阁。他当场作了重要决定：一、这是一个最古老的图书馆，应严格保护原貌，现在设在里面的古物陈列所应迁出去；二、这是一个历史文献性的参考图书馆，应以收藏有历史性的重要图籍为主；三、注意防火，工作人员的住宅应离得更远些；四、应开展孤本的影印工作，包括出版《天一阁丛书》和摄制缩微胶卷；五、动员范氏捐献给国家，由政府管理。

          朱赞卿捐献天一阁图书    众多社会贤达或后人化私为公，向天一阁捐献藏书、藏画、碑帖等

1959年4月18日天一阁被列为宁波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4月15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天一阁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建立了天一阁文物保护管理所，专门从事对天一阁藏书楼及其藏书的保护、管理和研究工作。1982年2月23 日，国务院公布天一阁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和地方政府本着“维护原状”、“保持原状”的原则，多次拨款维修藏书楼，并且整理周边环境。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在国家“重点保护”、“古为今用”方针的指导下，陆续收集了散存在民间的天一阁原藏图书3000多卷，还专门配备、培养了管理员和修书员，对天一阁的藏书进行全而维修和保护。宁波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冯贞群（1962年３月去世。一个月之后，长孙冯孔豫代表家属，遵照冯老的遗嘱，将全部藏书260余箱10万余卷，捐给天一阁，同时捐出的还有安放藏书的私宅伏跗室。）、朱赞卿（1979年，家属遵照老人遗愿将其生前所藏古籍10余万卷，书画1148件，瓷、石、玉等文物近2000件，碑帖538种、1309页册悉数捐赠给天一阁。）先后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绘画等文物捐献给天一阁收藏。天一阁藏品从此日益丰富。

             沙孟海挥毫1962年8月，现代学者、书法大家沙孟海（1900－1992）为天一阁挥毫题写楹联：“建阁阅四百载，藏书数第一家。”1964年为天一阁藏全祖望《辞家》诗墨作跋；1980年3月为天一阁藏藏北宋黄庭坚草书《刘梦得竹枝词》长卷作跋；1981年春天一阁西大门落成不久，又送来墨宝“古阁藏英”四字匾额；1982年为编纂《中国书法史图录》专程来天一阁搜集材料，又留下了“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题词；1991年10 月5日特地来阁，提看万斯同的《明史稿》。

                 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1962年10月26日天一阁合影

1962年10月26日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兴致勃勃地参观天一阁藏书楼，浏览了许多珍本秘籍，意犹未尽，第二天又欣然而至，并留下七律诗一首：“明州天一富藏书，福地琅嬛信不虚。历劫只存五分一，至今犹有万卷余。林泉雅沽多奇仃，楼阁清癯类硕儒。地六成之逢解放，人民珍惜胜珍珠。” 楹联一副：“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如今，悬挂于天一阁大门两侧。

1981年，在天一阁藏书楼后侧西北角上，又建成了一座使用面积达980平方米的三层藏书楼。该书楼吸取天一阁古建筑的优点，保持了青瓦屋顶马头墙的当地建筑特色，可贮存30万卷图书，底层还设有图书阅览室，供各界人士查阅天一阁宝藏。

天一阁《包氏家谱》

1984年10月30日下午，世界八大船王之一的包玉刚(1918—1991，浙江宁波人，香港实业家、环球航运集团创始人)回乡参观天一阁。从珍藏的《横河堰包氏家谱》中查到自己的祖先是北宋赫赫有名的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包玉刚诸兄弟是包拯第二十九代嫡孙。船王高兴得呼喊起来：“我是包青天的子孙！”    与他同行的妹妹包素菊也在《包氏家谱》上查了几遍，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有人在旁边开玩笑地提醒她说：“家谱只修儿子，不修女儿，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嘛！” “太封建了！”包素菊似乎有点不高兴地说道。此时，“天一阁”书楼上响起了一片轻快的笑声。

1982年，当地政府又开始扩建了与天一池仅一墙之隔的东园，移建了两幢古建筑，以陈列明清法帖刻石及名家书画。还在园中挖池取土，堆山造景。东园内新挖水池称“明池”，蓄水量比“天一池”大十倍。东园扩建工程于1986年10月竣工开放。“东园”及“明池”的命名，含有纪念东明山人范钦的意思。新书库和东园的先后建成，使天一阁犹如老树新枝，呈现出更加迷人的蓬勃生机。目前，天一阁藏书已达30万卷，其中古籍部分达20万卷，善本书有7万余卷。

                         余秋雨天一阁留影

1990年8月当代文学家余秋雨到宁波讲学，登天一阁留下脍炙人口的佳作“风雨天一阁”。断言：“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