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在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邀请下，已经77岁高龄的爱尔兰现实主义剧作家萧伯纳偕夫人乘坐英国“皇后号”轮船访华，途经印度、新加坡、香港，到访北平、上海、秦皇岛等地。虽然他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8个小时，却掀起了一股“萧伯纳热”。按照亲历者之一鲁迅的说法，“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厉害”……

“耍大牌”也是身不由己

萧伯纳在思想上一直崇尚人道主义。他认真研读过《资本论》，公开声言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主张用渐进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萧伯纳曾联合各国著名人士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此后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际反帝同盟”曾委托一批世界文化名人到中国访问，其中便有萧伯纳的名字。1933年，萧伯纳来了。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话剧运动蓬勃展开的时候，萧伯纳所创作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就被搬上过上海的舞台，与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作品相提并论。此后，上海读者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一直保持着高度热情。他来访中国期间，其近作中篇小说《黑女求神记》正在上海的媒体上连载。因此一听说萧伯纳要来，大家都兴奋不已。连郁达夫都公开表示：“我们正在预备着热烈欢迎那位长脸预言家的萧老。”

萧伯纳

1933年2月16日傍晚，轮船抵达上海吴淞口。因为“皇后号”体型庞大，需用小船接驳，颇费周折。

17日早晨，一个由上海各界人士组成的四百余人的“粉丝团”出现在新关码头。他们手举写着“欢迎和平之神萧伯纳”“欢迎革命艺术家萧伯纳”“欢迎萧,要反对日本进攻华北”“欢迎反帝国主义的先锋萧”等标语口号的横幅，一大清早就赶到了。其中有一个英文横幅概括得最好，“Welcome to our Great Shaw”，一个“伟大的”形容词，饱含了所有的致敬之意。有意思的是，音乐家聂耳也是萧伯纳粉丝团的一员，他当时才21岁，和所有文艺青年一样热衷写日记。所以，他将当天的情形如实记录了下来。

聂耳上午9点到码头的时候，发现“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旗帜下已经站满了熟人。老G（“电影皇帝”金焰）见了聂耳，一如既往地行了“捏耳朵”的见面礼。聂耳与文艺界的同行们一边打着招呼，一边热切期盼着萧伯纳的出现。他们一直站到了下午1点，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却还没见到萧伯纳下船。此时有消息说萧老被宋庆龄请走了。于是，一部分人便离开了码头，剩下的“忠粉”依旧不死心，对着黄浦江望眼欲穿；又等了一会，才失望地散去。按照聂耳的回忆，也有因此而不断咒骂的。

少不更事的文艺青年哪里能理解，但凡事业成功到萧伯纳这种级别的，身不由己其实是常事。在成为大文豪之前，萧伯纳首先是“国际反帝同盟”的“钦定”作家。身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的宋庆龄，也不可能突发奇想半路把萧伯纳“劫走”，而是前日傍晚就与杨杏佛等人郑重其事地登船拜访过，然后次日清晨5点再“二顾茅庐”登上“皇后号”，与萧氏夫妇共进早餐并约其上岸。按照《宋庆龄年谱》的记载，共进早餐是“应萧伯纳的邀请”。另据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的记述，萧伯纳“只要求见孙夫人（宋庆龄）”一个人，他甚至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最后是宋庆龄用诚意打动了他，他才下了船。如此说来，“粉丝团”的成员们非但不该怪罪，反而应当感谢了。

别说初出茅庐的聂耳无缘接风，连带着采访任务的上海知名剧作家洪深也没能约见成功。洪深压力很大，一方面中国戏剧及电影文化团的领导要求他邀请萧伯纳参加饭局并发表演说，一方面上海《时事新报》社约他写篇采访稿。你想呀，萧伯纳一天就吃三顿饭，约饭局显然是不可能的，做采访还有些许机会，他总该给媒体记者一个群体采访的时间吧？洪深也是这般打算的。于是，他给昌兴轮船公司（负责接驳“皇后号”的小船）打了无数个电话，但还是没问出一个确切的访谈时间。

16日晚上，洪深和其他几个报社的朋友索性去轮船公司坐等。昌兴的经理露面说自己今天已经至少拒绝了200个新闻记者了，船长说了，没有一个可以上船，就是“批条子”的也不行。于是，洪深最后只得写了一篇《迎萧灰鼻记》给了《时事新报》社。滑稽的是，这篇稿子居然被采用了，可见萧伯纳的名人效应有多大。其实洪深最后还是见到了萧伯纳，因为他英语能力强，所以入选了官方记者会的记者代表名单。

作为当时的知名大报，《申报》如愿以偿拿到了独家采访权。在萧伯纳抵沪的当天和次日，《申报·自由谈》连续两天刊出“萧伯纳专号”。生活书店也很有眼光，在《申报》连做两期广告，推销萧伯纳的书。更加令人赞叹的是，一周后鲁迅他们的野草书屋竟然为这8小时的造访专门出了一本叫《萧伯纳在上海》的书。

应该是太阳福气好，在上海见到了萧伯纳

那么，由官方安排的“一日游”究竟是怎样的呢？萧伯纳一行下船后，先去浦江饭店与同期在沪访问的“外国知名友人团”进行礼节性见面；也有说法是先去参观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离开浦江饭店后，萧伯纳被邀去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会见蔡元培；接着是去宋庆龄的香山路寓所（现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共进午餐。

上文已经说过了，萧老一天就吃三顿饭，所以饭局弥足珍贵。当年白俄的新闻上,曾经猜测说这场宋庆龄“家宴”有无数的侍者,但其实只有一个厨子在上菜。这次“家宴”上的美食只是点缀，不可能极尽奢华。说是“家宴”，实际上带有呼吁各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目的，说是“国宴”也不为过。当时世界反帝大同盟决定在上海举行一次远东反战会议，所以宋庆龄希望通过萧伯纳向世界各国进行宣传，主要的亮点不是菜，而是人。那么得到宋庆龄“家宴”入席名单的重量级嘉宾有哪些呢？除了蔡元培和杨杏佛，还有林语堂、伊罗生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等等。连本土大作家鲁迅也是临时通知的。内山完造告诉鲁迅萧伯纳来了，但不请自去并不合适。后来是蔡元培想起鲁迅，急匆匆派车去接他来赴宴的。

从左至右分别是鲁迅、萧伯纳还有蔡元培

鲁迅赶来时，午宴已过半。萧伯纳也是有趣，自己是满头银发、花白胡子的七老八十的人了，一见面居然赞起已经年过半百的鲁迅的颜值来，说“这位中国的高尔基比高尔基还要漂亮”。鲁迅则以西方式自信回应，幽默地说：“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后来萧伯纳看到39岁的梅兰芳，又夸他“驻颜有术”。一个大爷们如此大大方方赞美两名大叔的容貌，还真只有西方人可以做到。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萧伯纳是西方式自信的典范。饭后大家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已经阴霾了好几日的天气突然放晴。有人就开始“中国式夸赞”了，说萧老好福气，能在多云喜雨的上海看到太阳。哪知萧伯纳非但没有入乡随俗，以“中国式谦虚”回复，而是眨着一双碧绿的小眼睛淘气地说：“应该是太阳福气好，在上海见到了萧伯纳。”

在饭局上，萧伯纳一点大牌的架子也没有，而是像一名初次访华的普通游客一样，好奇地学习如何使用筷子。当然，侃侃而谈的时候，大师的魅力就凸显出来了。无论是戏剧、美食，还是家庭、战争，萧伯纳都能生动诙谐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说，萧伯纳认为编剧是不可能从学校里学到的，应该从人生中去学。

下午，萧伯纳一行去了世界学院参加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的见面会。除了饭局里的几名文人作家，胡适、徐志摩、郑振铎、邵洵美等等也是会员。抵达会场时，分会门口拥堵着一大群记者。萧伯纳见状承诺说，30分钟后请大家派六名记者代表去宋宅，他愿意接受采访。

在分会现场，还出现了一位大师，他就是梅兰芳。好像但凡有外国文艺界名流抵沪，总少不了梅兰芳的翩翩身影。梅兰芳不但将自己录制的唱片送给了萧伯纳，还当场清唱了一段《汾河湾》。本来就对中国京剧颇感兴趣的萧伯纳听得如痴如醉。听罢，他还向梅兰芳请教，问舞台上演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中国京剧中为何会有锣鼓声音。梅兰芳告诉他，中国戏也有安静不敲锣打鼓的时候。此外，梅兰芳给萧伯纳带来了一套来自北平的泥制的京剧脸谱工艺品和一件自己穿过的演出服作为礼物，由另一个大帅哥邵洵美在临别时献给萧老。这套脸谱里有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长胡子的老生还有包着头的花旦，甚是热闹缤纷。

从伦敦戏剧学院导演专业毕业归国的黄佐临也是与会嘉宾之一。临别前，萧伯纳在送给黄佐临的相册上题写道：“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那个未来的盛典将是中国戏剧，不要用我的剧本，要你们自己的创作。”

现场，叶恭绰、张歆海、谢寿康等人也都来了。看到此番名流云集的盛景，连一向“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也忍不住在事后写了三篇文章（《萧伯纳颂》《谁的矛盾》及《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以纪念这位当代的杰出同行的上海之行。有意思的是，行文中鲁迅还是一如既往的“辛辣”，说“与会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人，合起围来，向他“质问”各式各样的事，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除了辛辣，好像还有一丝酸意在里头。据知情人透露，因为林语堂一直滔滔不绝与萧伯纳交谈，鲁迅没能插上几句话。

按照惯例，各类合影也是名人见面会的标配。萧伯纳此行也未能免俗。此时鲁迅又开始展示其幽默口才了，他说“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矮小了……假如再年轻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体操”。大概鲁迅先生觉得自己的骨感脸上镜，但身量比较不足因而心生遗憾，继而化为自嘲式幽默吧？来看鲁迅的原话，说得有趣：

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大抵却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从这段文字不难发现，鲁迅还是骄傲而真诚的。感性的文人么，文章总是自己的好。即便是欣赏同行，那也是欣赏他的性格，是站在交朋友的立场上的，不是粉丝喜欢偶像的那种欣赏。后半句呢，更是体现了鲁迅的“杠精”特色，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

客观评论，萧伯纳和鲁迅走的都是讽刺为主的现实主义路线。他们的写作原动力是一致的。在艺术创作上，萧伯纳反对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主张，将自己划归于易卜生流派。他曾明确提出，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

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你们不会听我的指挥

当晚6点，萧伯纳结束了在上海的行程，乘船北上秦皇岛。

鲁迅真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他当晚回家后就同瞿秋白谈了感受。瞿秋白与鲁迅交情甚好，曾多次在鲁迅家里避难。他们商量着应当出一本书来纪念萧伯纳的此次上海之行。于是，鲁迅作序，瞿秋白编辑，许广平和杨之华两位夫人则负责搜集和剪贴资料。一周后，《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就由野草书屋印刷发行了。

短短8小时的“一日游”居然被写成了一本书，可见当年的“萧伯纳热”有多火。简单读一段很鲁迅的“序”：

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一本书，也确是重要的文献。在前三个部门之中，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说萧是凹凸镜，我也不以为确凿。

写得真是好啊。

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宋庆龄、萧伯纳等摄于上海宋宅（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许杰在2月19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绅士阶级的蜜蜂》一文也写出了这层意思，文笔比鲁迅要直白浅显易懂些。他说：“萧伯纳是英国绅士社会的一只蜜蜂，他有刺，他也会酿蜜；不过，他所酿的蜜，却是甜中带酸的。”

奇怪的是，这位大师似乎没有对这次“中国行”留下多少的回忆。

有名记者代表在采访时段问萧伯纳对中国的意见。萧伯纳回答说：“问我这句话有什么用——到处人家问我对于中国的印象，对于寺塔的印象。老实说——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你们不会听我的指挥。假如我不是文人，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可见萧伯纳直率又诚恳，也看到了政治和战争的实质。

萧伯纳回到英国后，旅英的华人剧作家熊式一问他，为何要去中国？萧伯纳丝毫不提组织安排和宋庆龄等人邀请的事情，而说到中国是为了去看万里长城。熊式一问他在中国见过哪些名教授、名作家。萧伯纳的回答是“一个也记不起了”。熊再问他对中国京剧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他不提梅兰芳的唱腔身段，只说戏园子里茶房扔手巾把的功夫令他很赞叹。由此看来，萧伯纳式“杠精”程度和鲁迅有得一拼。他应该是故意回避官方的、专业的、严肃的内容，而是以顽皮孩子般的、随意叛逆的态度示人。或许，这才是他的天性吧。

1950年11月2日，萧伯纳在寓所病逝，享年94岁。他的墓志铭只有一句话：“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很好的证明，不是吗？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11期

作者：密斯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