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密东北乡与莫言关系的研究大体没有脱离“故乡”研究的某些范畴和方法，其中成绩最显著的成果无疑是从区域文化角度开展的。区域文化拓展了作家研究的文化维度，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是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涉及湘楚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黑土地文化、江南文化、雪域文化等。这套丛书以地域文化与流派、作家的关联性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严家炎先生认为，“对于20 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他还指出，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2 ］。严先生所强调的比较集中于文化、地理等稳固性的影响因素，也是丛书最具开创性的地方，确立了研究的新范式。

齐鲁文化对齐鲁文学同样影响深远，因此研究者格外强调齐文化对莫言的影响。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把齐文化视为研究莫言的关键和根本，他认为，“要研究莫言，要探讨莫言的成功，还是要从根上找，从齐文化谈起”。他提出，齐文化的一些因素，比如好奇思遐想和空灵浪漫性格，丰富的想象力，开放的心理素质，性格豪放，与时俱进等众多文化因素，孕育了莫言的文学精神［3 ］。从齐文化研究莫言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它们解释了莫言文学精神和气质的由来，表明了高密东北乡在莫言人格和文学品格塑造上的重要意义。

然而地域文化角度的研究因为文化的稳定性很容易陷入本质化、静态化的状况，把区域文化和作家创作进行表面化的比附，也容易出现有些学者指出的“套路化”“公式化”现象，对地方文化的共性和个性不加区分［4 ］。此外，还存在文学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未被重视，孤立静止地看待区域文化等问题［5 ］。这些问题在莫言研究中同样存在，但最近几年，莫言与高密东北乡的研究有新的推进，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上述问题：一方面，区域文化被具体化为茂腔、泥塑、剪纸等民间文化，另一方面，程光炜老师“莫言家事考”的相关研究则把高密东北乡充分历史化。这些研究使得高密东北乡更为具体，也更具历史感。

因此，作家与区域文化关系的研究已经开始呈现出开放性和历史性，我们应该看到：地方文化对莫言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并不构成全部；故乡除了文化之外，还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更有历史的偶然和变动。高密东北乡在空间维度之外还有时间的维度，它既是固定的、稳定的，也是流动的、变化的、历史的。按照布罗代尔的划分，历史有三种时间：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地方的文化、地理显然属于长时段的历史，这是一种几乎静止的时间，“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对于后两种时间，尤其是短时段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当代作家故乡时关注不够，这“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这种历史是“极端敏感的”，“是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人的愤怒、愿望和幻想”［6 ］。依据这样一个划分，作家与故乡的关系也是多种维度的，故乡不应该被处理为稳定的、凝固的、同质的概念，因此有必要把故乡“事件化”，找回故乡中那些短时段的历史和经历，在时间的意义上复活故乡中的历史“过程”，在稳定不变中寻找“断裂”，打破对其连续性和循环性的固有想象，重新建立作家与故乡之间的多重关联。那么，三重历史时间下的“高密东北乡”和莫言之间动态的、多元的联系就需要重新给予关注，通过资料的整理重新去发掘其中的“事件史”，寻求高密东北乡的“事件性”意义，把稳定的文化和断裂性的事件置于同样重要的位置。

胶河农场四分厂

莫言曾列举过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比如在胶莱河工地劳动、在棉花加工厂时当了兵、当兵后提拔成军官等［7 ］。此外，在莫言看来涵洞打铁和胶河农场的建立等也都是他经历中无法抹掉的重要事件。这些经历和时刻构成了莫言“逃离故乡”这一整体“事件”的组成部分，并发挥着实际的、心理的、精神的不同作用和功能，但最终都指向了莫言认识论的断裂和走出农村的动力。因为“事件”在本质上构成了例外状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件骇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从而打破了惯常的生活节奏；这些突发的状况既无征兆，也不见得有可以察觉的起因，它们的出现似乎不以任何稳固的事物为基础”［8 ］。因此事件的意义正在于“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这道口子如同一道创伤，深刻地刺入我们的心灵和身体之中，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和面对世界中的一切”［9 ］。对于个体而言，事件的意义正是在于召唤出新的主体性，在面对生活状态的裂痕和可能性时，重新思考世界，形成某种新的观念。

在这个意义上，胶河农场作为“意外”，构成了莫言思考世界、认识自我的重要契机。莫言曾说，“胶河农场对于我也是意义非同一般的”［10 ］，要深入探究这句话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通过莫言文学和回忆中的胶河农场，分析胶河农场成立这一“事件”对莫言的情感、世界观以及人生道路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影响又如何以结构性的方式进入到其文学创作，进而发现它在莫言人生和文学中的位置。基于此，本文以“事件”为角度，依据高密布《高密布胶河农场场志（1957 —2002 ）》［11 ］，考察莫言早期经历中出现的断裂性事物及其影响，并以此来丰富“高密东北乡”这一概念以及故乡研究的维度，将其视为一个非平面的结构，复活其“整体性”。

二 胶河农场与“逃离故乡”

虽然布罗代尔认为“事件”的作用是微小的，但巴迪欧等人却在哲学层面上看到了“事件”的重要意义，认为“事件”构成了改变世界的契机。然而乡村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无事件境”，对世界的认知往往缺乏时间感和历史感，特点是重复和循环，很少变化和断裂，“重复事件序列中的各种事件，不但由于高重复率导致事件记忆上难免的事件间各种细节的互涵和交迭”，而且“在心理上也‘无意’将这些重复性事件理解为分立有界的事件，这是传统农村社区中的村民与现代人的最大区别”。而现代意义上的事件则“通过事件定位获得不可重复性，通过累积性获得绵延”［12］。对事件的不敏感正是缺少改变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就是要打破这种情境，将其固有的平稳和重复置于历史的变动之中。国营农场的建立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举措，目的也正在于此。1951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中指出：“国营农场应该推广，每县至少有一个至两个国营农场，一方面用改进农业技术和使用新式农具这种现代化大农场的优越性的范例，教育全体农民，另方面按照可能的条件，给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技术上的援助和指导。”［13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 年10 月山东省农业厅抽调干部、职工，调来大型机械，会同原昌潍专署第三农场先遣队员，在大栏村东进行大规模开垦荒地的活动，至1957 年底，全场开垦荒地七千九百余亩。1957 年，山东省人民委员会以（57 ）鲁农工字第1245 号文件，正式批准建立了“国营胶河机械农场”，并明确由省农业厅直接领导，成为其直属单位［14 ］。胶河农场距莫言家只有几里地的距离，莫言所在的平安庄曾一度被划归农场管理，莫言和胶河农场有很密切的交集。1959 年3 月，为解决农场劳力匮乏和周边村庄机械作业困难问题，农场周边的大栏、平安庄、艾丘、谭家荒、新立屯被吸收加入胶河农场，成为全民所有制中的集体经济单位（1962 年终止）［15 ］。

农场的机械生产

国营农场与周边农村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和等级关系，它被视为社会主义农业的领导成分，在政治地位、经济属性和管理方式等诸多方面具有更高的等级和效率，“能够充分的发挥农业生产力”，“使用机器在连成大片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工作量大，耕作质量又好，产量就高”，“比农民种地多、打粮多、收入多”［16 ］。据《场志》记载，胶河农场的“农业机械化生产大大早于农村”：1958 年，胶河农场的农业机械设备有18 台/530 马力，1974 年，拥有农业机械设备链轨车、轮胎车、收割机、谷播机、圆盘耙47 台/1288 马力。农场还“提倡发明创造，技术革新”，制造了60 型推土机、40 型喷灌机等多种农业机械［17 ］。周围农民仍在使用“低效率的生产资料”，如“牛和骡马，以及铁犁、铁锹等一些延续使用了数千年的工具”［18 ］。胶河农场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现代机械让周边“不仅没有农业机械，甚至连见也没有见过农业机械”的农民难以想象，“拖拉机劲头这么这么大、在铁链子上怎么怎么跑，拉着犁子如何如何耕地，耕出的地来那么那么深，说的乡亲们眼都直了”［19 ］。这种震惊体验在莫言小说中也多次出现，国营胶河农场那台苏联生产的红色联合收割机“康拜因”，“在农场的万亩麦田里隆隆开进时，对我们的震撼，不亚于1904 年胶济铁路初通车时，德国造的机车喷吐着黑烟从我们村前驶过时对我们的爷爷奶奶们的震撼”［20 ］。震撼中有农村人的惊奇，也区分了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人群，揭示了社会位置和身份的差别，因为技术和生产方式的社会性使其成为区分人群的标准，“是人们形成群体并将自己区分于他人的方式之一”，“这正是他们确立自己身份的方式，因为‘其他人’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做相同的事。用不同的方式做相同的事，用不同的工具来完成同样的任务，这区分了‘圈内人’和‘圈外人’”［21 ］。

这种差异和区分表明了胶河农场的“事件”属性，它与乡村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资本上的差异与不平衡，和莫言基于现实处境而产生的“逃离故乡”的总体“情势”是一致的。莫言曾说：

十八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比牛马付出的还要多，得到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凉生活。夏天我们在酷热中煎熬，冬天我们在寒风中颤栗。一切都看厌了，岁月在麻木中流逝着，那些低矮、破旧的草屋，那条干涸的河流，那些土木偶像般的乡亲，那些凶狠奸诈的村干部，那些愚笨骄横的干部子弟……当时我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22］

农场子弟在回忆往昔生活时则有着明显的优越感，和莫言形成鲜明的差异：

小时候，那里水草丰美，古朴而幽静，拥有着最初的机械耕作语汇，比莫言的家乡平安庄一带封闭落后的生存语境，拥有更多更美的修辞呈现。其实，从莫言的很多作品中都能窥到农场的影子——红色拖拉机，白面馒头，牲口棚和菜园子，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自我设定的时间坐标，农庄式的田园景色，每月一次的电影播映及其小众化的文化传播。细心的读者可以透过字里行间，辨认出诺奖得主对于农场生活的眷顾和艳羡的眼神。［23］

“差异”是在比较中形成的、借助“他者”来完成的认识论，是重新认识自我的开端。胶河农场和周边村庄所呈现的“同时代的非同时代性”，让身份问题更为彰显。同样是种地，农场人的身份是工人而不是农民，在农村人看来，“因为户口和种地方式的不同，相邻的两个居住地有着很大隔阂，对农场里同样是种地的工人，有着很多神秘感与莫名的敬重。那些成分不同、身份各异，来自全国各地的农场人，给我们这些土生土长，世代定居在这片水土上的村民带来了多少猜想和惊异”［24 ］。出身与身份的比较，构成了农村人情感结构的核心内容，自身的位置感更为清晰，而且二者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身份限制”，“隐形歧视无处不在”，“属于农场的那些同学，有着更便利的进城通道。……在他们之上的是真正的城里人，是通过招工招干进城的那一批，以及‘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农村人刻骨铭心的自卑，也就是在这一系列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制度实践中扎根的”［25 ］。这样的差异和对比多次出现在莫言的小说中，莫言在《变》中一开始就写到了胶河农场与周边农村、农村孩子与农场孩子的不同：学校重点培养的乒乓球选手“都是国营农场里干部家的孩子，因为营养充足，发育良好，皮肤白皙，再加上家庭富裕，衣着鲜艳，一看便知，与我们这些穷小子不是一个阶级的人。我们仰望着她们，但她们正眼都不瞧我们”［26 ］。

位置感和身份差异所包含的对抗和紧张，使得胶河农场成为莫言人生的重要契机和时刻，他曾感叹，“这个胶河农场不得了”，“我每到放学以后，牵着羊就往那边跑，要不就背着篓子去，我站在胶河农场后边的河堤上，看着农场里那一片红砖瓦房，痴痴迷迷，一棵草也割不回来”［27 ］。莫言在参军前鲜有机会离开过村庄，当兵以前唯一的一次出远门是1972 年去青岛，他在散文《第一次去青岛》中讲述了农村人对青岛、对城市的想象和憧憬：“那次去青岛是我当时生活中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件大事。”［28 ］“到过青岛之后，我回到村里就不安分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像青岛人那样生活，住在楼房里，坐公共汽车，睡床不睡炕，然后这样一种愿望就支撑着我不断地奋斗。”［29 ］对于莫言来说，青岛就是胶河农场所通往的美好世界，农场所带来的想象由青岛变为现实。外部的新世界让莫言坚定了改变农村人所沿袭的人生道路的信念，也强化了莫言已有的情感倾向：故乡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走出去。但是城乡流动的管理政策、中农家庭出身都是极大的限制，逃离故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莫言说，“因为看不到希望！向往外面的世界，什么时候能跳出这个地方呢? 到工厂里去，到城市里去，去当兵，上大学，但是很渺茫”［30 ］。

巴迪欧认为，事件因主体而存在，同时对事件的“忠诚”也是主体产生的条件。依据对待新事物的态度，巴迪欧把主体区分为忠实主体、反动主体和蒙昧主体［31 ］。没有主体对事件带来的契机的认识和把握，新的可能性就不会发生，事件也会转瞬即逝。很显然，莫言作为忠实主体，把事件带来的刺激和可能性视为“真理”，并转化为创造新的自我与人生的具体行动。他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动脑筋，躲在被窝里幻想是不行的，靠父母是不行的，他们在农村帮不了你，要有一个好的前途必须自己努力，必须行动起来。”［32 ］莫言为了获得上大学的机会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写过信；结交棉花加工厂的朋友（武装部部长、副部长的儿子、侄子），在他们的帮助下，莫言“钻了空子”，在公社驻地报名参军、体检，实现了当兵的梦想，最终离开了故乡。拿到入伍通知书后，莫言“心里边还是忐忑不安，生怕夜长梦多，再出什么变故，就盼着赶快走”［33 ］。在他看来，能够当兵入伍真正是“和野菜、地瓜干子离了婚”［34 ］。

胶河农场几乎贯穿莫言整个创作过程，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变》《牛》《我和羊》《丰乳肥臀》《一斗阁笔记》等大量作品中出现，而且农场的形象始终未发生大的变化，它一直处在城乡结构的顶端，农场的人、物、技术全面超越乡村，很明显它携带着莫言早年的社会经历和感受。胶河农场所带来的差异和位置感，也是以结构性的方式进行入莫言的创作的。在新作《晚熟的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经历与文学接合的痕迹，其中《火把与口哨》里写到教堂着火，村民迟迟无法扑灭，农场人的到来引起“人群中一阵欢呼”，因为“他们是半军事化的单位，是部队成建制地转业成了农业工人，他们跟新疆、北大荒、海南岛的农垦工人是一个系统的，县里都管不着他们。他们是有战斗力的生力军”［35 ］。

卡尔·曼海姆认为，“对于一个一直在他村庄的狭小的范围里长大成人、并在故土度过其整个一生的农民的儿子而言，那种构成那个村庄的特征的思考方式和言语方式是他所完全想当然的东西。但对一个迁居到城市而且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的乡村少年来说，乡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他已经与那种方式有了距离，此时他也许很自觉地把乡村和都市的思想和观念方式区分开来”［36 ］。外部的不同构成了反观自我的条件，胶河农场无疑发挥着曼海姆所说的“城市生活”的作用，莫言借以突破狭隘的内部视野，获得了一个外部的具体参照，引发认识论的进一步断裂，对乡村忠诚的动摇也因此愈发明确。和在高密东北乡的日常经历不同的是，胶河农场构成了莫言故乡经历和记忆的偶然性，在故乡与作家关系的普遍主义认识中形成一种反常和特殊。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胶河农场为何在莫言人生和文学中留下这样的痕迹和位置，因为它被置于莫言“逃离故乡”这一总体事件之中，成为众多相关系列故事中的一环。胶河农场作为莫言所要逃往的目的地的象征和寄托，已经深深嵌入到莫言的故乡记忆中。

三 “远行者必会讲故事”

和高密东北乡存在诸多偶然和事件一样，胶河农场也不是固定的，同样有着历史的变动，以及新的事件引发的新的契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在此下放劳动。高密东北乡因这些人的到来成为“交叉地带”，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此汇聚，“知识”作为另一个通道进一步连接了莫言和胶河农场，其中所蕴含的新的可能性被莫言充分把握，胶河农场在莫言人生中的印迹因此变得更为深刻。莫言在乡村小学接受过很短的教育，对他来讲，辍学之后在社会、自然中接受的教育更为重要，这种教育培养了他感受自然、社会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相比较于学校“系统抽象、明确宣讲出的教育”，莫言所受的更多的“是通过现实生活和行动获得的那种切实有用却不必言传的教育”［37 ］。在这种教育中，不能不提到下放农场劳动的知识分子带给莫言的知识启蒙。

胶河农场曾经有大批知识分子在此下放劳动。据《场志》记载：来自省、地、县的知识分子达167 名，多来自山东省委机关、卫生厅、民政厅、商业厅、省工会、化工局、人民银行、黄河港务局、省出版社、大众日报社、中医院、结核病研究所、防疫站、师范学院、医学院、工会学校、党校、济南农校等。知青的人数更多，20 世纪60 、70 年代先后两批共1020 名［38 ］。莫言在和王尧的对谈中说，村里实际上对这些人是非常尊重的，认为他们“本事大得不得了，学问大得不得了”［39 ］。这在莫言的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里有精彩的描写。不同于主流的历史叙事，这里并没有对农场下放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歧视，反而格外看重他们身上的“知识”和“文化”，视他们为“能人”的代名词。小说以旁观者的外在的观察视角和农民的普遍性观感，塑造了一群技艺高超的落难者。小说写到，天下的难事，只要找到他们，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几乎个个身怀绝技”：牛不吃草可以找他们，鸡不下蛋可以找他们，女人不生孩子也可以找他们［40 ］。农场知识分子相比村民拥有更为“高级”的知识和能力，比如省报总编辑李镇、总工程师赵候之在写黑板报、造仓库时体现的远高于本地人的高超技艺。小说中还写到会计老富，“打算盘时，半闭着眼，一会儿挖鼻孔，一会抠耳朵，半天拨动一个珠，等我们噼里啪啦打完时，人家早就把数报出了。有时候，我们十几个人的得数都跟他的得数不一样，他就说，你们错了。当然是我们错了”［41 ］。

莫言旧居

小说通过知识生产力的差异凸显了知识的等级秩序以及知识的社会学属性。知识作为社会秩序的表征，潜藏着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这在知识类型的区分上显露无疑。莫言充分认识到知识最终会指向哪里，他在小说中区分了农场与农村所拥有知识的不同，并呈现了知识分子如何以具有普遍性的公共知识打破村民对“地方性知识”的固有想象。《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里写到修建体育场时，所有的技术问题由农场的知识分子解决，所有的力气活由周围十几个村子的老百姓来干［42 ］，不同的知识拥有者在劳动分工中的位置是不同的。莫言还写到，这些知识者的话“跟我爹他们的话大不一样”，“既长知识又长身体”。“我当兵后常常语惊四座，把我们的班长、排长弄得很纳闷：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孩子，肚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学问呢？他们哪里知道，我在桥墩底下受到过多高层次的全面熏陶，从天文到地理，从中国到外国，从唐诗到宋词，从赵丹到白杨，从《青春之歌》到《林海雪原》，从小麦杂交到番茄育苗……”［43 ］这种差别如彼得·伯克所说，“知识”是深思熟虑的、处理过的或系统化的，不同于相对原始的、特殊的和实际的“信息”［44 ］。父亲教给莫言的是由日常性和传统经验构成的“地方性知识”，知识分子教给他的则是正规的“学问”和具有普遍性的知识。

很显然，知识的差异已经超越了知识层面，知识不仅仅是客观的，也内含了认知世界的方式和情感方式，就像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所说的，讲故事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当地住户的农夫代表，另一种则是商船上的水手，前者带来的是“那种当地人了解最深的过去的传说”，后者则是“那种见多识广的人带回的远方的传说”［45 ］。在这个意义上，农场的知识分子如同远方来的水手，带来了远方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同于“当地的掌故传说”，也反衬出其局限性，一旦涉及“远方”的知识，农村人往往无法进行有效判断。比如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莫言就渲染了农村对于虚假知识的盲信和“知识”判断力的匮乏：学校的总务主任鼓吹鸡屎里可以提炼黄金、提炼让居里夫人闻名天下的镭和造原子弹的铀，可以提炼出添加到全营养面包的精华，校长对此深信不疑，掀起了一场捡鸡屎运动，运动引发了村庄里关于国家收购鸡屎出口的谣言，老百姓也加入了捡鸡屎的行列。

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特定年代政治意义上的知识等级，农民与知识分子的政治划分并未发生作用。知识分子下放劳动本来是要向工农学习的，不曾想却在乡村世界扮演了知识启蒙者的角色。事实上，莫言小说中的此类人物都是有依据的，据《场志》记载，胶河农场里“既有一般干部，还有厅局长；既有一般科技人员，还有专家、教授；既有记者、编辑，还有主编、编辑部主任”［46 ］。比如诗人孔孚曾是《大众日报》文艺编辑，1957 年到胶河农场劳动放羊。孙吴曾是大众日报社编辑部黑板报编辑，1958 年到胶河农场劳动。莫言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对高密东北乡的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47 ］，他从不讳言这些人对他的知识启蒙，在回忆人生道路时说，这些人“对我的人生之路影响颇大”，他们的作为“自然逃不过我的眼睛，使我对学习知识的渴望更加强烈”［48 ］。莫言还说，“这个胶河农场的存在，使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能人太多了，认识到行行出状元”［49 ］。

“远行者必会讲故事”，农场的这些劳动者带给莫言的知识启蒙和外界信息，成为莫言“逃异地、走异路”的动力。所以“远方的故事”在莫言的人生历程中意义非凡，它往往被莫言有效地感受和捕捉，在弥补知识缺陷的同时，使莫言从中找到了人生的契机和方向。比如莫言曾经说过，在棉花加工厂时期，很多工人“带来了一些外部的信息，有很多青岛的知青，他们在劳动的间隙，就经常给我们讲一些过去看过的电影，像《流浪者》啊，俄国的一些电影，讲各种各样的故事，讲都市里的一些信息，一下子就觉得大开眼界”［50 ］。外界的信息带给莫言巨大的诱惑和出走的愿望，“眼界开阔了，想离开农村的愿望越发强烈，我觉得再不能回到我那个村里去了，不能再跟那一帮人混一起去了，那里毫无前途，一回去前途就断送了，我只有想办法离开这个村，才可能有出路”［51 ］。

知识的差异使莫言看到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莫言虽然很早就失学，但他从未放弃学习，他也多次讲到小时候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很多和读书、学习有关的故事。当兵之后，莫言通过艰苦的自学成为政治教员，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等书籍，“恶补了一通中国古典文学”，“超负荷工作，再加上文学创作，完全没有星期天，每天晚上都要搞到深夜。冬天的寒夜，肚子饿了，就去地窖拿些大葱吃。胃受到损害，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有时感冒、痢疾、鼻窦炎同时发作，但他仍笔耕不辍，近乎拼命”［52 ］。近乎拼命是为了通过知识获得提干的机会，以避免再次回到乡村。农场带给莫言的身份焦虑，为知识的可能性所缓解。可以说，胶河农场作为“事件”的意义因为下放知识分子的到来进一步彰显，农场和知识分子共同构成了莫言“逃离故乡”这一故事的重要部分。

结语 重建故乡的整体性

时至今日，胶河农场的昔日荣光已经不再，与周边的农村的差异变得十分微小，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对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意义已不同往日。小说《变》的最后，那辆51 嘎斯汽车被何志武高价收购，作为追求鲁文莉的工具，最终成为《红高粱》电影的道具，被一把火烧掉，一段历史就此结束了。农场“归县里管了，土地也要承包了，今后，就跟农民差不多了”［53 ］。随着旧有经济体制的终结和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村与国营农场的的鸿沟和差距逐渐消弭，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已经不再是难事。当初农场的震撼和冲击已然不复存在，曾经作为事件的“胶河农场”已经终结了，莫言也早已逃离故乡，然而这一事件的“撤销”并不代表它对个体影响的消失，它在莫言的人生和文学中仍未被抹掉。2021 年8 月23 日，莫言在“莫言”微信公众号上展示了他在农村开联合收割机收割玉米的场景，他回忆说，“对我这个曾经用原始的方式参加过生产的农民来讲，今天所体验的一切是过去我们梦寐以求的”［54 ］。其中的历史渊源显然有迹可循。

莫言《超越故乡》手稿

胶河农场只是莫言早年生活中众多事件中的一个，它和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塑造了莫言。本文无意强化胶河农场作为事件的断裂性意义，只是希望在研究莫言时能够顾及更多的相关因素，寻找更多在作家人生中留下的大大小小的印迹，从而建构观照作家的整体视野，避免将“高密东北乡”概念化，也警惕将其作为莫言文学“起源神话”而导致历史等维度的缺失。因此有必要深入到作家的故乡去做田野调查，扩张资料，在稳定的文化因素之外，挖掘诸如胶河农场之类的具体历史事件和作家故事，在多个维度中扩张故乡的多重意义，寻找作家与故乡之间的复杂情感及其社会和历史依据，呈现更具整体性的故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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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莫言：《超越故乡》，《小说的气味》，第365页，第363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2 ］严家炎：《区域文化：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人生的驿站》，第35 页、第34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3 ］管谟贤：《莫言对齐文化和文学经典的传承与发扬》，《中国艺术报》2014 年4 月21 日，第8 版。

［4 ］参见史建国《区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再思考——以齐文化与张炜、莫言等作家的研究为例》，《扬子江评论》2019 年第1 期。

［5 ］参见李永东《“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模式的拓展》，《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3 期。

［6 ］费尔南·布罗代尔：《第一版序言》，《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 卷，唐家龙、曾培耿等译，第8 页、第9 页，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

［7 ］齐林泉：《莫言授业的两个“第一”》，见齐林泉、兰传斌等《莫言弟子说莫言》，第40 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8 ］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第2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

［9 ］蓝江：《面向未来的事件——当代思想家视野下的事件哲学转向》，《文艺理论研究》2020 年第2 期。

［10 ］［27 ］［32 ］［33 ］［39 ］［47 ］［49 ］［50 ］［51 ］莫言：《与

王尧长谈》，《碎语文学》，第119 页，第119 页、第120 页，第102 —103 页，第104 页，第120 页，第119 页，第119 页，第100 页，第101 页，作家出版社2012 年版。

［11 ］2004 年11 月印制的内部资料《高密市胶河农场场志（1957 —2002 ）》从大事记、建制、自然地理、农业、林牧副、党政群团、农场人口构成与福利待遇、传记人物等八个部分记载了胶河农场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是农场发展史的重要材料。

［12 ］方慧蓉：《“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见《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杨念群主编，第492 页、第48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13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 册，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422 页，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14 ］［15 ］［17 ］［38 ］［46 ］参见《高密市胶河农场场志（1957 —2002 ）》，第1 页、第35 页，第50 页，第49 页、第74 页、第77 页、第51 页，第102 页，第101 —102 页，2004 年，国营高密市胶河农场藏。

［16 ］王述：《关于国营农场的方针和任务问题》，第3 页、第6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

［18 ］［54 ］《莫言日记》，“莫言”微信公众号，2021 年8 月23 日，https://mp.weixin.qq.com/s/Ef4mdN4XUmgMYlPwZpCluw ，

2023 年2 月23 日。

［19 ］葛铭岱：《我所知道的康庄农机化》，《高密文史选粹》，山东省高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第883 页，2002 年印制。

［20 ］［26 ］［53 ］莫言：《变》，《师傅越来越幽默》，第327 页，第320 页，第344 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

［21 ］厄休拉·M. 富兰克林：《技术的真相》，田奥译，第16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

［23 ］丁元忠：《两个时代的农场样本》，《湖南文学》2017 年第2 期。

［24 ］张宏伟：《方言上空的鸟群》，见《莫言与他的民间乡土》，邵纯生、张毅编著，第111 页，青岛出版社2013 年版。

［25 ］康永久：《村落中的公主：城市化进程中的成长陷阱》（未刊稿），转引自程猛《“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第116 页、第11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

［28 ］莫言：《与〈文艺报〉记者刘颋对谈》，《碎语文学》，第229 页。

［29 ］莫言：《小说与故乡》，见《莫言研究年编（2014 ）》，第7 页，张清华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版。

［30 ］逄春阶：《故乡啊，恨不得咬你一口！——再听再观莫言》，《大众日报》2012 年10 月19 日，第10 版。

［31 ］参见阿兰·巴迪欧《第二哲学宣言》，蓝江译，第122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34 ］［52 ］管谟贤：《大哥说莫言》，第66 页，第68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35 ］莫言：《火把与口哨》，《晚熟的人》，第29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年版。

［36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第221 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

［37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 —1950 》，高晓玲译，第151 页，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

［40 ］［41 ］［42 ］［43 ］莫言：《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师傅越来越幽默》，第67 页，第70 页，第73 页，第102 页。

［44 ］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陈志宏、王婉旎译，第12 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45 ］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第292 页、第29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48 ］杨景贤：《利欲熏心是文学的死敌——访著名作家莫言》，《新一代》2001 年第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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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 位：中国人民 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第99-106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