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美术的兴起与发展，无不与国家的兴亡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年代，“美术救国”的路线更是得以例证。延安美术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可谓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时代特殊性和地域局限性，漫画便成为延安时代美术活动开展的主要方式之一，以其自身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运用幽默、诙谐的艺术语言，紧密结合斗争实际，起到了揭露敌人、鼓舞民心的作用。延安时代的漫画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时期，其战斗性是独特而有效的，能以“一幅方寸之间的绘画足以发人深思，启人心智”[1]的艺术感染力同民族解放大业砥砺前行。

烽火中诞生的延安漫画

漫画这一创作形式虽然自古有之，但直到民国十二年《文学周刊》发表了《子恺漫画》，引进日本漫画后，中国才开始采用“漫画”这个名称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画种。20世纪20年代初，漫画在文艺界发起的革命宣传运动中充当前锋，对帝国列强、封建军阀进行讽刺和抨击，涌现出了张光宇、丁悚、鲁少飞、黄文弄等杰出漫画家，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与时事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尤其对社会政治形势十分敏感。到30年代，漫画创作出现新的高潮，不但数量丰富，形式风格也多样化。这时苏区的革命根据地在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中，群众性的漫画宣传活动亦非常活跃、十分突出。“九·一八事变”后，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漫画界人士纷纷以画代笔。抗战爆发后，中国依然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地区，即中共所领导的解放区和国民党所管辖的国统区，延安、重庆分别成为战时权力中心所在地。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延安、重庆迅速崛起成为战时中国两大漫画营垒。战争开始不久，由于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日益强化，使得国统区越来越多的漫画家奔向延安。[2]于是，作为中共抗战总指挥部的延安小镇，借助战争构筑的发展平台和政治东风的提升，迅速名扬海内外，吸引了大批漫画名流的到来。在政治时局上占据上风的延安，在物质资源上却极其贫乏，而漫画工作者总能排除万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艺术创作，延安时代的漫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延安时代的漫画艺术主要是指在革命圣地延安，由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漫画艺术家和热爱漫画艺术的青年创作并开展的漫画艺术活动，在革命过程中形成具有大众化、民族化艺术特点的漫画艺术。延安漫画的创作者主要来自延安鲁艺美术系的教师，如华君武、张谔、蔡若虹、米谷等人。华君武、张谔、蔡若虹是三个经历不同但为共同理想而来到延安的漫画家。华君武在漫画上自学成才，1938年因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而奔赴延安；蔡若虹自1933年开始创作讽刺画，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国内反动势力，1938年携妻子夏蕾离开上海并于次年5月抵达延安；张谔是中国第一个左翼美术社团“时代美术社”的社员，创作漫画并参加多种漫画杂志的编辑工作，1940年奉命调到延安。[3]漫画家们的到来，活跃了延安美术界的文艺氛围。围绕抗战主题，他们以展览、画报等方式展开了一系列漫画创作活动，丰富了解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延安漫画推向20世纪革命题材漫画创作的新高峰。

配合演剧队的漫画宣传车（左） 大轰炸后漫画宣传出现于街头（中） 新四军漫画作者（右）

延安时代漫画活动的开展，主要是以画展的形式出现。那时在延安城墙上还画有巨幅宣传画，街头巷尾贴满标语，各机关学校也都编绘定期或不定期的图画壁报。漫画作品不仅在各机关、学校或群众俱乐部陈列，而且也及时地配合了各种运动，如生产运动、识字运动、卫生运动等。[4]鲁艺的墙报水平之高，在延安是很有名的，比较著名的墙报有《路》《同人》《鲁艺漫画》等。《鲁艺漫画》墙报在1940年至1941年间出过十几期，大小相当于三四张报纸。内容既有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也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批评延安当时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漫画墙报用一块蓝布作底子，画面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5]除了墙报之外，画报也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出现于延安地区，其中最出色的画报有张仃、朱丹合编的《街头画报》、鲁艺美术系的《桥儿沟画报》、边区文协在新市场设立的《大众画报》，这些画报除了及时报导国内外时事，还及时反映当地的新鲜事，内容和群众生活联系紧密，是美术工作者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除了墙报、画报、展览会之外，报纸也是当时传达时事的重要载体，延安地区漫画活动的主要战斗阵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十分重视漫画，常常以报头旁边的明显地方发表时事漫画作品，像华君武的《榜样》、蔡若虹的《新中国的基石》、张谔的《第二战场》等都有力地配合了形势的宣传；同时也常发表一些内部讽刺漫画，都是手工木刻印刷的。此外，八路军总政治部出版，江丰、陈钧等先后主编的《前线画报》；陕甘宁边区职工联合会出版，丁里等人先后主编的《抗敌画报》等也都是发表漫画作品的重要平台。

胡考 《游击战》漫画 1938年

张仃 《欲壑难填》 漫画 1938年

苏北 《德意日轴心》 漫画 1941年

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独特的表现手法造就了延安时代漫画的艺术特色。延安时代漫画继承和发扬了漫画艺术讽喻、针砭时事的传统，融入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时代精神，“抗日救亡”主题异常鲜明，对国民党消极抗日情绪予以抵制。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延安时代漫画的创作不得不采用木刻漫画的特殊形式，创作手法的局限性也使延安时代漫画与木刻艺术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不少作品看起来刀味很足，写实表现得十分充分。[6]同与国统区漫画画面饱满、异彩纷呈、多元化的表现主义风格相比，延安时代的漫画大多构图洗练、画面疏朗明了。延安时代漫画在抗战时期发挥了自身灵活方便的创作优势，为革命宣传工作的展开提供便利，适应了战时环境的需要，同时还造就了一批漫画战士，如八路军的吴耘、江有生，新四军的涂克、王流秋等，繁荣了抗战漫画。

从“暴露黑暗”到“歌颂光明”

延安时代的漫画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反映抗战、服务抗战，揭露和控诉了法西斯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对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本质加以抨击，同时对于歌颂光明、大生产运动蓬勃发展、拥政爱民、军民一心、欣欣向荣的现实进行描绘。不可否认，延安漫画中也曾经出现过暴露黑暗、批评革命队伍中错误思想和不良生活现象、反映革命内部矛盾的作品，这在整风运动前期尤为明显。延安漫画真正作为一种斗争工具，是紧密配合政治斗争的，其间历经“整风运动”、“讽刺画展”等事件一度将锋芒直指人民内部，也让领导干部意识到文艺可以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配合斗争局势。1942年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漫画创作起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指出人民的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到火热的群众生活中去，这使漫画工作者们开始思索漫画如何为工农兵服务、如何为工农兵所理解，并且应该具有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

抗日题材的漫画创作一直是延安时期美术创作的主要内容。揭发国民党消极抗日、顽固分子妥协投降行径的漫画作品在延安抗战时期占据很大篇幅，尤其是在整风运动之前，即从1938年到1942年的国共合作时期。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督促国民党积极抗日成为延安漫画的重要内容。例如华君武的《逆流》、《利益引诱着他们》，钟灵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顽固分子挡不住前进的历史车轮》以及郭均的《顽固分子醒醒吧！》等作品，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妥协投降的政治行径；陈叔亮的《猪》《前方将士要军粮》、华君武的《救国公粮》等揭发了国民党有意拖延、克扣军粮等支持抗战不力的情况；华君武的《中山先生的信徒们》、陈叔亮的《两个鸦片烟鬼》则揭露国民党统治内部的腐败问题。整风运动之后，又产生了一批极富影响力的作品，如《丰收》《远水救不了近火》《磨好刀再杀》《在反革命的后台》《运输队》《请到“船”上来》等批判国民党反动派投敌卖国、消极抗日等民族情结。[7]

华君武 《榜样》 漫画 1945年

华君武 《诱降》 漫画 1942年

张仃 《巫神”领袖”》 漫画 1945年

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反对战争、力求和平也是抗战时期的主题思想。为此，延安美术界曾举办过多次反法西斯宣传、展览活动，如1941年7月17日至19日，鲁艺开展“援苏反法西斯宣传”展览活动，有木刻、漫画、连环画等150多种艺术形式；1941年8月16日至24日，延安美协举办“1941年美术展览会”，展出木刻、绘画、漫画、剪纸、招贴画、摄影等作品总计数千件，此次展览会漫画作品突出的特色是援苏反德的漫画战斗性非常鲜明。1942年1月1日至4日，边区美协在军人俱乐部举办的“反侵略画展”，展出蔡若虹、胡蛮、张谔、力群、古元、华君武、王曼硕等人揭露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作品百余帧。[8]蔡若虹的《三个寡妇》揭示了法西斯侵略势力“速战速决”图谋破产的必然性，华君武的《威尼斯之日》尖刻讽刺了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谄媚。华君武《望远镜里的莫斯科》描绘了两个强盗从俄罗斯冰雪原野中落荒而逃的狼狈情景。抗战结束前期，出现一个创作高峰，涌现出了《希特勒统治下的人民》《预定防线》《西线空城计》《盟友变成了难友》等优秀漫画作品。1943年张谔在《解放日报》刊登漫画《墨索里尼“荣膺”第一名》，讽刺德、意、日、蒋向末日“终点”赛跑；1945年华君武发表漫画《榜样》，说明德寇倒台为日伪树立了榜样。[9]此时抗战工作接近尾声，胜利在望，创作者也将主题定格在此，以预祝人民的胜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垮台。这些漫画作品，几乎全部是以尖锐的政治题材为中心，由此表现出艺术对于政治现实生活的强烈干预。

“整风”前期，暴露黑暗、反映革命内部矛盾的作品开始初见端倪。抗战时期延安的落后条件和军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现实状况，决定了延安军民虽然生活在较为民主的新社会，但身上也难免存在旧社会的诸多陋习，加之鲁艺早期艺术创作的自由环境，以“暴露黑暗”为主题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普遍现象。批评革命中错误思想和不良现象的作品在整风运动前便已出现。如《吃面条》《边区保育院幼稚园的生活》《镜子》等作品，讽刺了延安人们用餐秩序混乱、干部生活等方面的消极现象。随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提出整顿三风计划，要求党内干部进行初步的自我批评。为配合整风运动的进行，1942年2月到3月底，延安美协主持了一个名为“讽刺画展”的漫画作品展，共展出张谔、华君武、蔡若虹3位漫画家的作品70余帧。作为延安文艺“整风”前的一个事件，它的影响力俨然已呈现为一种颇为壮观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渐渐超出整风运动的初衷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所能接受的程度，因此不少研究者把这些针砭时弊的漫画作品与同时期丁玲、艾青等人的杂文一起作为延安文艺整风的直接诱因和整顿对象。展出作品主题涉及延安生活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不良恋爱、不遵守时间、官僚作风、干部生活等方面的消极现象：如张谔的《教条主义的传播者》《调查研究的全副武装》、蔡若虹的《批评摇摆而来》都对教条主义激起憎恶之感；蔡若虹的《科长会客》；张谔的《请批了再走》对官僚主义以尖锐的讽刺；蔡若虹的《开会》《当主席报告第三部分第二点的时候》、华君武的《散会的队伍》《主席台以外》《晚会》《大会延迟三小时》等都是根据不良会议风气提炼画出来的；蔡若虹的《爱神坐飞机》指责各种不正确恋爱的青年，《路线问题》批判某些女同志不正确的意识等等。

江有生 《红军已攻入柏林市区》 漫画 1945年

吴耘 《难兄难弟》 漫画 1944年

此次画展是针对自己的队伍，“用美术的武器来自我批评的一次大胆的创举”，由于漫画特有的辛辣讽刺功能，展览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2月15日至18日展览在军人俱乐部展出，19日至20日.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展出，21日至22日移至商会俱乐部展出，但仍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解放日报》发表了至少12篇与此相关的文章，其中7篇评论、5篇跟踪报导，有黄钢的《给了我们些什么?》、江丰的《关于》、力群的《我们需要讽刺画》等。黄钢文章指出，延安漫画家“所努力的，对延安生活的各样不够处加之以友爱的指责”，是十分有益的。江丰在文中说，讽剌画“犹如医生手中的一把挑刺割疮的小刀”，对纠正延安生活中某些不健全、不合理的现象是十分必要的。“严肃认真的艺术家，对于不协调的事物永远是仇视的。”这次讽刺画展，“不但起了镜子的效用，并且会引起造镜子和照镜子的风气”。林默涵也撰文《讽刺要击中要害》，认为讽刺是需要的，但“批评多偏于表面现象，而没有击中要害，也可以说讽刺的只是结果，而没有提到原因”。海燕在2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记录讽刺画展的特写《镜子》一文，指出许多人常常会指责别人，而不自己“照镜子”，画家们不是站在旁边指责别人的立场，而是“照照镜子”；她在“自白”中写道:“为了画展的举行，我们很高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能让我们指出他的缺点，也就是我们大家的缺点，而不得到压迫和损害，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对这社会有更高的热爱呢？”从这些文艺批评家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画展在时空环境下是非常及时的，有力地配合了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的整顿“三风”号召。这是实践文化“启蒙”或“大众化”的一次大胆尝试，用漫画这把诙谐风趣的“手术刀”讽刺延安新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10]

“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种文艺思想的乱象中召开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鲜明地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鼓励艺术工作者到农村或工厂去体验生活，使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反映革命的现实，以鼓舞人们战斗、完成民族解放的事业。漫画作品反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出现了重大转向，在“暴露黑暗”的同时更力求“歌颂光明”。创作者在将讽刺的矛头集中对准“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的同时，将眼光更多地转向描绘表现生产、生活，展示了延安解放区军民朝气蓬勃的场景，更加通俗化、大众化，利于广大群众接受。解放区自由、民主的氛围和军民团结抗战的情形给漫画家带来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许多作品表现了延安的光明天地和万众一心的社会新貌。如《古元》创作的漫画《对比之下》，采用对比手法，深刻揭示了解放区与国统区不仅是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同，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陈叔亮的《奶奶，要等几年以后，我才有选举权？》，将根据地民主、自由的政治氛围和人民获得选举权后的喜悦之情表达得十分生动。[11]此外，《抗日热情在陕北延安》《儿童抗战连续漫画》《敌人不得不要求投降》等作品，反映了边区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米谷的《生归来》《卸货》《剪羊毛》《八路军在休息的时候》和张仃的《秋收》《第二战场》《生产行列》等作品选取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反映了军民同心同德，一边抗战、一边生产的情形。1943年边区举办了“文教展览会”和“建设展览会”，展示了美术工作者两年来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所取得的进步与成绩。这次展出的作品共有3545幅，参加展览工作的美术工作者达百人以上。整个展览会的内容包罗万象，成为解放区民主社会的缩影。

革命斗争题材漫画创作的黄金时期

延安时代的漫画作为抗战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承前启后方面有着突出作用，它将漫画的时事性与政治敏锐性巧妙结合在一起，缔造了革命斗争题材创作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延安时代的漫画无论在创作手法上、还是在艺术特征上，都呈现出与其他时期、其他地区漫画迥然不同的风貌。由于战时物资匮乏的现实和动荡不安的环境，出版和制版条件受到限制，只能采取木刻漫画的手法，于是催生了“漫木结合”的独特艺术现象。[12]正是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独特的表现技法也造就了延安时代漫画区别于其他时期、其他地区的艺术特色：首先，它具有强烈的时代主题；在思想内容上，延安时代的漫画继承和发扬了漫画艺术讽喻、针砭时事的传统，更融入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时代精神，“抗日救亡”主题异常鲜明。其次，构图简洁、表现手法单一；由于制版条件的限制，漫画家创作的作品不过多修饰，与国统区漫画画面饱满、注重装饰和强烈对比的创作基调相比较，延安时代的漫画普遍运用写实主义手法，大多具有构图洗练、画面疏朗的艺术特色。

张谔 《老子天下第六》 漫画 1942年

张谔 《可恶的统一破坏者》 漫画 1944年

漫画作为一种形象化的艺术手段，生动而直观地将延安地区的生活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巨大的感召力对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延安时代的漫画的主题表现新颖、形象真实感强，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具有时代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内涵。延安漫画家集革命者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怀着崇高的社会理想，怀抱坚定的艺术追求，从社会现实和革命需要来进行创作，在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创作了大批优秀的漫画作品，宣传全民抗战救国，反映了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抗日以及发展生产、生活的精神面貌。这些用写实主义风格创作的漫画通俗易懂，对教育和引导民众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抗战胜利的推动力之一”。漫画艺术为延安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战争时局变化和漫画运动的展开，人们逐渐认识到，漫画是一种宜传民众，打击敌人、针砭时弊、鞭挞丑恶的“短剑”般的文艺武器，对漫画的关注和热情逐渐提升。在8年艰苦抗日战争中，延安时代的漫画不仅成为唤醒中国民众奋起救国的警世钟，也间接成就了战胜日本侵略的壮举，成为民主革命运动中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

延安时代的漫画在思想上贯彻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艺术与工农兵结合”的《讲话》精神，创造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大大丰富了漫画的内容和形式，在艺术上具有颇高的价值，对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漫画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漫画创作成为延安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革命美术形态。它所取得的艺术成果是那个时期中国人民先进思想，质朴感情和趣味在艺术上的集中反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活跃在延安时代的许多漫画家，也成为新中国美术人才的中坚力量。

作者|巩雪

原文发表于《美术》2012年05期

编辑|郑丽君

注释:

[1]张怀玲，《抗战漫画运动和“八人漫画联展”》，《美术》2010年第8期。

[2]森哲郎著，于钦德，鲍文雄译，《中国抗日漫画史中国漫画家十五年的抗日斗争历程》，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3]赖荣幸，《回到延安语境的“延安讽刺画展”》，《美术学报》2011年第4期。

[4]张望，《延安美术活动回顾》，《美术研究》1959年第4期。

[5]孙新元、尚德周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第115页。

[6]阮荣春、胡光华著，《中华民国美术史》，四川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1版。

[7]罗长春，《延安时期讽刺漫画的转向》，《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8]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304页。

[9]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597页。

[10]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317至319页.

[11]庞先超，《抗战时期延安与重庆漫画题材内容比较研究》，《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2]庞先超，《关于延安时期“漫木结合”漫画的思考》，《文艺生活》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