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廖在《抗战时期的兄弟姐妹》中说：“当你对宋氏兄弟姐妹在中华民族这场御外战争中的不凡表现略有了解，那么你胸中就基本上已经装有了一局中国抗战的总棋谱”。西安事变，不仅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节点，还是宋氏兄弟姐妹再度联手，御侮于外的开端。

　　政治歧见 各奔西东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一个沉重的年份，也是宋家内部发生冲突的重要年份。” 

　　———阿廖《抗战时期的宋氏兄弟姐妹》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渐趋分裂，形成了“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对峙。国民党宁汉对峙局面的到来，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互助友爱的和谐氛围。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宋氏家族面临着新一轮的政治抉择。

　　大姐宋霭龄倾慕权富，热衷于现实利益、颇具战略眼光，将眼光投向了握有实权的蒋介石右派。同时，积极拉拢胞弟宋子文和胞妹宋美龄。为了继续维持宋氏家族在政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宋霭龄的政治天平毅然决然地倒向了蒋介石一方。

　　阿廖认为，“与大姐的现实相比，宋庆龄堪称理想主义者。”他说，宋庆龄是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坚定拥护者，极力拥护孙中山临终前确立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和苏联保持了亲密联系。宋庆龄对蒋介石的为人极反感，将其看成是一个同时拥有两个妻子的流氓、伪君子，是孙中山政策的背叛者。宋庆龄曾誓言，誓死不加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然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规模清洗共产党员，导致国民大革命失败。事变后，宋庆龄立即于4月22日，联合邓演达、何香凝、董必武等人发表了《讨蒋通电》，号召人们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决心与蒋介石势不两立。

　　“在其他兄弟姐妹都投向蒋介石阵营时，宋庆龄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政治道路，成为宋氏兄弟姐妹的‘叛逆’，并于1927年9月避居苏联。”作家阿廖分析。自此，宋氏姐妹开始反目相向，鲜有往来。

　　抗日汹汹日 手足携手时

　　“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努力之大，作用之明显，绝对是不可替代的。”

　　“宋美龄到西安后的第三天，所有的矛盾和纠葛便迎刃而解”

　　“事变第二天，宋庆龄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阿廖《抗战时期的宋氏兄弟姐妹》

　　然而，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对蒋介石恨之入骨的宋庆龄却又为何一反常态，急切地想要到西安去，欲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呢？

　　1936年，在日本铁蹄不断侵蚀我国国土的情况下，蒋介石仍然念念不忘对内“剿共”，并于10月22日亲赴西安，敦促西北军“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张杨二人为国民计，对蒋介石实行了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举国震惊，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在这一事关国内政治局势之安稳，中华民族之危亡的形势下，宋氏兄弟姐妹最终抛弃政见分歧，齐心协力，为达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纷纷奔走呼号。

　　宋庆龄：各方沟通联络的桥梁

　　西安事变爆发时，宋庆龄是各界联合救国会的理事。当得知蒋介石被扣后，宋极为兴奋，为张、杨拍手称快。作家阿廖在《抗战时期的宋氏兄弟姐妹》中写道：西安事变的当天，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急见宋庆龄，从包里掏出一张早已拟好的《谴责张学良杨虎城犯上作乱》的声明，让宋庆龄参与连署签名，遭到宋庆龄的断然拒绝。

　　然而在第二天，宋庆龄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急切地要到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

　　随后，宋庆龄凭借丰富的人际关系，在国民党、张、杨、共产党等各方之间来回沟通，为和平解决寻求良策。对前来求援的胞妹宋美龄，宋庆龄更是悉心宽慰，并通过中共代表潘汉年，向其转述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同时，在得知中共中央和张、杨想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商讨和平解决事宜时，宋庆龄又积极促成宋美龄和宋子文一道前去西安。

　　阿廖在书中还分析说，有资料显示，宋庆龄还与斯大林苏联有过联系，称“蒋介石能脱险的真正关键，不在戴笠，而是在史达林突然拍电报给宋庆龄，要她转达给毛泽东，电报要求中共必须运用其影响力，促成蒋介石获释。”

　　虽然宋庆龄本人并没有去成西安，但她却是联系宋美龄和共产党的纽带，成为各方沟通的重要桥梁。阿廖对抗战中的宋庆龄这样评价道：“在西安事变上，她目标明确，始终以大局为重，抛弃个人恩怨，为释放蒋介石奔走努力，促进了西安事变的重要解决。”

　　宋美龄：巾帼风范

　　当得知西安兵变时，宋美龄直言“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当时，主战派群情激奋，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军政部长何应钦开始部署调集军队，准备踏平西安，剿灭叛乱。而宋美龄虽为女流，但沉稳持重，纵览大局，认为如若讨伐西安，必然置蒋介石于死地，若蒋生命不保，内战必然爆发，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由于当时与西安通信交通中断，随处可见捕风捉影之说。为获得西安方面信息，宋美龄派端纳（端纳为澳大利亚籍英国记者，分别担任过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顾问）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于12月14日先行飞赴西安，以窥探虚实。

　　同时，宋美龄赶往姐姐宋庆龄处寻求帮助，通过宋庆龄探知西安动态以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并争取中共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

　　20日，宋美龄又派宋子文以私人身份飞往西安。宋子文将宋美龄的信交与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陈辞：如子文兄三日不归，则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介石阅信后大为感动，态度为之转变，与宋子文商讨和谈问题，曾一度答应张、杨所提八项条件中的四项。

　　然而，此时形势极为严峻，主战派虽然停战三天，但战斗并没有停止，“讨逆军”正大规模向陕渭集结，西安事变如若不赶快解决，势必会造成全国混乱。在此危急时刻，宋美龄不顾个人安危，于22日在宋子文、蒋鼎文等人的陪同下亲赴西安。

　　宋美龄的到来使蒋介石大为感动，“愀然摇首，泪潸潸下”。蒋介石拒绝和谈的决心也为之动摇。23日，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和中共代表团等方面进行和谈，各方充分交换意见，于24日达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决议。

　　“宋美龄到西安后的第三天，所有的矛盾和纠葛便迎刃而解”，这是作家阿廖对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高度评价。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智慧应对，得到国外舆论的密切关注和赞赏，宋美龄被美国《时代》杂志选定为1937年杰出人物，并成为该杂志1938年封面人物。

　　宋子文：积极斡旋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子文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等虚职。在何应钦、戴季陶等主战派大肆宣扬“扫荡叛逆，以靖凶氛”的讨伐言论时，宋子文却甚是从容镇定、沉着应变。

　　“宋子文与张学良交往甚密，在事变后第二天，张学良就向宋子文发电约略告知事变经过。”阿廖分析道，宋子文断定张学良不会做出有违于民族大局之事，因此，宋子文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讲：“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最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

　　12月20日，宋子文力排众议，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在没有张、杨监视的情况下，宋子文与蒋介石进行了自由谈话，对其进行劝说，并呈交了宋美龄的书信，促使蒋介石在和谈问题上态度缓和下来，甚至一度答应了张、杨所提八项条件中的四项。

　　宋子文力主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西安事变。据《抗战时期的宋氏兄弟姐妹》所载，宋子文在离开西安后，一方面告知孔祥熙等人“汉卿渐已悔悟，前途尚可乐观”；一方面又拒绝传达蒋介石武力威胁西安的指示。同时，宋子文还违背蒋介石“切嘱余妻，无论如何勿来陕！”的嘱托，于22日与宋美龄一起奔赴西安，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当余心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由此可见，抗日救国下，宋氏兄弟姐妹浓浓的手足深情。

　　在抗战爆发前夕，宋氏兄弟姐妹捐弃前隙，再度联合，从全国民众利益出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启了宋氏兄弟姐妹联合抗日的新开端，也开启了中华民族“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