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乡愁”贯穿于菲律宾华文作家的创作心理，并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菲律宾华文文学的内在特质和发展向度。特殊时空下对“国”、“乡”的回忆、怀念和追寻，弥漫着浓厚“地域乡愁”的用汉字书写的华文文学作品，是旅人与故土分离后的情感延续，是菲律宾华侨治疗“放逐伤痛”的良药，也是当时流寓在菲律宾的华侨群体文化认同的见证。

(二)共同的文化认同:怀思故国家园

乡愁是离开自己的文化故乡与童年成长的土地后所产生的微妙情结，是在异乡感到落寞、无助和彷徨时对故国家园的愁思。菲律宾华文作家大多出自闽南，他们具有一种积淀尤深的闽南情结，对故国家园有着深深的依恋。此外，早期的华侨在当地的生活处境异常艰难:菲律宾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曾先后五次屠杀华侨，导致六万余人无辜丧生;在美国统治时期，实行《排华法案》，排斥华侨;独立后在马科斯长达20年的独裁统治中，多次掀起以限制、排斥华侨为目的的菲化运动。生存处境的艰难，加剧了华侨身在异乡的漂泊感和放逐感。因此，难以排遣的乡愁和对故土的眷恋成为海外华文作品突出的情感特点。正如学者饶芃子和费勇所言，“海外华文文学最显著的共通点就是飘溢着‘故乡’的芬芳，由不同的‘故乡’，凝成宏伟、深远的‘乡土中国’的影像”，“童年的往事，故乡的人物风景，穿越时空，成为当下的文字”。 ［2］

二、华人文学时期:文化中国

菲律宾华人文学时期肇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介于华侨文学时期和华族文学时期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菲律宾独立后，为了摆脱菲政府加诸于他们的种种限制和作为外侨所承受的巨大政治压力，以求在当地生存和发展，大多数华侨的观念从“叶落归根”转为“落地生根”，认同菲律宾，申请加入菲律宾国籍。 ［3］这种从侨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变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他们在创作中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情愫:就国籍而言“我”属于菲律宾;就文化而言“我”属于“文化中国”。由于入籍大体上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很多人“身入心未入”，所以这一时期华人的文化认同比较复杂和模糊。对于他们，“祖国”的涵义已变得暧昧甚至分离——在法理层面指向入籍国，在心理层面仍指向“已去我”的“故国”。

(一)饱含“文化乡愁”的华人文学

当菲律宾华人逐渐本土化，自觉将菲律宾作为“唯一家乡”之后，菲律宾华文作家笔下的“地域乡愁”逐渐转化为“文化乡愁”，转为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倾心和思慕，转为对中华文化传承、文化失根的深深忧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乡愁”褪去了“地域乡愁”哀怨凄婉的色彩，代之以对中华文化的坚守与敬重和对文化失根的焦虑。

菲律宾老一辈华人对祖籍国感情弥深，自觉坚持、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认为要保持自觉的文化个性就要有自己的文化之根。像明澈的短诗所云，“我们像一群迷失的海鸥/为要啄食五千年的文化/为要寻找一个新的名词/才栖息在你的沙滩”。菲律宾华文女作家董君君的《巧搭祖厝》《褡裢上肩》《俊俏新娘》《飞越山海》《吕宋番客》《长发交缠》《五块大洋》《铺板上的生命》和《孙儿返乡》等11篇短篇小说则集中表现了华人刻苦耐劳、诚信仁厚、以邻为伴、济世救人、不惧艰难、勇于开拓的品格和情怀，呈现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华人的影响。

但对于第二三代等土生土长的华裔而言，中国是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只是他们父辈生活过的地方，不再是他们的祖国。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也漠不关心。所以与华侨文学时期不同，华人文学时期的作品开始吟唱华人文化失根的彷徨与苦闷。在《出世仔的话》中，作者陈默在叙述华人子女不认识“中国”二字时写道，“爸爸双手蒙住脸/暗哑着声调:/学‘人’倒学的好/怎么‘中国’就学不来”?诗中的“中国”不仅是指中国这两个汉字，更是指具广泛意义的中国文化。和权在诗歌《橘子的话》中用南橘北枳的植物变异来比喻这种文化承传的潜在悲剧，“想到祖先/移植海外以前/原是甜蜜的/而今已然一代酸过一代/只不知/子孙们/将更酸涩/成啥味道”。柯清淡在其诗《居家猛惊》中记述，看到儿女对神州乡讯和国事冷漠，不禁心寒自问:“皇帝的族谱上/还能有我一家人的名字?”这是对后代失却中华文化自我的指认，对文化薪传出现的代沟的忧虑。晨梦子的《赤子情怀》、宰主的《“我咬狗着”》、刘纯真的《接棒的傻子》等散文也都传达了菲律宾华文作家对中国语言文化逐渐失落的忧患情怀。

在文化承传中产生的文化焦虑，对于旅菲的老一辈华侨华人和作家来说，确实是存在甚至是深重的。这也是经济、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所带来的问题。“一些时值中年的菲律宾华文文学作家，其言写作纯粹是出于爱好;说写作为了承传和弘扬民族文化，那是唱高调”，“外域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外居者又多是经营商业事务，不会也不可能有太多文化方面的思考”。 ［4］中年一代尚如此，华裔青年一代便可想而知。菲律宾华文诗人蔡沧江做过一个统计，菲律宾华文文学的“思乡”主题已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50%逐渐下降到90年代以来的1%。 ［5］

(二)精神上的“文化中国”

虽然老一辈华人对故国家园情感弥深，但身处多元文化社会，兼具多重身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甚至第三四代华裔，他们在居住国接受的华文教育与异质的居住国文化发生冲突与冲撞，造成其心理上的失落、虚空和焦虑，从而使其进行文化寻根创作，其与老一辈的叙事也是有别的。在华裔文学叙事中，中国不再被视作华裔自己的故乡，而已演化为华裔祖辈的“原乡”。这个“原乡”，曾经存在于祖辈们成长的经验与历史里，属于祖辈的记忆图像，现在已经虚化为一个“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名字”。这个“原乡”，具有“神话”的意味，“在本质上意味着乐园形式的家乡”。 ［6］这个“原乡”作为一个抽象的历史背影，再也难以承载遥远的乡愁，更多地只是留作一种见证——见证他们的祖辈从安土重迁的中国漂泊南洋的辛酸，也见证他们在融入居住地遭遇坎坷与挫折时的迷茫。中华传统文化价值渐渐在第三四代菲律宾华裔身上失落。巫兴智在《被遗忘的茶》中指出，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茶叶被一代代地逐渐遗忘，离家的“祖父”需要“满袋乌龙”来解“唐山的渴”，而“父亲”则用“泡过的茶”对着明月解自己的乡愁，到了第三代的“我”呢，只是在季节递变的时候喝上几口。

菲律宾华人文学时期呈现出来的华人文化认同是复杂且模糊的。老一辈华人虽身已入籍，但精神上对祖国传统文化仍充满敬重，且对文化失根饱含焦虑之感;而新生代华裔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大多只停留在祖辈的记忆图像和诉说上，在生他养他的“千岛之国”，其认同不同于先辈，并开始有了新的选择。

三、华族文学时期:融合与承担

华族文学时期萌动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并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华人作家身份意识整体性的变化而加快了发展步伐。 ［7］在菲律宾多元民族的格局中，菲律宾华人族群必须思考，作为多民族国家一员的华族的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问题，包括族群地位、族群责任等。

(一)偏重“落地生根”的华族文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华人与当地民族的来往日益密切，加之华文教育改制与入籍及通婚的盛行，华人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成为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相应地，菲律宾华文文学表现融合本土、落地生根主题的作品也大量涌现。据蔡沧江的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1%～2%逐步上升到90年代以来的50%。 ［8］

在菲律宾华文诗人谢馨的笔下，混血儿的风姿成为多民族精神和谐的融汇，“混血儿的风姿，便如是/混血儿的风姿，便如是/闪过我脑际——融和着西班牙的/美利坚的/飘扬的吕宋岛的……而混血儿/他们说，都是/美丽的”。蒲公英的《我是蒲公英》道出，“我是蒲公英/随风吹/去/落土/生了/根”，“落叶归根”的思想已转变为“落地生根”。

林泥水的短篇小说《墙》，展现了菲华两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意义与前景。该小说取材于现代市郊菲华两族人民杂居地区的社会生活，描写了两族老一代人之间的情谊。华族老人陈先生和菲族民间领袖帛洛，都有互敬、互爱和互谅的胸襟，长期生活在一起，都能平等相待，和睦相处，过从甚密，成为莫逆之交;并能以凝结起来的情谊，冲破现代利己主义在两族人民之间筑起的“墙”。诗人柯清淡在菲律宾生活已逾半个世纪，他以在出生国与居住国的生活积累写下了《五月花节》，抒发了他对中国与菲律宾的文化理解。“在人类生存和延续的过程中，一群又一群的人各自在不同的地方聚居，遂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某一群人中有人基于某种原因，通常是经济的原因，走离群体到另一群人相聚的地方去，而遇到不同肤色、语言、观念的陌生人，而被这群陌生人视为外来者，双方由陌生而产生敌对、相持、隔膜，但却由于长期相处而互相了解，达到最终的融洽，遂成为这另一群人中的成员……”

不少菲华作家还提出，菲华文学应具有菲律宾的神采，充分反映菲律宾人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可见，此时菲律宾华人对当地的认同在加深，正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与足下的国土相溶。

(二)文化认同的新取向:融合与承担

由侨居变定居后，华人对叶落归根的思慕变成了对落地生根的期待，开启了当地化的进程。在当地化的过程中，华人开始视菲律宾为祖国，开始感受到在文化与习俗上与当地族群融合的必要。菲律宾华人社会的这一变化，折射在菲律宾华文文学方面，便是对“落地生根”这一主题的偏重;折射在文化认同方面，便是对“融合与承担”的强调，即强调华人在保留中华文化特质的同时要尊重并接纳当地的文化习俗，从而融入当地社会，并且作为当地的族群之一承担应有的族群责任。就如林泥水在《由读〈水叔〉再谈侨民文学》一文中所述，“数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携妻抱儿漂泊到这里谋生，中菲血统及文化早已有深厚的关系”;“我们虽然是泱泱大邦的子民，究竟生活的根还是扎在人家的土地上，安全保障都得依赖主人的宽量”;“要获得礼待，必先敬人，所以教导侨胞与菲人和睦相处，树立风范，争取印象，是当前的急务”;“从事潜移默化的文艺工作者，对敦促中菲友谊的任务，应该负起部分的责任”。

人类文化认同的构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进程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如文化批评家斯图亚特·霍尔在《加勒比认同的对话》中所阐述的，“在族裔散居空间，各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成不变、自我封闭，总是交织着综合、同化、交叉、适应、抵制、选择等转化环节，由此形成一个持续、开放的过程”。 ［9］20世纪以来，菲律宾华人的文化认同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嬗变过程，由“地域乡愁”转到“文化中国”，直至“文化融合”。时至今日，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菲律宾华人的文化认同仍然处于演变与形塑的过程中，其文化认同的后续嬗变有待进一步观察。

［注释］

［1］郑晓云:《文化认同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2］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3］林云、曾少聪:《族群认同:菲律宾华人认同的变迁》，《当代亚太》2006年第6期。

［4］尹康庄:《当前菲华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由首届菲律宾华文文学研讨会想到的》，《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

［5］［8］蔡沧江:《菲律宾华人文化与华文文学概说》，《华文文学》2001年第3期。

［6］王列耀、池雷鸣:《存异与靠拢——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中的一种趋势》，《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7］王列耀:《东南亚华文文学:华族身份意识的转型》，《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9］陶家俊:《文化转化与文化认同——兼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认知重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Cultural Identity Evolution of Chinese Philippines since the 20 thCentur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ippine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the Philippines;overseas Chinese studies;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cultural identity

Abstract:Through examining the three stages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hilippines has gone through，this paper depic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hilippines，analyzes the cultural ident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changes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Philippines.The name of Chinese Philippines has changed from “overseas Chinese”and“Chinese overseas”to“ethnic Chinese”because Chinese Philippines has changed from an immigrant group into a resident group.There has also been a change of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subjective identity of Chinese Philippines.Since the 20th Century，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Philippines has been a changing process，from“nostalgia”to“cultural China”and then“culture hybrid”.To date，due to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nflicts，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Philippines is still changing and forming.

［中图分类号］D634.3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5)01－0029－05

［收稿日期］2014-07-31;

［修回日期］2014-11-19

［作者简介］陈丙先 (1976—)，男，博士，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硕士生导师;姚春美 (1983—)，女，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馆员。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