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务农经商之外，业儒是程氏子孙的一个主要出路。这里既有利益上的考虑，又有家族传统的因素。从利益上讲，永乐二年规定：“令生勾军，有见任文武官及生员、吏典等，户止三丁者免勾；四丁以上者，勾一丁补伍”；洪熙元年诏令“先为事充军，后荐起为官者，不拘见任、致仕、病故，俱免补伍”；宣德七年，“令故军户止一丁，为见任官者，开伍”[27]。对军籍官僚、生员的优待多多。从家族传统上讲，程氏从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开始，“家世载德，代有显者”，属传统的书香门第。十六世祖程弥寿幼年“嗜学不群，励志经史”，十七世程佐也曾因善文学而一度官居工科给事中。虽然程佐因此而招祸，但程家尚文的传统并未受影响。十八世程新春在经济条件改善之后，随即出资创设窦山书院，“贮书数千卷，延经师以教”子孙，而且新春“每旦入书塾目其所授，而暮则验其日进文学，虽祁寒暑雨无间”[28]，对子孙的学业要求极为严格。

由于家学传统和程新春的严格管束，程氏子孙在业儒入仕的道路上成就较早[29]。新春子载显，正统六年中举，仕至韩王府左长史。到二十世、二十一世时，程氏科举事业进入巅峰状态，尤以载显一支为盛。载显子程泰，景泰五年中进士，累官至河南左布政使；侄程文，成化十三年中举。孙程杲，弘治六年中榜，历任江西左参政；程昌，正德三年中榜，终于四川按察使，《程氏宗谱》、《窦山公家议》即由其主持编纂而成；程昊，成化二十三年中榜[30]，预修实录。

但自此以后，程氏子弟的科举之路变得日渐坎坷。自二十二世东房程锐正德五年乡试中举，西房程镐中贡元之后，“嗣是而后近百年，朝更六代，值运遭阳九，甲第乏人”[31]，直到崇祯十五年才有二十五世程甡考中个举人。这期间，二十二世廷钫“科举七次，才高未售”、大镠“科举十次”未中。二十三世登瀛“屡科未售”、宗潜“九科未售”，尝尽了科举的苦头。嘉、万以后程氏出现成功的商人与科举上的失败应有一定关系。

虽然科举不利，但程氏业儒的子孙并不见少。谱中记为邑庠生、邑廪生、太学生、贡生、府泮、增广生、府庠生等字样的后人数量众多。不能通过科举入仕，部分族人转而降格以求，谋求充任吏员，以脱去平民的身份。二十一世程旦充淮府典膳。二十二世镔，由太学生任征事郎；廷钟由贡授乐安县丞。二十三世原洽任鸿胪寺序班。二十五世文选为光禄寺署丞。二十六世维城任卫经历，等等，均为其例。

程氏子弟亦有出任学官，或专心治学，为人师表者。二十世程复，“邃于春秋，学者多宗之”，著有《明善斋稿》一书。二十二世程镠，“贡任剡县训导”。二十五世程甡，崇祯时“任如皋教谕，升授和州学正”。

中国文人向来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济世信条。程氏子孙亦不乏业歧黄之士。二十三世宗孟,“以医名世”；宗尹，充太医院吏目，虽然是吏员，但于医术决非一窍不通。二十六世程迅，生于万历三十四年，“以医名世”；大有，嘉靖三十八年生，“儒医济世”。

程氏二十三世宗洋，“武略选授京营守备”。宗洋之父生于嘉靖元年，保守推算，宗洋应出生于嘉靖十八年前后，任守备不会早于嘉靖三十五年。程氏祖军戍辽阳，即便已积军功升为军官，由边镇调至京营的可能也很少，除非是有特殊功绩和才华的高级武官。但高级武官在京营不会只做一个中级军官守备。结合嘉靖时期对武举十分重视来看，程宗洋应是通过武举进入军队系统，后因有武略而升授守备。这是明代中后期武人地位回升，吸引普通百姓投身军旅的一个实例。

军户的婚姻状况被前辈学者视为影响其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程氏宗谱中对子孙婚配的记载不甚详细。在二十五世以前有记载的59位原配夫人中，汪姓占了23位，且多为“城东”或“城西”汪氏，显示程氏与同城汪姓之间存在世代婚姻关系。汪姓与程姓同为徽州大姓，在徽商群体中占有重要地位。两家世代联姻，对于经营上的互相扶持，社会地位的共同维护有重要意义。

程家女性的外嫁，谱中不载。《窦山公家议》中也仅记有程新春的两个女儿，“长适城西大家子谢景春，次适湘溪宦族子郑克己”。[32]虽仅有一代的资料，但显示出程氏在与官僚家庭联姻方面必有所成就。

在《夏氏家乘》中，军役反映在余姚兰凤成家村一支。与蔡氏、程氏原系官宦家族不同，夏氏成家村一支世代务农为生，且明初已是“无町畦”，属佃户或“游食”阶层。夏氏军役起自十三世，其时家有三兄弟，按照明初“三丁抽一”的抽籍原则，由二弟夏兴道充役，“配军淮安”。前文提到的蔡氏、程氏均属谪充军，按照南北互易的惩治办法，俱发往北方边境缺军卫所。夏氏因是“垛集”，只发附近卫所。尽管如此，夏氏仍觉得是“横遭无妄”。

夏氏军役的承袭，谱中并未明确记载，只知道长房夏兴贤之孙显忠曾经补伍，后“以老年归家”。以后兴贤及三弟兴民房内均未见有服军役的记载。

明初，并未对军士赴卫是否应携带家属做出明确规定。但由于军士要长年在卫服役，军士家属，特别是妻小，常常主动赴卫团聚或由军士接到卫所随营生活，乃至出现个别军士冒取他人妻子的事件[33]。随着在卫人口的增加和清勾工作的开展，明朝政府发现直接从在卫余丁中勾丁补役远较从原籍勾丁容易，遂从制度上对军士赴卫携家属问题做出明确规定。正统元年八月，根据兵部尚书王骥的提议，下旨：“各处起解军丁并逃军正身务要连当房妻小同解赴卫着役。若止将只身起解，当该官吏照依本部奏准见行事例，就便拿问。委无妻小者，审勘的实，止解本身”[34]。其意图很明显，即希望在卫军士能够在卫成家，繁衍后代，以形成自我补充机制。夏显忠生于洪武辛西（14）年三月，卒于景泰壬申（3）年，享年72岁。其退伍归家当在正统初或宣德末。其后补伍之人应是携妻赴卫。淮安卫临近苏州，经济较为发达，宣德间既有民户冒充军士余丁，“填街塞巷，开铺买卖”[35]的现象出现。夏氏服役子孙虽未必携大量亲属赴卫营生，但在卫生活肯定不会很艰难。《夏氏家乘》卷三《世谱》载兴道一房“家庭间和气翕然可掬……子孙固属延绵。不居此地，若挨行次谱入，恐观者目乱，另谱数页于后”[36]。夏氏后人有移居杭州、海宁、嘉兴等地生活者，但都不属兴道一支。兴道一房即不与本族同居一地，最大的可能是在卫安家后已世代繁衍，成为淮安定居居民。若此，则军役当为兴道一房世代承袭，兴贤、兴民两房只保持供给军装的义务。

夏氏明初无寸土可耕，供给军装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家境渐显宽裕。长房十五世显忠“治生，家饶业裕”，侄夏珏亦以“善治生”闻名。兴民之子宗淳“以例入监”。按：例监始于景泰元年，“以边事孔棘，令天下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37]，宗淳能纳粟入监，说明到景泰年间夏家的经济状况已有明显改善。此后，夏氏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长房十八世夏仪，“尝捐资浚夏盖湖新港五里许”。明道“由才干常（疑为“尝”之误）为万石长，乡里敬服，人咸称之”。“万石长”即“粮长”，非富室大户不能充。三房十六世夏璧“输粟赈饥，荣膺七品章服”，如无坚实的经济后盾，决不会买这个徒有虚名的芝麻官做的。

夏氏发家的另一个途径是经商。长房十七世夏鎣，“营利江湖，溺死”；夏铭，“贾于淮扬，溺死”。三房十六世夏莹，“性放达，狭赀经营，惜乎溺死”。叔侄三人皆以从商为主，只是运气不佳，一道溺死。

在官场找靠山是军户的共同想法。夏氏子孙中也有多人试图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只是都没有成功。三房十四世宗淳因为是例监，为人所轻。宗淳任南京刑部司务，是从九品的小吏。其妻父谢大使，亦属吏员。三房十五世忠良，曾“任广东肇庆府阳春县”，是任知县还是县丞等佐贰官，谱载不清。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并无夏忠良。其充其量只会是个举人，或由吏员转升。长房二十世夏轮，“由吏三考，选福建漳州府宁阳县典史”，终于山东鲁王府经历。始终执着于科举的也有，像长房十七世夏金，即“勤于学问，虽试不利而益励厥修”。

真正使夏家光耀门庭，得与势宦交结的不是业儒，而是从医。长房十九世夏篪，“业医，授诚意伯，冠带终身”。以医术而授伯爵，荣宠为明代所仅有。长房十九世大有，“勤于学问，屡试不利。弃儒就医，鸣于江浙”。大有子邦赐，“心弘经济，业富歧黄。致缙绅之延学，俾藩邑之弛声”。

夏氏另有看破红尘，出家为僧者。长房二十一世弘正，“剃度南海，法名大澄，号涤烦”，后创上塘寺，“称上塘寺始祖”。二十二世顺生，曾为夏氏宗长，后亦“出家上塘，住持，法名慈圆”。

《夏氏家乘》虽然记载简略不详，但从以上记述中亦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夏氏成家村一支已由明初的一文不名，发展为宣德、正统年间的小康，进而膨胀为地方大户，广有家资。人丁、事产的增加，使原本沉重的军役显得微不足道。很多子孙通过充吏、业医等途径，脱去平民的身份，进入强势阶层。这些都直接间接地提高了夏氏的社会地位。

苏州陶氏，原籍凤阳府定远县。一世祖蚕哥，自布衣从明太祖征北平，屡立战功，后阵亡。赠右都督府都督佥事，世袭指挥使，管正千户事。属从征军中的幸运儿。二世缠儿，“以孤童袭职……屡立战功，授龙骧卫游击，晋威海卫参军。赠武德将军，以病归里”[38]。三世俊，“以龙骧卫千户调卫苏州郡”，后在征交趾的战争中殒命。赐葬吴县十一都二十五图，始家于吴。陶俊长子茂，成化戊子（4）年中武举，袭千户职。次子英，成化间中文举，终江西吉安府理刑。三子芳，由贡生，任教谕。此时的陶家除人丁不旺外，其它方面都比较不错，在官军户中也属中层。但从成化年间开始，陶氏出现大的滑落。

成化年间，吴中大饥，陶茂夫妇、长子陶毅、次子陶宏及次孙长寿先后殒命，陶茂弟陶英、陶芳无后，陶家只剩下陶茂三子陶广和4岁的孙子陶恩。陶广，早年出赘闵氏。为避贪妇家财产之嫌，“捐其资产，携妻徙居”。正在“勤生业、家渐裕”之时，“连遭父母兄弟五丧，殓葬皆身任之”。悲惨之状不亚于明初军户。

成化大饥，在《宪宗实录》成化六年八月癸丑条和成化七年八月甲辰条中有所反映。《德清蔡氏宗谱》卷三《玉泉公谱序》中也称“成化间赤地千里，饥民相望”。唯其不同的是，陶氏祖上积累的财富在此次灾荒中荡然一空，蔡氏则“发粟赈济，活民百万”。二家明初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此时完全逆转。虽然有世袭武职支撑，使陶氏能够逐渐恢复元气，但成化年间遭受沉重打击的阴影似长久未能消除。八世应鳌，“克勤家业”；九世元相，“苦心经营，家乃小康”；九世服尧，“以勤俭起家”。可见陶氏的生活水准在八世以前尚未得到完全恢复[39]。七世陶準，“躬耕养亲，不入城市”，其侄应隆亦“隐居”家下，此时（大抵嘉、隆年间）的陶氏充其量是个农村中小地主，与前面提到的蔡氏、程氏、夏氏的事产众多、家大业大不可同日而语。另外，陶氏除一世、三世系临阵战没外，其他袭职子孙大多是因病归里，身体都不是很好，且四世陶英、陶芳，五世陶毅，八世陶胃等均无后。其或许有家族遗传病存在，否则成化间一门连丧祖孙五人，未免过于巧合。不管这一推论能否成立，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陶氏直到明末人丁才渐有增加，与陶门男丁的身体状况不佳，有必然联系。

以上利用族谱资料，介绍了德清蔡氏等四个军户家族的发展全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被纳入军户系统之初，除苏州陶氏因从朱元璋起事较早，积功进入高级军官行列，不受军役困扰之外，另外三户初始时的景况都很悲惨。德清蔡氏家产抄没，父亲赴卫途中客死异乡。余姚夏氏家无寸土，仍被三丁抽一，军装全无所出。祁门程氏本无军役，因其他闲吏犯罪而遭连坐充军，父、兄先后客死远方，较之别户更添几分无奈。但是，在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下，族内余众合舟共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先后摆脱了经济上的困境。经济上的解放和子孙的繁衍，使军役的负担逐渐退化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军业族产的存在，更是减掉了军户户下成员的军装负担。明初对军户尚有严密约束的“军籍”，此时已不存在多少实际意义。相反，军籍的存在可以使原籍军户心安理得的享受政府给予的差役减免政策。明中期以后卫所军力大减，政府不得不从普通民户中抽充“民壮”来担负部分地方守御任务，军户则可以不充民壮。虽然局部地区曾出现“军户随田附籍，亦复编及”的现象，但遭到了守“法”官员的反对[40]。

军役的减轻，使原籍军户户下族众可以抽出精力去务农、经商，或者通过入学读书，博取功名，进而跻身名流仕宦群体。即使科举不成，亦可承充吏员或纳粟买官进入基层官僚队伍。为族众撑起保护伞。财富的积累和声望的增加，使不少达官显贵愿意与之联姻，进一步提升了军户的社会地位。

经济上的积累各户情况不同，但到正统、景泰年间分化趋势已很明显。成功者此时已步入小康，甚而成为地方大户。有了财富，还需权力的保障。知识的积累需要更多的时间。到成化、弘治年间，仕途的努力开始见效。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永乐十三年乙未科，军籍考生中榜者为47人，占总数的13.4%，与大多数军户尚未在经济上翻身的背景相一致。而到弘治十五年壬戌科，军籍进士已达到88名，占总数的22.2%。若加上14名官军籍进士，则占到了总数的25.7%。此后，军籍考生中榜比例大体保持在25%左右。如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军籍（含官籍）进士为87名，占25.3%。崇祯元年有84名，占23.8%，考虑到明朝中后期军户数量呈持续下降趋势，军籍进士已经远远超过了明朝军户占全体人户的比例，说明军户较其他人户谋取政治保护的愿望更为强烈，付出的努力更大。综合经济和政治两方面考虑，笔者认为将原籍军户地位发生质的转变的起始时间定在成、弘年间较为合适。另从苏州陶氏的发展可以看出，成、弘年间也是部分官军户走向下坡路的转折点。这其中有相当一批到明末也未能翻身。可见，不论是官军户还是普通军户，到成、弘年间都出现了某种与明初景况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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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一家之史，族谱作者对曾为家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祖先一般会重点记述，或单独立传。在记载家族人口繁衍、婚姻关系等方面，族谱也有着先天的优势。不过，由于历时久远，大批的明代族谱或毁于兵火，或由于抄录有限而湮没无闻，流传下来的很少。有关明代军户的资料大多保留在清朝及民国时期所修族谱对祖先的追述部分中。这类族谱往往只重始祖，对始祖以下子孙的发展、奋斗历程往往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另外，明初“谪充”军众多，一些后世子孙对罪谪充军颇感不快，往往隐而不谈。像《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如果没有《窦山公家议》等史料辅证，根本看不出程家是军户，利用起来有一定的限制。

[②] 康熙二十一年刊本

[③] 夏刚纂修，雍正二年刊本。限于篇幅，夏家的具体情况本章从略。

[④] 陶谋嘉修，光绪四年义庄藏版。

[⑤] 蔡兆骥、蔡宝善重修，民国九年活字本。

[⑥] 《德清蔡氏宗谱》卷三《玉泉公谱序》。以下正文中未加注释的引文，均采自卷三《蔡氏文溥公自叙年谱》。

[⑦] 《德清蔡氏宗谱》卷三蔡文浩《修辑宗谱序》。

[⑧] 《德清蔡氏宗谱》卷三《修辑宗谱序》。

[⑨] 《德清蔡氏宗谱》卷三《玉泉公谱序》。

[⑩] 《德清蔡氏宗谱》卷七《总支·文渊公支》作“永乐十一年”。

[11] 蔡宣有子蔡琳，后袭祖故职为怀远卫千户。估计蔡绳改袭时，蔡琳尚年幼。待其长大成人，军职已久为文浩支所据。其何以在有人袭职之外，另袭一职，原因不明。不过蔡琳无后，文渊一支军职至此终结。

[12] 《明史》卷一二一，《公主传》。

[13] 《纪录汇编》卷一五三，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六》。

[14] 《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三，梁材：《会议王禄、军粮及内府收纳疏》。

[15] 《窦山公家议评注》卷八《东西军业议》。

[16] 《窦山公家议评注·叙家议》。

[17] 《窦山公家议评注·高祖仁山公遗嘱军役文书》。

[18] 《窦山公家议评注·窦山公同兄还春公申明祖父仁山公遗嘱轮流充补军役合同文书》。

[19] 德清蔡氏族产中也有军业田一项。其中包括房屋六间、店房一所，并资本及良田30亩，桑地10亩，山150亩，牛马车船若干。另有义男18人，使女4口。这笔财产是由蔡文溥主持，正统八年为文渊5子2婿分家析产时所留，名义上是作为长子、百户蔡能的进京往返之费，实际上具有军业田产的性质。

[20] 《窦山公家议评注·高祖仁山公遗嘱军役文书》。

[21] 《窦山公家议评注·窦山先生程公行实》。

[22] 原书“年分称收各处租谷共计”后均文，此为各项租入所得。其中高家坞塘田租缺载未计。

[23] 《窦山公家议评注·银谷议》。

[24] 谱中未载生卒年月。根据其父原淳生于嘉靖壬寅（21）年推断，良信应大致生于嘉靖四十年左右，“经营”应在万历年间。

[25] 程琪父良叙生于嘉靖戊午（37）年。程琪大体应生于万历初。

[26] 见《窦山公评注》第141页，附录一，“徽州祁门善和里程氏东房派族田一览表”。

[27] 万历《明会典》卷一五四，《兵部三十七·勾补》。

[28] 《窦山公家议评注·窦山书院记》。

[29] 德清蔡氏与之相比，缺乏家学传统。虽然其祖上在宋元时也是显贵，但到蔡文溥时已消耗殆尽。其父病故时文溥21岁，此前伯、叔已故。文溥11岁即充里正在官服务，16岁时随叔父外出经商，后又多次吃官司，充宪司库役一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学习。蔡氏历经50余年的积垫才培养出一个举人，与家学的丧失有相当关系。

[30] 谱中误为“弘治丁末进士”。

[31] 《善和程氏仁山门续谱旧序》。

[32] 《窦山公家议·窦山先生程公行实》。

[33] 《大诰初编·军人妄给妻室第六》。

[34] 《皇明制书》卷十二，《军政条例》页12b。

[35] 《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疏》。

[36] 在雍正二年刊本《夏氏家乘》中并未见到兴道一房谱系，或系本刊本有缺页；或即修谱时因故根本未补上兴道一支的谱系。

[37]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

[38] 《陶氏家谱》卷二，《世系源流述》。

[39] 陶氏六世仅存陶恩及陶广子凯二人。恩后袭祖职。凯曾与巨商结交，试图通过经商来改善家境，但从其孙应鳌仍需“克勤家业”来看，此次从商并不成功。

[40] 万历《广东通志》卷九《兵下·民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