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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红：人鸟低飞》 之前，我没有读过萧红的传记，但我读过萧红的作品，并且很喜爱。这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我觉得，叫它小说或者传记小说或许更恰当。王小妮自己坦率地讲：“我要找到她的心理线索。”所以，她并没有着力去梳理、罗列萧红的生平事迹。

我们不如说这是两位女性、两个女作家、两个女诗人（在我眼里萧红是个诗人）一场奇异的相遇。

这是一种极致的相遇：萧红英年早逝，才活了31岁，她1911年出生，1942年去世；王小妮1955年出生，至今创作力旺盛。她们两个人实际上未曾相逢，生活中没有交集。

通过这本书，王小妮表达了与萧红在精神上的相遇：一个已经走了，另一个仍然在时间中写作。

活在时间中的女作家王小妮，对已在历史中沉默了的、看上去已被归档了的女作家萧红，不光是表达一种敬意，我觉得她更表达了对萧红的那份懂。

这个“懂”字，也许比“理解”更能切合王小妮本身的需要——她告诉自己需要写这么一本书。她肯定知道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和评价，但她写这本书更是出于这种切身的需要： 要写出对萧红的那份“懂”。

这本书的叙事结构，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交错叙述。第一人称，王小妮可以把自己的那份心理动力关联起来，第三人称，则便于她从历史的纵向来展开画卷，也就是萧红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她有一种历史的真实，所以用第三人称。但以第一人称出现的这一部分，可能是另一种更本质的真实，内心的真实。相比之下，我更看重她的第一人称。

王小妮谈这本书时曾说过，那些大的历史事件，她会尊重它，但是她要写的是小说的部分，也就是血肉饱满的部分，她称之为细节、画面和动作。

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的作家是稀有的，而萧红一定是在稀有的作家之列的。

现在她的《火烧云》进了小学的课本，在中国文学史占了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文学，如果没有萧红，会失色很多。

鲁迅、茅盾都有慧眼，他们发现并肯定了萧红。

鲁迅说萧红是那个时候最有前途的作家，《生死场》出版时，鲁迅写了序，把萧红的写作称为天才。鲁迅还说，萧红可能会接替丁玲的位置，而且比丁玲接替冰心的位置要早得多。

茅盾评价《呼兰河传》，说这本书不像小说。这是非常精到的评价，因为萧红写她的爷爷，在生命里给了她温暖和爱的那个人。

鲁迅去世后，其他人的怀念文章，也许更宏大，而萧红写到的，都是些婆婆妈妈的小细节，但今天再读，我们在萧红的文字里读到的，是真实的、血肉饱满的、在生活世界里的鲁迅。

鲁迅无意中列出了女性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序列，那么接续下来的，就是1980年代的朦胧诗人，比如舒婷、王小妮、翟永明。这个序列实际上离我们并不远。

在中国女性——尤其是女性作家身上——更让我们看到了命运里不公的部分、不幸的部分，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男权社会的压抑所导致的某种分裂状态。

萧红身上实际上有很多分裂。

当然，每个人身上都有分裂，因为人没法按照自己的本我生活，而人的所有努力，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如我所愿的本我，她的不幸和幸运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分裂状态。

萧红最初是个诗人，她有一个笔名叫悄吟：“悄悄地吟诵”。

1937年，她从日本返回，一到上海就去拜谒鲁迅的墓，隔了一个月就写了一首诗纪念鲁迅。诗情和诗性是一直贯穿在萧红的生命中的。

我们去看《生死场》，里面语言的隐喻、比喻的强度，还有那些短句，完全是诗人所为。王小妮肯定也感知到了萧红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萧红成名于小说，但骨子里带着诗人激烈的叛逆的个性。

文学史并不需要王小妮专门为萧红写一本书，我想，王小妮应该有自己更个人的一种愿望：就是要写出她对萧红的“懂”，写出她对女性作家的一种认知，写出萧红所经历的幸运和不幸。

也许，中国女性的命运，透过这些了不起的女性作家的认知，能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把握。 这本书实际上一定有女性的自觉，对女性命运本身的关切。

王小妮也是东北人，书里有对东北方言的运用，这是她“懂”萧红的天然有利的条件，她还说“我能为一切悲惨和不幸动心”，这句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这实际上是王小妮作为一个诗人对人性的关怀，只有诗人敢于这样说。

而萧红的一生在我们身上激发出来的情感，恰恰来自她经历中悲惨的部分。她命运中不幸的部分，跟她在文学史上后来灿烂的位置（其实是被遗忘过的），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很有分量：“母亲是什么？母亲是一根针”，实际上这是两句好诗。

因为我5岁就失去了母亲，我对“母亲”这个词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个词带给我一种疼痛，又有一种温暖。

萧红的妈妈在她七八岁的时候就感染霍乱去世了。第二年，她爹就又娶了老婆，继母对萧红不亲，实际上对她最亲的不是她父亲，是她爷爷。失去母爱之后，父亲在她那里实际上就是一张板起的面孔，他想安排女儿的一生。

以萧红的个性，她首先要反抗的就是父亲的决定，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说，萧红是一个儿童时有心理创伤、个体生命里天生有反抗基因的人。

中国男性已经够分裂的了，但是受压迫的男性还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传统去压迫女性。

对萧红的一生，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对萧红的文学天才，没有太多争议，但对萧红的为人，对她选择的生活道路、她选择的伴侣等，就存在争议。

比如有一位男性传记作家就说她 “做人不及格”，可是，谁给了他这把道德尺子，去量出萧红做人的“不及格”呢？

王小妮对萧红的解读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就是萧红的父亲，萧红一生的不幸，可以说由父亲埋下的一个根。

萧红1942年在香港不幸去世，几年后抗日战争胜利，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参加的是新四军，作为得胜归来的军官，他回到呼兰县城，据说当时骑着高头大马，有八个保镖，可见是个重要人物。

这个时候，萧红的父亲居然自己拟了对联，请人写好张贴出来。对联是这么写的：“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已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

实际上张秀珂是弟弟，但他偏要写成“小女、长男”。

横批是什么？更有意思：“革命家庭”。

萧红的一生，幸和不幸都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她是被革命话语塑造的。但文学才华本身，我认为，有它本体的位置，它不光是在哪个社会语境里或者那种文学流派里，而是天然地会超越文学流派的界限。

萧红也是这个情况。她的《生死场》，现在读来，你会觉得，她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在那时的白话文的基础上，有一种粗朴和优雅。她的粗和雅，在《生死场》里非常强烈。那是一种拙朴。粗的部分是这些人命运的悲惨，但她成文的时候，是非常有文采的。文采来自她的诗性，以及她那种感觉能力。

王小妮写萧红，她说在那些细节上她要虚构。她真的是想以一颗诗人之心，透过岁月去感应另一颗心。她对萧红是给予了那样一种同情，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爱了，现在大家用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一种同理心，一种共情。

我是学法语出身的，我觉得，中国和法国女性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法国整个社会有一种普遍的女性自觉。像和哲学家萨特作为伴侣度过一生的波伏娃，她就写了《第二性》。

中国社会经历着艰难的现代性过程，而我们还在艰难的路途中的标志，就是女性的位置、女性的想象力、女性的创造力，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还经常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从萧红的一生经历来看， 所有的压抑，只有通过反抗才能真正和它相峙，潜意识中她必须通过一个切实有力的反抗才能达到一种平衡。

反抗，仍然是我们的文学赢得创造活力的一个最重要的行动。当然，不光女性，男性也一样，不反抗，你就无法找到自己真正的文学个性。

实际上，女性是社会真正的构成和未来。一个社会对女性不尊重，女性没有创造力的话，这个社会从根本上说是被自己困住的。

男性在社会上寻找非常虚的位置，在中国就是权力，而且回过头来，他们又拿赢得的这个权力，对女性构成有形或无形的压迫。

当然我说的反抗，有的是直接的，更多的是间接的，文学就是作用于人的心灵的一种间接力量。

人的一生，最终实际上是要去辨认并实现“我”，但这个“我”并不是生下来就现成的，它必须在“反抗”中逐渐生成。

尤其在中国的语境里，对于一个女性，她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在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这些限制简直太多了！这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应有的状态。

所以必须有一种反抗的意识，从意识到行动，以你所能的去实现一种反抗。但是，反抗的背后需要一种怀疑的能力，给定的那些价值、限制，都要敢于去质疑。

中国人，男性，女性，最终都具体为“一个个体”，只要他/她想张扬个性，总是要通过反抗。它不见得是直接的政治反抗，文化的反抗、哲学的反抗、文学的反抗都可以。但反抗肯定是我们这代人的主要内容。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的现实呼应得非常强烈的书，尽管它在二十多年前就写出来了。

但我也同意王小妮的话，这本书初版的时候，她就说实际上这本书不好读—— “谁愿意在安逸的岁月里寻找浑身发冷的感觉？”

我认为，这本书虽然不好读，但它会吸引真正的读者，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会通过王小妮的“懂”法，去重新理解萧红的一生。

写这本书的时候，王小妮好像切身感受到了萧红人生的复杂性。萧红身上的真正的发生，她的心理事实，并没有在她自己的作品中呈现。王小妮实际上是想呈现她的心理构成的复杂性。

好的书能穿越岁月，尽管有时会被人忽略，但终究会吸引有眼光的读者。

这本书也向我们展现了王小妮自己的一个形象。

王小妮是当代最重要的女诗人之一。 她的诗里那种经由朴素词语所抵达的感悟深度，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

除了诗人这个角色，她也一直在写小说——我把这本书也理解为一部小说。

王小妮的先生徐敬亚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诗歌批评家，他们是中国诗坛上非常特殊的一对诗歌夫妻。我写诗，也翻译诗，跟王小妮、徐敬亚是很好的朋友。时代带给徐敬亚身上的狂怒，造就了他的凌厉文笔。但王小妮特别沉静、质朴，她所有的写作力量，都来自她和自己相处的那份安静，那份沉默。

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穿越了文学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很多坎坷，但他们的爱情非常美好而坚实。

徐敬亚是这么评价王小妮的：“在我的视野中，没有一个女人比王小妮有着更少的庸俗！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躲避着金钱内部包含的阴影……在最看重名声与利益的年代，她几乎不用与自己的私念战斗就可以安然默默地写作。”

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评价，他的这种夸赞也堪称是对妻子的“懂”。

读这本书，你可以感受到王小妮身上这种特殊的气质。 这种气质把她引向真正的质朴精神。

在一个诗人那里，一定会以质朴的语言方式呈现出来，它不是那种感伤的浪漫的抒情，更不是修辞上的九曲十八弯，而是白描式的直接呈现和精神上的直觉能力。

她对自己非常警醒。我记得她有这么一首诗，题目叫《重新做一个诗人》。她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诗人，但她还在思考怎么“重新做一个诗人”。

诗的最后一节是这么写的：

我预知四周最微小的风吹草动

不用眼睛。

不用手。

不用耳朵。

每天只写几个字

像刀

划开桔子细密喷涌的汁水。

让一层层蓝光

进入从未描述的世界。

没人看见我

一缕缕细密如丝的光。

我在这城里

无声地做一个诗人。

翻开《萧红：人鸟低飞》

见证两位女诗人奇异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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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作者：树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