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强攻失败，葡萄牙人又采取了迂回策略，他们对澳门当地官员谎称船遇风暴，需要上岸晾晒被水浸湿的货物衣帽为由，成功登上了澳门的土地。此后，葡萄牙人又大量贿赂官员，终于取得了澳门的长期居住权。

三、居住许可

虽然葡萄牙人在澳门长住，但当时澳门的领土主权依旧是属于明王朝的，明朝政府也从未想过要“割让”澳门给葡萄牙。

这可以从明王朝对澳门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掌控力来印证。据《澳门纪略》记载，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需要定期向明王朝缴纳地租，同时，澳门的关税权也依然牢牢掌握在明朝政府手中。

此外，明朝政府还掌握了澳门的立法、司法权及重要的行政管理权。由此可见，明王朝才是澳门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手握领土主权的明朝政府将澳门编入香山县府管辖，还在澳门当地安排了负责治安和税收的官员，以此宣示对澳门的治理权。

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必须严格遵守明朝的种种规定，否则便会遇到麻烦。比如万历十一年，葡萄牙人曾一度自设官吏，此举违反了明王朝的规定，因此总督陈瑞立刻约见了葡方负责人，责怪他们不遵守明王朝的规定，有违皇上治理澳门的本意。

葡方代表被这一番训诫吓得不轻，急忙托人带着天鹅绒、镜子等珍贵礼品去送给总督，并且重申一定服从明朝政府的命令，这才获得了内部自治的许可权。

然而，葡萄牙人费尽周折获得的自治，也仅仅是适用于处理葡国人之间的矛盾，如果涉及到中国人的事务，葡萄牙方依旧无权干预。

三、大明主权

除了严格限制当地葡人的行为，明王朝还敢于惩治在澳门犯法的葡萄牙人。

据《广东通志》、《澳门纪略》记载，万历三十六年，有葡萄牙人触犯法律后被押送公堂问罪，时任香山知县的蔡善继便按律狠狠的打了这名犯人的板子。这名外国犯人在接受中国法律处罚时，不仅没有反抗，反而“帖然服”——“贴然服”算轻的，要是敢仗着“外国人”身份撒泼耍横，估计打的骨断筋折都没人怜。在大明，就要守大明的规矩，该打就打。

除了“打人”外，大明也常在澳门“严打”。明朝政府还曾拆毁葡萄牙人私设的炮台，还曾将葡萄牙人建的教堂改为中国的石碑，以此维护中国主权。

为了防备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往内地渗透，明朝政府还专门在澳门与内陆接壤处，设置了一座莲花茎关闸。这座闸原本每月开放两次，后来改为每5日开放一次，不开放的时候便用6根封条加封，从而杜绝了葡萄牙人与当地人过多接触的潜在隐患。

可以说，在1887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葡北京条约》，承认澳门“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前，澳门，就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

明王朝这些管理葡萄牙人的举措可谓是用心良苦，然而，倘若明王朝当初不同意葡萄牙人登陆澳门，岂不是一劳永逸吗？为什么明朝政府同意葡萄牙人住在澳门呢？

四、商业利益

这个问题就要从明朝的国策说起了。葡萄牙人最开始成为澳门“租户”的时候，刚好是“嘉靖大倭乱”时期，此时的明朝政府被倭寇弄得不胜其烦，因此需要借助葡萄牙人的力量“以夷制夷”对付倭寇。

此外，澳门的商业发展也是明朝政府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随着明代商品市场的发展，对外贸易成为明朝财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葡萄牙人高超的航海技术，无疑成为促进商贸发展的重要助力。

据史料记载，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便以澳门为支点建立了多条国际贸易航线，做起了海上贸易中转生意。他们将明朝的生丝和丝绸等商品通过澳门销往世界各地，再带回大量的白银充实明朝的国库。

这也促使澳门成为新兴的远东国际贸易中转港，并由此发展出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澳门与各国间经贸往来不断，明朝政府便以澳门为窗口，大力推销中国商品，终于让中国商品走向了世界的舞台。以澳门为媒介，一条以澳门——果阿——里斯本为线路的贸易网络，从16世纪下半叶起迅速运转起来。中国的货物以此为媒介，火热畅销欧亚大陆。

以欧洲学者的估算，在中国万历年间时，平均每年有价格四十万两白银的中国货物，会经过澳门运往印度，再转手倒卖到欧洲。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每年价格更高达100万两。每年从菲律宾输入澳门的银币，高达135万比索。大量的白银以澳门为媒介，汹涌输入中国。以加拿大学者贡德・弗兰克的形容：明朝中后期，全世界至少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进入了中国。

也同样是以澳门为媒介，西方传教士们将欧洲的数学军工等成果带到了中国，开启了“西学东渐”的热潮，同时又把中国的科技文化源源不断介绍到西方，引发了欧洲大陆的“中国热”。澳门，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一座值得铭记的桥梁。

这样的热潮，也带来了明代中国澳门的繁荣。这个明代广东香山知县治下的“小港口”，却是十六至十七世纪，东亚海洋上的黄金港口，更以其繁荣的贸易，支撑了明朝“隆万中兴”的辉煌。如此“多赢”的成果，也堪称大航海时代，一个成功的治理典范。

参考资料：《明史》、《澳门纪略》、万明《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朱亚非《明代中葡关系与澳门问题》、 晁中辰《明朝对外交流》、樊树志《晚明大变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