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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角色的讨论也让文化研究学者们为之神往，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指各社会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个阶级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造就出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的仅仅专注于学术研究和发展知识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和自己的阶级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在国家生活中明确地表达他们的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的集体意愿，一方面挑战那些以最精致的最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要参加通俗教育的任务，帮助所在的阶级获得解放。

葛兰西认为霸权是被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所“操纵”的。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乃在于其具备了与其他人不同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尽管所有人都有能力让自己成为知识分子，但只有某些特定的人才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知识分子的功效。

知识分子是具有阶级性与社会干预性的，是实现思想文化领导权，即文化霸权的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的行使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待知识分子，并要求他们完成在社会各个领域诸如生产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等中承担领导或指导性工作。

有机知识分子扮演了阶级组织者的角色，其任务就是对道德和精神生活的革新加以形塑和操控。例如《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作者约翰·斯道雷认为阿诺德就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一个文化的精英，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内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葛兰西倾向于认为“有机知识分子”指的是一些知识分子个体，阿尔都塞正是从葛兰西那里借来了“集体有机知识分子”的观点才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他认为，家庭、电视、报刊、教育、宗教组织、文化工业等等，都是被“集体有机知识分子”所组织起来的。

特征

1

权威与服从

霸权的形成并不是统治者单方面的意愿，而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谈判后产生的，是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也就是说，文化霸权并不是通过打压其对立面，而是通过将对立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来维系的。

2

合法性

合法性是存在于统治阶级以及被统治阶级关系中的一种合理性和正当性。

统治阶级在执行统治的过程中，任何形式的统治或命令能否得到贯彻在于被统治者是否愿意接纳这种统治，从被统治者一方来看，他们只有认为统治具有他们期待的目标时才会服从，这时，统治阶级的统治才具有合法性。简而言之，文化霸权的合法性取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政治统治中能否达成共识。

理论优势

这⼀理论避免了以往的⽂化研究陷⼊结构主义和⽂化主义的⾮此即彼的⼆元论。为⽂化研究提供了⼀种新的⽅法论和新的研究视⻆，它把⼤众⽂化的⽣产、传播、阐释和消费看成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进⾏霸权争夺的过程，看成是两者之间进⾏利益博弈和谈判的场所。这样，⽂化霸权论⽤⼀种动态的权⼒⽃争的观点取代了原先静⽌的单向的⽂化观。

除了放弃了阿尔都塞决定式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外，更吸引文化研究学派的是，他的思想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历史的具体经验相“接合”，他的大量论述不是抽象的理论推导，而是对意大利现实政治、文化经验的思考与批判，文化研究把自己定位为接合知识，正是葛兰西这种精神的体现。

文化既不再是一种阻碍历史进程的、强加于人的政治操纵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也不是某种自下而上自发出现的东西（文化主义的某些论）；也不是一种将主观性强加给某些被动的主体的含义机器（结构主义的某些论述）。而是一个经由谈判和斗争达致妥协的动态领域，是一个支配与抵抗之间的力量不断调整、趋于平衡的过程。

理论影响

在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研究关注无权者如何通过自己对文化产品的解读和使用，对权力进行抵抗，并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认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员集体撰写《仪式的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末到79年代初英国工人阶级青年“反文化”现象。

理论反思

尽管霸权的概念意味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但我们绝不能就此认为社会中的一切冲突都被消弭掉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只不过被引导和吸纳到意识形态的安全港里面去了。霸权状态之所以能够得到维持，皆因统治阶级不断地与被统治阶级“协商”、向被统治阶级让步。

霸权从来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而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互相“协商”的结果，是一个同时包含着“抵抗”和“收编”的过程。这种协商和让步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葛兰西明确表明，霸权的争夺绝不可能对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构成威胁。尤其是，当社会上发生大规模的危机时，道德和精神的领导权已经无力维护社会权威的地位，那么所谓的霸权争夺战也就不复存在了，暂时取而代之的则是“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监狱等。

参考文献：

安东尼奥·葛兰西 - 狱中札记

约翰·斯道雷 -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刘海龙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