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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正在自己的房间内玩耍的蒋友柏收到了一个令他不解的消息，这个消息来自他的父亲——蒋孝勇。

这似乎是一个平常的下午，但对于蒋友柏来说，这注定会在他人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蒋孝勇像往常一样进入他的房间，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去加拿大，晚上就走。”

当晚，没有任何过渡期，蒋友柏的父亲便带着一家人横渡大洋，离开了那个他们的姓氏人尽皆知的小岛。

年幼的蒋友柏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移民将会为他带来什么。

那次走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带走，而蒋友柏12年来所享受的贵族般的待遇：保镖、厨师和保姆，随着他的家族远走加拿大，永远成为了往日时光。

蒋友柏何许人也，他身上有怎样的故事？

1976年，蒋友柏出生在一个中国近代难以绕开的显赫家庭里。

作为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柏早已习惯于“蒋家第四代人”的名头盖过自己原有的名字。

历史课就是他的家史，但他却说，这除了名字更好记一些以外，也没什么特别的。

或许是出于对“虎父无犬子”的期待，又或许是出于对“虎父却犬子”的看戏心态，人们总是对他这样的后人投注以好奇的目光。

可对于蒋友柏来说，这个名头为他带来的可并不仅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名字，而是切切实实的物质条件。

在他12岁以前，在蒋家尚且把控着台湾的政坛之际，蒋友柏的生活过得不可谓不优渥。

他的一日三餐均有特聘的专业厨师来张罗，而大到管家，小到吃穿，也都有专门的保姆来为他操持。

甚至光是他一个人的出行，就配备正经警卫队，即便是上下学也不例外。

如果遇到忘记带作业本的情况，警卫队员还兼职跑腿，帮他回家取回作业再送过去。

这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般的生活就是蒋友柏的第一段人生。

由此看来，蒋友柏评价自己12岁前是“贵族”，倒也不算说错。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他在撰写自己的传记时，虽然将书命名为“悬崖边上的贵族”，文中用“贵族”来自我命名，但却鲜有人指出其中的荒谬。

1988年，台湾局势紧迫，蒋友柏的父亲作为避无可避的“蒋家嫡系”，仅仅是口头上的“绝不参政”已经不再可行了。

为了将家人从复杂的政治风云中抽离开来，他毅然决定舍弃在台湾已有的一切，带着一家人移民加拿大。

这个台湾的显赫家族，从此刻起就逐渐淡出了台湾政客的视野中。

当时，这样干净利落地离去没有给12岁的蒋友柏思考和适应的时间。

一觉醒来，他就已经站在了异乡的大陆上，成为了一名异国他乡的合法公民。

当然，政治上的抽离并不意味着蒋家一夜的倒塌。

事实上，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从很早开始就意识到政坛的险恶而不愿意投身其中，为了家族未来的后路，他也做了其他的打算。

蒋孝勇很早便对他的父亲蒋经国发下誓言，他说道：“别的事情我都会做，就是两件事情我不做——第一个不干公务员；第二个不做党工。”

如今已经46岁的蒋友柏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大概也能在人生的两个断裂开的时期中瞥见蒋家在台湾政坛中的最后一缕光芒。

蒋孝勇的努力支撑起了这个隐退的家族，借着政商关系，他在商业上发展得风生水起。

即便是从台湾转到加拿大，他的收入和家族的积蓄仍然可供一家人保持和曾经相差不大的生活质量。

在蒋友柏的回忆中，在父亲离世之前，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生活不可谓不纨绔。宝马香车、红装春骑、楼台歌舞，都是他习以为常的景色。

酒吧和高级餐厅是他的家常便饭，华盛顿的每一个米其林餐厅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一般人难以入场的酒吧他也只需要同保安打个招呼就能带人进去。

毫不夸张地说，他刷钱刷到了，只需要刷脸就足以敲开高级晚宴的大门。

此外，当他台湾的朋友说要来看望他时，他更是大手一挥，把对方来回的机票和酒店全部包圆。

仿佛钱只是一个数字，一种纸张，而不是一类有交换价值的物品，金箔红粉仍然是他生活的主调。

人可以一夜之间变换国籍，但却很难一夜之间真正变成另一个国家的人民。

对于刚刚到达加拿大的蒋友柏来说，物质上的供给自然不用发愁，但是别的需求就不那么容易满足了。

首先语言就是一个大问题。

他的英语还远远没有到可以流利地与他人交流的程度，周围的环境仿佛天然和他就有一个屏障，令他根本无法和同龄人交流，更不要说交朋友。

此外，白人国家对于黄种人的偏见也一直存在，被嘲笑、被孤立、被投以猎奇的目光，都成为了他的“日课”，他不得不学会习惯和克服。

精神上的孤独往往比物质上的窘困更能折磨一个少年人，也许这也是他少年纨绔的原因所在，灯红酒绿可以短暂地寻来共鸣和依托，可以长久地掩盖自己的孤独和漂泊。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蒋友柏更加亲近中国文化，他努力学习中国的文化，一口气看完了金庸的所有小说，对于中文的训练更是时刻不忘。

2008年，当他的公司已经开到上海时，他更是把公司的名字取为“常橙”，谐音长城。

他宣称，长城的作用是抵御外族，而“常橙”的目的在于诠释中华文化。

长大后的他与父亲的看法不同：时代也大为不同了，他想要回去。

即便他所居之地与家乡甚远，但他对于故土的眷恋丝毫未减。

他不甘心于以这样狼狈的身影离开那片土地，始终渴望着有一天能够以堂堂正正地身份重归故里。

可是，哪怕他已经遵从父亲的嘱托，从不参政，政治的风云也始终困扰着他。

这让蒋友柏意识到，蒋氏家族的头衔绝不会因为距离的远近和当事人的意愿而被轻易摘下。

既然这个标签终将伴随着他一生，那么也许排斥不如接纳。

真正改变了蒋友柏一生的是他在纽约大学学习到的一门课程，名叫“投资管理”。

教授整个学期都在训练他们用“what……if……”的方法来思考，即“如果……则会……”。

这门课教会了他如何假设性地去思考，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条条件件都一一梳理开，这让蒋友柏能够更加理性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他沉迷于这个方法，也引起了他对金融的兴趣，这也对蒋友柏未来真正的事业打开了一扇窗子。

1995年，19岁的蒋友柏敏锐地注意到东南亚房地产行业即将发生的巨变。

他用为数不多的本金进行了人生的投资初尝试。

没想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就直接赚到了160万，自此，他在商业上的天分也逐渐显现了出来。

如果一定要从蒋友柏的人生里找出一个基调的话，那么他的商业帝国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视。

不过，一个挥金如土的少爷也很少有真正的动力去经营自己的商业活动，蒋友柏二十多年的“贵族”生涯此时才真正地被逼至悬崖边缘。

这个时刻，就是他的父亲的离世之际。

失去了父亲这棵茂盛的大树，蒋友柏纸醉金迷的生活就不得不惊醒了。

突然成为了家族里最年长的男性的蒋友柏，除了担负自己的人生外，还需要把照顾家族的担子挑到肩上来。

虽然这段在蒋友柏看来窘困到极致的日子，但他每月也有两万的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的五千元），这样的收入对于旁人来讲，已然不错。

媒体的眼光总是注视着蒋友柏，他自己的目光也时刻注视着自己。

他曾在一次访谈中坦言，这个时期，他意识到有一样东西现在是他迫切需要的——钱。

这段话尽管稍显庸俗，但却意外的真诚，蒋友柏就此开始走上了商业的道路。

2003年，蒋友柏和弟弟蒋友常一起开了一家名为“橙果”的设计公司，与传统的设计公司不同，他对公司定位是“解决方案提供者”。

为了经营这个品牌，蒋友柏显得格外的开放。

他毫不避讳地使用着曾经蒋家在台湾的名气，只要有人找他做生意，他来者不拒，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和用途，他都不会拒绝。

“不会用‘蒋’姓去接生意，也希望不要因为姓‘蒋’而将生意往外推。”

这成为了蒋友柏的商业准则，这似乎对于他“我要赚钱”的言论的真诚性再次印证。

2006年底，蒋友柏的口述自传《悬崖边的贵族》面世，这一本包含了这位“全球瞩目的家族”末代的一员的生活见闻的传记，在扉页的图片却与他及他的家人毫无关系。

——精致的大跨页上印着由蒋友柏的橙果当年设计的高端自行车图片，而这个自行车正好就会在2006年底上市。

秉持着“赚钱嘛，不寒碜”的心理态度，或者，用蒋友柏自己更加愿意使用的说法——作为一个纯粹的商人来行事，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在洽谈商务时执着于维持尊严和骄傲，反而很能低声下气地请求对方给予自己一次机会。

即便是在谈论爱情时，他也将爱情比作投资，投资与回报如何正比，怎样的投资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与父亲。

可对于商人身份的认可，以及贯彻始终的商务言行，也让蒋友柏的公司声名鹊起。

2007年，此时距离他的公司成立不过短短四年，台湾已经没有一家设计公司的盈利可以超过橙果了。

而这也如此彻底地表示了和政治决裂的态度，也印证了蒋友柏回到台湾时的一句豪言壮语：“蒋家再起，不会从政治起来。”

当然，不从此时的政治中来，并不意味着不从曾经的政治中来。

蒋友柏利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机会。

他身材高大，相貌也算英俊，又有这样一个身份的加持，台湾的娱乐圈甚至也对他青睐有加，在2009年时甚至成了《时尚网》的时尚人物。

有了露脸宣传的机会，蒋友柏经营起他的公司和产品就更加如鱼得水了。

也许对他来说，商业不彻底，就是彻底不商业，既然承蒙祖宗的荫蔽，那干脆就荫蔽到底。

曾祖父和祖父的形象也应当从一个禁忌的政治话题，成为他商业版图中助力的一份子了。

蒋友柏承认国民党曾经的问题，甚至积极推进台湾政治的“去蒋化”。

为了表明自己彻底离开政治，投身商海的决心，也为了扩大自身品牌的影响力，蒋友柏亲自设计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的Q版公仔，甚至把他们印到了T恤上。

更有甚者，他还将老照片中的自己的长辈们做成动画，对当下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诙谐评价，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如他所言，蒋家对于他来说，至此终于从一个终日笼罩头顶的沉重冠帽，蜕变成了一个好用的品牌。

对于蒋友柏来说，他踏回台湾土地那刻起，心中那个有些庸俗的理想，此刻已经完全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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