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场上，

与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声音相遇

在戈兰高地那绝望的几天后，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核心地区——高地之下的加利利已经没剩多少以色列军队了。在本书关注重点之一的南方前线，埃及军队占领了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以色列前哨站，开进了西奈半岛，打退了守军急切而混乱的反击。以色列的空军本可以打赢这场战争，但是飞机被苏联的新导弹严重损毁。没过几天，据说国防部长、独眼战争英雄摩西·达扬绝望地说：“第三圣殿已处于危险之中。”第三圣殿是指以色列。以色列通过极大的努力，以超过2600人死亡为代价，才扭转了战局，在月底前取得了一场胜利，但这场胜利更像是失败。

战争结束之时，以色列的领袖和将军，即开国一代的大人物们，全都名声扫地。这个国家变得没那么自信也没那么团结，开始更多地自我反思——战后的以色列在许多方面都变得大不一样了。数百部笔调沉痛的回忆录和批判性的历史著作指出了国家的错误。它们在战后陆续出版，持续至今。25年后，当我在以色列的步兵部队服役时，训练内容包括模拟与穿过沙漠入侵的敌方坦克纵队进行战斗。这种模拟与20世纪90年代末实际发生的战争没什么关系，那显然是赎罪日战争的场景，是一场军队仍在心中进行着的战争。

对于以色列人民来说，古老的斋戒日和黑暗的战争周年纪念日从此紧密交织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而莱昂纳德·科恩，在很多人眼里是个诗人，写香烟、性，还有人类那平静的绝望。他在犹太社群内长大，但他只把这个社群当作承载空洞仪式的容器。他鄙视暴力，对国家不屑一顾。然而他不仅使自己成为这场以色列战争的一部分，也让自己成了犹太历中最庄严一日的一部分。从未有人解释过，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年轻的士兵们在极端危险之时，与这时代最伟大的一种声音相遇。这便是本书的主题。

科恩（灰白色衬衣）在战后的西耐沙漠举办“演唱会”

科恩这段经历之中最吊诡的一点是，他在此后几乎从未提及过它。这让我越来越感到奇怪，因为我逐渐发现，他对战争的理解是何等深刻，他在战场上的出现对于在此见到他的人们来说是何等重要。几个月后，音乐杂志《锯齿形》明确问及科恩这段经历，他仅仅回应了几句，也没有说更多。私下里似乎也一样，科恩近旁的人也没听他讲过这段经历的细节。科恩关心的并非历史本身，而是灵魂。也许他觉得，与真实事件的联系会使他的创作沦为纯粹的新闻作品。“对我来说，诗歌是生命的见证，而非生命本身。它是充分燃烧后的灰烬。” 科恩曾这么说，“有时人会混淆两者，想直接制作灰烬，而非火焰。”在这段经历之中，战争仅仅是火焰。他不是来解释火里有多少根木柴，烧得有多热，或者他自己站得离火有多近的。火焰产生了些美丽的灰烬，这便已经足够了。

事实是科恩确实记下了那几周的事情。正如人们所料，这些记述很伟大，但从未出版过。这是一份45页的打字稿，存放在汉密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的一个盒子里，如今属于科恩的出版商——历史悠久的加拿大企业麦可兰德&斯图尔特出版公司。这几十页手稿并非成品，而是科恩被称作“我的艺术人生”的这一项目的雏形。这一项目后来演变为《情圣之死》这本诗集，在战后5年得以出版。原稿中的一些片段以单独几首诗的形式出现在这本诗集中，其余内容则被遗忘了。

《情圣之死》原版书封图

这份文稿中有一部分似是小说草稿，文风高度情绪化，很像科恩早期小说的风格，如《至爱游戏》，这是他在转入音乐创作之前的作品。这份小说草稿使用了第一人称，尽管写作素材还很原始，真实事件、人物还没怎么被模糊化处理，或者说是根本没处理，但我们不必把这个“我”当成现实中的莱昂纳德·科恩。手稿的其他内容是以记录要点的方式对事件做的清晰总结，可能是科恩当时计划要充实的章节的内容草稿，但他后来没有再续写。这些内容很像精确的事件记述，接近于日志条目。

为采用多方材料来求证这一手稿中的事实，我在本书中使用了科恩留下的另一份材料——科恩在战争前后用的小笔记本。位于洛杉矶的科恩遗产管理方准许我查阅这些笔记本。科恩一生之中用过数百本笔记本，相比之下，战争时期的笔记本记录内容稀少。这意味着当时这位诗人被各种事件转移了注意力，或许也受这些事件困扰。他自省的心流被异常打断了。从这些笔记本的内容可以看出，即便上述文学手稿的第一人称记述者是一个虚构版的科恩，其中所记述的事件也大多是事实。比如说，人们可能会怀疑那些明确具有文学性功能的人物是他虚构出来的，但笔记中又有他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因此，带着万分谨慎的态度，我们可以这样看待这些文学手稿：这是他直接记录当时所见所闻的尝试。相比于在采访中圆滑且回避的话语，这些资料让我们听到了科恩另一种极为不同的声音。掌握这些材料后，我又很难得地从科恩遗产管理方拿到了这些材料的首次出版准许。非常幸运，在本书的几处我只需打开话筒，让科恩自己去讲述他的故事。

《焚身以火：第四次中东战争与莱昂纳德·科恩的救赎》实拍图

伟大的摇滚乐巡演往往都遵循同样的套路：奉承、放纵、骚乱、崩溃、音乐救赎。但这次巡演是不同的，它独树一帜。比如说，歌手和演出环境之间的联系很独特：科恩，在蒙特利尔的犹太教堂长大的孩子、在希伯来圣经的语言浸润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一位学识渊博的拉比的外孙，正在西奈山周边的荒野上演奏。战争中的地名可以见于他的诗歌，如“以色列”“埃及”“巴比伦”。山下还有一个情报基地，有一名叫以撒的士兵和一名与战神大卫同名的中尉，甚至还有一个叫拔示巴的人。战神大卫在屋顶上看到的那个洗澡的女人就叫拔示巴，她“在月光下的美貌让他心动”，战神对她爱得如此深沉，以至于让她丈夫上战场去送死。在这里，拔示巴并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艘正准备进行自杀式袭击的海军登陆艇。这种事放在摇滚乐里面，可能就是斯普林斯汀在新泽西阿斯伯里公园演奏专辑《来自阿斯伯里公园的问候》里的歌，或者是披头士在草莓地办的免费演唱会。

科恩并非此地人，但他将以色列看作自己的“神话之家”，来到此地似乎让他反复思考“我是谁”“我亏欠他人（比如在希腊小岛上带着孩子等待他的女人、他的家人、犹太人）什么”这些问题。他所说的“神话之家”意义不明，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他来到此地并非只是为了来赶另一场演出。

科恩（弹奏吉他）在战后的西耐沙漠举办“演唱会”

最重要的是，让此次巡演变得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听众。这个歌手的创作主题包括人类的不完美和人世无常，以及能让夜晚变得甜蜜的短暂快乐。他站在人群前，发现对这些人来说，这些主题并非飘浮在宿舍空气中的抽象概念。他们知道，演唱会结束后还有死亡在等待着他们。科恩为他们演奏，知道他的音乐可能是这些人最后所听到的东西。对巡演的报道惯常把注意力放在艺术家身上，观众的形象则只是一片模糊的面孔或一阵低沉的掌声。但本书并不这样。我花了几年时间，寻找那几周遇到科恩的人，试着了解他们在演出前后的经历。更多关于书中人物、时间线、本书资料来源等的信息可见于书末注释。

每一场演出都是纯粹的艺术传播。没有金钱转手，没有门票或唱片出售。许多士兵不懂英语，科恩也不会说希伯来语，但T. S. 艾略特说得对，好的诗歌“在被理解前就已与人相通”。照片中，歌手似乎已忘我，观众也聚精会神。这里不是伍德斯托克，也不是某个外出游玩的夜晚。所有人都很清醒，他们正冒着极大的风险。重要之事正在发生。

本文节选自《焚身以火：第四次中东战争与莱昂纳德·科恩的救赎》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