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依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新闻聚合平台，甚至B站这类视频创作平台，都属于“二类资质”机构，不能自行采制发布时政类新闻或其他重大新闻。而在实际操作中，类似的商业机构都有庞大的内容生产部门，其中不乏曾供职于传统媒体的从业者，该类平台以“创作激励”等形式招揽的原创内容生产者，很多也在开展着类似“记者”的实践活动。

（三）平等路径

平等 路径意味着一视同仁地看待全部社会成员，它实际基于这样一种理念： 所有公民都有同等的能力，可以自由地充当新闻采集者。

在美国，由于记者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特权，平等路径也是对特权的一种平衡，即强调公民拥有获得权利和特权的平等机会。

中国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理念，杨保军等倡议新闻学范式从职业性转向社会性。数字时代，“机构媒体从唯一的生产者变成了之一的生产者，此前专门性、排他性的新闻生产活动，开始向所有人、所有主体敞开。在此过程中，‘新闻’与‘职业’之间一一对应的关联被切断……新闻生产已不再遵从单一的职业化生产模式和生产逻辑，而是成为 社会化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生产’。”

社会性即意味着打开新闻生产的大门，欢迎普通公众，那么进入新闻生产大门的公众都可被称作记者吗？在一些突发事件中，普通公众提供了现场见证，他／她们是否能被称作记者呢？平等的路径顺应了新闻学范式从职业性到社会性的转变，但遵循此种路径也可能导致对记者的界定过于宽泛。

以上界定都是围绕着“记 者／非记者”的简单粗暴的二分法进行的，而如果我们将视野 放之于整个社会实践场，从职业性转向社会性，会认识到仅有“是”或“否”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标准单一的、确定的记者定义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种分层理解的框架

学者徐笛借鉴了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的理论成果， 提出了一种界定数字时代记者的分层框架，层级的划分主要依据两个标准，一是生产的频次，二是对新闻实践活动的道德承诺的坚守程度。

生产的频次是指 展开新闻生产实践的频率。时间是新闻工作不可或缺的元素，将时间纳入分层标准是取频率的维度。新闻生产者发布文章的频率越高，就越有可能处于分层框架的上层。

分层的第二条标准是 对新闻实践活动的道德承诺的坚守程度。新闻最首要的责任是为公众提 供及时、真实的信息，塑造知情、负责的公众。真实无疑是新闻实践道德承诺中的塔尖，要实践真实不仅需要做到据实采录，还需要提供更为宏观的真实，即以公正、客观的方式报道事实。

依据这两条标准，我们不再对记者进行确定的、标准单一的界定，而是建立一个分层理解的框架。数字时代的记者不再 囿于机构媒体的从业者，但这些机构媒体记者仍处于分层框架的顶层，从时间的标准上，他们持续产出新闻，从道德承诺标准来看，他们接受了专业教育、职业培训，或者受制于媒体机构，对道德准则有更敏感的认知，也会更加平衡、公正报道信息。我们可以将这部分记者称之为 “专业记者”。

处于分层框架中间的是我们 称之为 “业余记者”的群体。“业余”既是描述生产发布频次上 低于专业记者，也意指对道德承诺的坚守上弱于专业记者。这个群体可能会有规律的发布新闻，但也有可能会中断。同时他们认可道德承诺的价值，但无法完全恪守承诺。

位于分层框架底端的是 “普通的信息传播者”，他／她可能刚好 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于是成为新闻事件的第一见证人，并记录了事件发展予以传播，无论从发布频次上还是道德承诺的坚守上，普通的信息传播者都没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去实现。

借由这个框架去界定数字时代的记者有四个优势。

首先，这个带有层级的框架能用来昭示，为什么在众声喧哗的信息环境中，专业记者的实践操作仍然重要，因为无论是时间层面还是道德层面，专业记者都胜出一筹。

其次，这个框架是一个灵活的架构， 每一个层级间可以因情境进行动态调整。机构媒体记者也可能因为不符合道德承诺的实践被标为业余记者；自媒体从业者，也可能因为持续而有规律的发布，符合道德承诺的实践而成为专业记者。这样的判定框架打破了职业属性与身份、地位属性的勾连，它可以用来评判谁更加专业，避免了用静止的观点去审视新闻实践。

再次，框架的层级结构也 有利于公众依据层级给予真实性的期待。通常而言，得益于教育、职业训练、组织规制等因素，专业记者生产的内容会更接近真实。

最后，这个框架也可以 避免平等路径可能带来的过于宽泛的记者界定。

话语视角下的过程模型

在话语制度主义视角下，记者角色是新闻业认同的话语表达和实现。哈尼奇和沃斯提出 “记者角色过程模型”，将记者角色分为四个层次：

这四个层次的角色会经由五种机制联结在一起：

学者熊慧、李海燕、钟玉鑫等认为，全球新闻业经历了持续、深刻的转型，新闻工作的形态、规则和环境都在发生改变，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意义框架的重构，什么是新闻业，什么是好新闻、好记者，答案充满不确定性。

这一特殊的时代语境赋予话语视角下的记者角色研究以显要性，它允许研究者从具体可感的概念入手，在关联性的视野内考察不同层次记者角色的形态及其转化机制——特别是记者如何在与其他社会行动者如市民记者、社交媒体用户的意义争斗中了解他人对新闻业、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期待，将这种期待内化到观念之中，指导行为并对其展开反思，进而促成观念和规范的调整，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最终从整体上揭示新闻业认同重构的动态过程。

二、流量新闻中的“零工记者”

你很“高贵”，但是免费。

数字时代所带来的冲击不仅影响着关于记者角色的边界认知，也在深刻改变着记者们的 劳动实践。学者们聚焦数字时代中西方新闻记者的身份转型，展开了更为深刻的观察。

近年来，有关 数字劳工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项显学，学者王维佳、周弘围绕这一研究取向展开，基于西方数字新闻业劳动力结构和劳动关系变化，在整体上描述了记者劳动在平台经济时代的转变。

迭代的困境：新闻业的裁员潮

然而，数字订户增加的现象只发生在全球新闻业的“极少数”头部企业，它们不具有起码的行业代表性，无法说明新闻业发展的整体趋势，相反， 持续不断的裁员潮和新闻劳动力的结构变化才是产业发展趋势的直接结果和反映。

对于平台和智能算法时代的新闻生产来说，庞大的传统采编队伍只能带来高企的成本和对网络传播环境的适应困难。因此， 很多主流大报越是强调数字业务，就越是需要削减并置换劳动力存量。

在劳动力结构方面，那些老一代新闻记者对新闻故事写作精益求精，对传统媒体产品编辑驾轻就熟的技能已经不再被需要，熟悉网络阅读习惯、懂得社交媒体传播策略、掌握数字媒体编辑技能、能够进行受众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甚至可以拓展公共关系业务的全能新记者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当然，由于 高附加值的知识素养降低，低门槛的技术能力比重提高，这部分年轻劳动力的可替代性越来越强，工作稳定性也在大幅度降低。

大规模的裁员意味着记者工作的极端不稳定性，意味着等待工作机会的劳力储备（Labor Pool）大量富余，这会直接降低新闻生产场所内部记者编辑的议价能力和工作自主性空间，不仅可以压低劳动力存量的价格，还可以大幅度加强对劳动过程的规训和塑造。

零工经济中的“自由职业者”

大批离开专业新闻机构的记者们都去哪工作了？新闻职业劳动力构成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或许能够带来一些可能的推断。与职业机构中新闻从业者数量持续下降的比例基本一致，近些年来没有单位归属和稳定收入的 “零工记者”数量增长是一个显著趋势。

从数字劳动的角度来分析，新闻生产的“零工化”给我们展现出两个相互关联 的特征：一是劳动关系的灵活性大幅提高，这意味着工作安全度和收入保障都在显著降低；二是“创业主义”成为新闻记者群体中一个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帮助维系着高弹性的劳动关系。

庞大的零工记者队伍需要与内容生产商之间构筑持续和便捷的联系，这使得电子商务的平台手段介入到新闻生产环节之中， 新闻业的在线外包市场（OOMs）开始兴起。一些比较知名的在线外包企业，例如Upwork、Mediabistro和 Free⁃lancer 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写手。这些企业的注册用户总量都达到1000万左右，成为新闻业变革的一个重要催化剂。

一旦新闻业的劳动力市场转移到网络上，零工记者们就不再只为本地机构服务，也不再局限于小型的职业社群，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在庞大的平台上竞争工作。因此，对于内容生产商来说，在线外包可以大幅度增加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加剧劳动力竞争；而对于零工记者来 说，面临的则是激烈的竞争和待价而沽的不稳定劳动关系。在“计件取酬”的压力下，零工记者们只能加快工作速度，或者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生产更多的产品。

如果说零工记者在外包市场上尚可获得每项工作相对确定的酬金，那么另一些毫无收入保障的雇佣方式则实现了内容生产领域资本增殖的更大灵活性。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 “按点击量付费”和 “以曝光度作为补偿”的方式。

在第一种方式中，媒体机构只为最终的产品付费，零工记者们的收入直接与网络流量挂钩，他们花在新闻采写筹备上的时间得不到任何报酬。这意味着， 记者们不会冒险去设计没有预期流量保障的新闻故事，新闻报道的创新空间被大大压缩。与此同时，越来越严格的版权制度使记者们在不同平台上多次使用其作品时得不到额外收入。这又迫使他们尽量缩短工时来完成单项报道任务， 完全服膺于客户的单一需求或网络流量指标也成为新闻内容制作时的选择。

“曝光补偿”是更接近于“无偿劳动”的雇佣方式，也是内容生产商将市场压力完全传导给零工记者的另一种手段。在这类工作中，自由职业者被要求以曝光率代替经济报酬。他们需要通过有影响力的内容生产商和平台企业来展示自己的作品，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粉丝量，而内容生产商和平台企业则 利用这些期许引导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像业余用户一样进行无偿的内容输出（UGC）。有学者将这种工作方式称为“希望劳动”或“贡献者模式”，这在CNBC或者福布斯这样的机构中已经十分常见。

这种极端不稳定的工作状态需要一套意识形态加以引导，也需要一系列成功者的英雄故事加以维系。新闻界中流行的 “创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和“先锋记者”（Pioneer Journalist）完美地承担了这项思想改造的使命。

随着新闻工作市场化和个人化程度的提高，“零工记者”们承担了越来越多本来属于客户和公司的商业责任。在工作机会稀缺性所带来的强烈竞争和计件取酬的极端经济压力下， 商业经营意识逐渐被这些记者内化了，记者正在被改造成企业家，他们能够适应市场需求，加强自我商品化，并且永不停歇地争取工作。从劳动控制的角度来看，这种自我商品化的倾向不仅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管理和规训成本，而且大大提升了劳工对商业市场的“适应性”（Adaptibility）。

从企业和资本的角度来看， “创业主义”将“风险”转移到自由职业者身上，并使风险正常化和魅力化，这显然也是一种重要的成本转化。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整个新闻行业的自由化变革被描述为大势所趋，而被解雇的记者们仿佛有了更自由、更光明的出路，即使不断遇到挫折与困难，他们也会向内寻找自己失败的原因，而不是向外归结资本和行业的问题。

数字新闻生产的新型权力体系

从知识精英和“把关人”转变为零工经济中的自由职业者；从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论 转变为“创业主义”和企业家精神，在裁员潮和零工化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新闻业数字劳动的压力来源和转变动因究竟是什么？

首先， 处于这一权力体系金字塔顶端的，是高度金融化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它们是信息社会中资本逻辑的实体化呈现。在新闻业中，以谷歌和脸书为代表的超级垄断公司攫取了在工业化时代属于传统媒体的渠道资源，并成为一个信息集纳和分发的中枢机构。

在互联网经济中，一个“生态体系”往往会对一个“专业体系”形成降维打击。 这些优势最 终助力垄断平台将传统媒体排挤为价值链下游的内容提供商，并紧紧跟随流量经济的需求来组织生产。根据 2016年的统计，脸书向美国传统媒体网站导流的流量占这些媒体网站全部流量的 45%，而谷歌则占到31%，两者相加接近80%，足见传统内容生产企业对这些平台公司的强大依赖性。

其次，那些被平台企业所直接规训和主导的内容提供商基本上处于新闻权力体系的中间位置。这部分企业既包括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机构，也包括近些年在投资和业绩方面起起伏伏的各种网络新闻媒体，例如赫芬顿邮报、Vice News、BuzzFeed 等。

由于这些机构普遍遭遇的经营困境 以及相应的劳动力结构调整，作为流量经济的“压力传导中介”，它们的实质功能是将上游平台企业的营收压力转嫁到庞大的新闻劳动力群体中。

在这个 权力金字塔的底端，除了“零工记者”，还有内容生产企业编辑部里的全职记者。他们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方式也在应对网络流量的市场压力中逐渐发生转变。新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全职记 者的工作被各种数据分析所支配。他们每天都要参考自己工作的数据表现（点击量、转发量、受众反应等）， 受众指标的分析报告已经成为新闻机构管理者监督 和约束记者的有效工具，被用于对员工的评估、奖励和惩罚。

不但如此，低工资、低福利、超长工时和随时可能被解雇的危险也都是他们所要面对的现实。另外，与自由职业者一样，职业记者们的身份边界越来越模糊。为了契合平台和雇主的需求，他们不再是单一的新闻报道输出者，而是被发展出更多的数字化和多样化技能。

从以上勾勒的数字新闻生产权力体系构型来看， 追求流量的压力从垄断性平台传导到那些已经沦为“半中介机构”的新闻内容生产企业，又进一步倾泻而下，冲击着每一个从事具体采编工作的新闻劳动力。实时的受众反馈、庞大而精细的数据分析、精心策划的病毒传播策略……这些为获取注意力资源而设置的高效手段已经扭转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

终于，伴随着互联网平台垄断局面的出现，新闻生产的权力体系发生了重组，一个 后工业时代的新闻生产模式呼之欲出。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来讨论新闻业数字劳动的问题，它就不仅仅是一种劳动关系演变，也不仅仅是高度不稳定性工作状态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而更是涉及一个社会民主生活转型的问题。

三、不为人知的暗面

用创伤与沉默去做“交换”

报道不幸、死亡、苦难是新闻记者的日常工作，人们会因这些报道同情、怜悯受害者，记者也被要求在报道悲剧时最大程度避免对当事者和公众造成伤害，然而人们很少意识到， 记者本身在报道不幸时也会受到伤害。

学者刘丹、牛静围绕新闻实践中记者创伤这一话题，关注了记者常被忽视的“暗面”。

被“静音”的创伤

正如“全媒派”在《别让自己成为一座孤岛：媒体人如何与抑郁症共度漫长岁月？》一文中提到，“他们是新闻事件最前方的记录者、是茫茫暗夜中的盏盏烛火、是捕捉真相定格焦点的眼睛，他们见证着时代的新旧更替，他们奔走在社会善与恶的前线......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经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焦虑与困扰。”

记者在报道、目睹重大突发事件时极易遭受创伤，并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症状。如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内外记者深入新冠肺炎疫情一线进行采访，目睹疫情给患者及其家庭造成的伤害，直面各种悲剧场面，承受了工作带来的心理创伤。研究者调查了大型知名新闻机构中参与疫情报道的 73 名记者（答复率为 63%），发现约 70% 的记者有心理障碍，11% 的记者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此外，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报道、目睹普通人遭遇地震、交通事故、暴力虐待时，也会受到创伤，而且不仅会因目睹灾难现场遭受创伤，还会因在报道过程中感受到他人所承受的痛苦或悲伤而遭受创伤。这些发现都表明，记者在新闻实践中受到心理创伤的情况属于常态。

虽然记者在工作中遭遇创伤的情况并不罕见，但这个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这一方面与 心理创伤本身的隐蔽性有关，心理创伤关乎个人的内心感受，天然地带有隐形的属性；另一方面，虽然记者在采访时会因移情作用感受到当事人的痛苦，但新闻机构 缺乏与创伤报道有关的培训和资源，使得记者难以从工作机构获得专业的心理咨询。

“沉默文化”与“承认文化”

记者在工作中遭受创伤没有受到重视，并不是新闻机构对记者创伤不知情，而是 记者创伤被新闻业的规范与文化重塑了意义，这在客观上压制了关于记者创伤的讨论。

新闻业存在着对记者创伤保持沉默的文化和激励记者争取承认的文化，这些行业文化构建起记者创伤在新闻职业中的意义，成为记者一边忍耐创伤、一边投身新闻报道活动的规训力量。

（1）沉默文化”：新闻业对记者创伤的污名和压制

“沉默文化”指的是新闻行业中存在对记者创伤保持沉默的现象。“沉默文化”的形成首先与新闻行业缺乏公开言说创伤、应对记者创伤的制度环境有关。和具备专业、成熟的创伤培训体系的医疗、消防、警察行业相比，新闻业针对记者创伤的应对培训是缺乏的。

新闻业创伤应对培训的缺乏初步构建起言说记者创伤的静音环境，而新闻业文化中对记者创伤反应的偏见和污名，以及受此影响的记者则进一步强化了“沉默文化”。 新闻业文化将记者采访创伤性事件而出现的情绪困扰、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症状视为记者不够专业、软弱的表现。由此，创伤反应被新闻业文化重塑为记者缺乏个人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负面意义。

这一意义也改变了记者对创伤反应的认知，受此影响，记者更倾向于隐藏、压制创伤，而不愿讨论创伤，甚至自身也成为强化新闻业“沉默文化”的一股力量。

（2）以创伤交换事业：“承认文化”对记者创伤的调节

记者在新闻实践中遭遇创伤，还能够继续投身新闻报道，除了受到“沉默文化”的规训外，还在于新闻业形成了 记者凭借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努力获得新闻业同行、公众承认的“承认文化”，这种文化调节了记者对创伤的感受。“承认文化”调节记者创伤主要通过外部承认的转化机制来实现。

外部承认转化机制，是指报道创伤性事件使媒体、记者获得外界的承认，这一外部承认又给记者带来与自身工作有关的内在激励。例如，一些记者拥有发展事业的野心，相信通过报道战争可以提高媒体的知名度，从而促进职业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记者愿意接受报道战争、冲突的任务指派，而不愿透露自己的恐惧和不安，选择默默承受报道战争带来的痛苦。

在这种外部承认转化机制中，职业发展作为一种内在 激励吸引着记者从事创伤性事件的报道，同时也作为一种 补偿调节了记者遭受创伤的应对行为。

新闻业的“沉默文化”和“承认文化”一同定义了什么报道是被肯定的、什么样的记者是被赞扬的、什么样的新闻事业是成功的，无形中为记者树立了职业发展道路上有待实现的目标。 记者一方面受到“沉默文化”的规训，压制自己的创伤反应，另一方面受到“承认文化”的鼓动，投身到创伤性事件报道中，以承受创伤换取外部承认和职业发展。在两种文化的合力之下，创伤成为新闻行业和记者内心的隐秘角落。

创伤之果与应对策略

新闻业的“沉默文化”和“承认文化”促使有关记者创伤的表达被静音，但并不意味着记者因工作遭受创伤的经历可以被消除。对记者个体而言，遭受创伤仍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当记者在工作中不断遭遇创伤而新闻行业对此保持沉默时，创伤就成为记者个人去承担、消化和应对的“职业之痛”。 创伤对记者个人的心理、生理、社会关系等方面产生影响，也对新闻生产有所影响。

比如，记者一方面会遵循专业、客观的新闻规范，在事实面前保持中立， 和信源保持身体上和情感上的距离；另一方面记者会通过在工作中观察其他记者来学习报道的规则， 程式化地报道创伤性事件。

为了减轻目睹、报道灾难等创伤性事件带来的影响，记者主要采取回避创伤、转移注意力和直面创伤三种应对策略。

回避创伤的第一类方式是回避先前的报道经历所带来的创伤，如避免与他人讨论创伤，避免想起受到创伤的场景，采取物质滥用的应对手段来麻痹自己等。第二类方式是回避未来可能使其遭遇创伤的报道任务或行为，如拒绝报道创伤性事件的任务指派，不去看报纸上关于创伤性事件的报道等。

转移策略主要指的是记者通过从事其他活动，分散自己对创伤的注意力。比如记者会通过跑步、健身、攀岩等体育锻炼避免思考创伤，或者通过听音乐、自驾旅行暂时切断与工作的联系，缓解压力；或者提醒自己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和更高的职业目标，将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直面创伤即是记者不回避、不否认创伤反应的存在，通过向内、向外两种方式缓解创伤。一类方式是通过写日记、哭泣、或写作来发泄内心的痛苦，另一类方式是向外寻求社会支持，包括向他人倾诉、寻求家庭成员和新闻机构外的朋友的支持，但记者向新闻机构寻求创伤相关问题的帮助不那么积极。

总之，揭开闪光灯之下的阴影、关心媒体人的身心健康的重要意义 不止于对媒体人个体的人道主义关怀，更是对全社会信息正常流动的负责。

身份的模糊、转型的压力、报道的创伤.....他们共同丰富了我们对“记者”的认知。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关于“记者”这一身份多个面向中的只光片影，但都折射着 这一职业对于公共生活和民主社会的重大意义。

其实，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许都一样，有失落也有希望，有妥协也有理想，再次祝所有媒体人节日快乐。

参考文献

[1]刘丹,牛静.新闻实践中记者创伤的研究进路与展望——基于行业文化与个体经历的视角[J].新闻记者,2021(07):48-57+71.

[2]徐笛.数字时代,谁是记者:一种分层理解的框架[J].新闻界,2021(06):13-20.

[3]王维佳,周弘.流量新闻中的“零工记者”：数字劳动转型与西方新闻记者角色的变迁[J].新闻与写作,2021(02):14-21.

[4]熊慧,李海燕,钟玉鑫.话语视角下的记者角色研究：概念模型与未来进路[J].新闻记者,2020(06):61-70.

[5]全媒派. 别让自己成为一座孤岛：媒体人如何与抑郁症共度漫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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