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俄罗斯风景画坛，群星灿烂，大师辈出，希什金、华西里耶夫、库英治、列维坦，…这些拿着画笔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地诗人，在他们短暂而辉煌的艺术生命中，举凡沙皇专制政治压迫下可能产生的种种典型的国民情感，从普通民众贫困无助的痛苦与悲哀，到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愤懑与希望，都一一通过画家独树一帜的艺术表现，在俄罗斯大自然那迷人的诗意中得到完美抒发。其超凡脱俗的精神性与艺术表现力把世界风景画艺术的发展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当代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创作。

　　十九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奠基人是萨符拉索夫与华西里耶夫。他们于1871年分别创作的《白嘴鸦飞来了》与《解冻时节》，以其丰富的精神内涵第一次深刻揭示出俄罗斯大地苍凉忧郁的“心灵”和最隐秘的希望(克拉姆斯科依语)。这两幅作品的情感基调惊人的一致：冰封与迷雾的苦涩、苦难与挣扎的残酷冼礼、解冻与春回大地的欣喜。…格调不再是意大利式的，而是典型的俄罗斯气质，朴实、凝重、富于精神内涵和抒情品质;题材不再是西欧风景画那种虚幻的古典主义图式，而是“如此相似、如此真实、如此熟悉”的俄罗斯村野[i];风格不再是虚假娇情的历史浪漫主义，而是有着批判意识的现实主义。而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正如列维坦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在最普通的和最平凡的景色中力求寻找那种在我们祖国的风景中如此强烈地被感觉到的和如此不可抗拒地作用于我们心灵的亲切而又深深打动心弦和常常令人被悲伤的特点。从萨符拉索夫开始，在风景画中就出现了抒情的心境和对于自己祖国的无限的热爱。”

松树林 希施金 1872年 布面油画 117x165cm 莫斯科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

　　列维坦在这里揭示出十九世纪俄罗斯风景画创作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在最普通和最平凡的景色中寻找风景画的创作题材;二是发掘与表现蕴藏在最普通最平凡景色背后那深深撼动心灵的内在诗意与悲剧之美;三是用风景画表达“对于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上述三点不仅形成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基调和精神母题，而且奠定了俄罗斯现实主义风景画所特有的悲剧意识、宗教情感和大地情结等美学特质。

　　一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是最具悲情的一代，他们深爱自己的民族，却不得不遭受流放和迫害;他们酷爱自由，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沙皇专制的阴霾中;他们尽毕生精力为解放农奴而奋斗，却无法得到普通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正像列维坦对契诃夫所说的那样：“看来我们…似乎能影响事件的进程;其实我们是陷在难以摆脱的困境里，我们是唐吉坷德，但比唐吉坷德要不幸百万倍，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同风磨作战，而他则不知道……”[3]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所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实使得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艺术普遍蕴含着一种内在的悲剧意识。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十九世纪风景画家的身上，迷惘、虚无、痛苦、绝望都曾出现过，这从他们早期许多作品灰暗的色调和忧郁的笔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只是他们的身躯里承载了比普通人更多的悲剧能量，虽然现实几乎从未给予过他们希望的光线，然而就在那荒芜、黑暗、贫困的世界里，他们却顽强地矗立起一种风景画的内在精神和理想，用对俄罗斯的赤子之爱将悲凉在瞬间转化为对俄罗斯大地诗意的歌唱!

列维坦 平静的伏尔加河 1895

　　在笔者看来，构成俄罗斯现实主义风景画悲剧意识的内在要素，首先来自美丽无暇的俄罗斯大自然与黑暗的沙皇专制制度的内在冲突，来自富饶的俄罗斯大地与贫穷的俄罗斯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

　　他们对于一般所谓美丽的风景从不感兴趣，而一再强调“应该取景于最普通、最平常的东西，并从那里去发现美。”[7]在他们眼里，“最普通的和最平凡的景色” 就是俄罗斯普通民众最真实的生存境遇，最能呈现出俄罗斯人民真实的生活方式，也最能表现俄罗斯大自然内在动人的诗意。从华西里耶夫《解冻时节》开始，风景画就开始在普通人伛偻挣扎的身影和残破简陋的农舍的形象中触摸到俄罗斯现实社会贫穷、苦难的痕迹。在萨符拉索夫的《伏尔加河的夏末》、彼罗夫的《边卡上的最后一家酒店》、希什金的《莫斯科郊外的晌午》、《采蘑菇》、《养蜂人》，华西里耶夫的《乡村》、米塞耶多夫的《收割》、列维坦的《耕地的黄昏》《收割》、《打谷场》、库英治《原野》等风景画作品里，存在着一种朴素的民粹主义追求，那种对普通民众现实生活的真切抒写灌注了作为艺术家的同情和感伤。对于十九世纪的风景画家而言，美丽富饶的俄罗斯大自然与黑暗贫穷的沙皇专制制度及现实生活的内在矛盾、冲突与巨大反差，无时无刻不构成他们内心深处扰心的悬虑和灵魂郁结。他们几乎把自己每一幅作品都献给了俄罗斯贫困的农庄和寂寥的田野。无论是《乌克兰月夜》里熟睡的农舍，《暴风雨天》田野里东倒西歪的茅棚，《春汛》里被大水围困的村庄、《冬日村庄》里嗦嗦发抖的寒屋，……你几乎找不出一幅画家没有向自己贫困的俄罗斯挥洒热泪的图画。他们在揭示俄罗斯自然迷人诗意的同时，一再告诉人们：您瞧，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该有多美，如果没有贫穷，没有压迫，没有那难以摆脱的不幸与罪恶。在他们笔下，俄罗斯寂寥的大地即使那残破单调的一草一木，也不乏能让人怜爱心动的地方，因为在它们身上同样充满着某种人性温暖的爱意和纯洁的道德感。

雾在森林里 希施金 1890年 油画27x34cm

　　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14]对十九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风景画家而言，现实主义决不是一种简单的艺术“创作方法”，而是一种精神追求，一种与自己的生活命运息息相连的情感态度。它与冷漠自私的个人主义、形式主义格格不入。它意味着对腐朽专制制度的批判，意味着密切关注“小人物”的生存境遇，是那些“灰色的、可怜象的，孤单单的，难看的，但却有不可言喻和无法抗拒的魔力的，人们会朝它看了又看的‘村庄’”[4](契诃夫语)。就是“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拉吉舍夫语)。

　　1892年，列维坦创作了他著名的历史风景画《符拉基米尔卡》。这条被无数人踩过的极普通的一条俄罗斯村道、突然之间在画家凝重苍郁的色彩下面，变成了惨遭沙皇政治蹂躏暴虐的土地，和沉淀着俄罗斯民族苦难的历史之路。其实，从萨普那索夫的《村道》开始，，“路”便成为很多风景画醉心描写的对象。这一题材就已被描写得非常生动深刻。从《残雪》那冰雪融化的早春之路到《小径》通向幽暗的黄昏之路、从坎坷崎岖的《秋天的公路》到《雨后》被大水冲毁的断路，从《冬日村庄》冰封雪冻的荒寒之路到《斯洛博德卡的金色》那洒满阳光的收获之路……，“路”不仅成了画家充满悲情的心路，也成了象征普通人生活和俄罗斯未来的命运之路。“路”就是“在路上”，从18世纪拉吉舍夫发表他的自由宣言――《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起，就预示着俄罗斯知识分子从此踏上了精神流放的不归之路。

　　从美学角度来说，这种对俄罗斯自然与俄罗斯现实生活内在矛盾的诗意揭示，构成十九世纪现实主义风景画作品基本的悲剧形态。悲剧意识这他们他那里成为基于现实性维度的审美批判。

列维坦 庄园之秋 1894

　　二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宗教国家，宗教是俄罗斯最大的因缘和最大的宿命。“在俄罗斯人那里，就连那些不仅没有东正教信仰，而且甚至开始迫害东正教会的人，在内心深处也保留着东正教形成的痕迹。”[12]而“俄罗斯文化，就其渊源而言，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泉源汲取营养的。”(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28页，)正像素尔仁尼琴说的“俄罗斯文学总是面向受苦受难者”它追随着表现出同情、进行医治和安慰众人的基督。”((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34页)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艺术中，不仅存在着伊凡偌夫(《基督来到人间》)、克拉姆斯科伊(《沙漠里的基督》)、涅斯捷罗夫(《基督与神圣俄罗斯》)、波列偌夫等人那样与卑贱者为伍、常和穷人一起受苦受难的基督，也同样存在着萨符拉索夫、列维坦等人没有宗教信仰却有着宗教性的忧虑和超越精神。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俄罗斯艺术为什么会沉淀着那么多的救世精神和理想。

　　源自东正教的博爱精神、道德理想和人道情怀深刻影响着十九世纪风景画的思想。使得十九世纪俄罗斯风景画的背景里总有一种浓郁的宗教色彩。尽管许多人是无神论者，不过，俄罗斯的无神论本身就带有宗教性质。[11]从萨符拉索夫的《修道院》开始，这种宗教情感就初露端倪。在他们的风景画里，不时会看到“红角”神龛，金顶教堂和虔诚的十字架。最能体现十九世纪风景画这种宗教情感的作品是列维坦的《傍晚钟声》和《在永寂之上》。

　　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14]也许只有怀有一种弥赛亚情结、一种救赎和大爱的宗教情怀的人，才能在大自然的背后洞悉出生命的悲剧意义和人性的光华。

　　三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现实主义风景画家都有一种“大地情结”，他们都是大地诗人，都是自然殿堂的伟大朝圣者。当他们把森林、田地、河流、湖泊、乡村、农舍等诗意般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画家内心对家园那种深沉、强烈、执著的爱。那简陋的茅舍、寂寥的田地和白桦林几乎成为他们作品里永远的乡愁。在他们的风景画作品中，美丽富饶的俄罗斯大自然不再是沙皇专制社会黑暗政治的一种陪衬，而是俄罗斯精神栖居的家园。对风景画家来说，“大地母亲就是俄罗斯。”如果说他们的笔触中有什么象征意味,那就是大自然成了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的标本。

　　屠格涅夫讲“只有在俄罗斯的农村，写作才会成功。在这里就是连空气也充满思想。我的文思如同泉水一样喷涌!”萨符拉索夫讲“我一个俄罗斯画家，呆在异国做什麽呢?”而旅居异乡的列维坦说的更加坦率：“我怀念俄罗斯，痛苦地想要看看融化的雪、小白桦。“我在想，现在我们的罗斯该是多么美妙啊-----河流解冻了，一切都苏醒活跃起来……”“没有比俄罗斯更好的国家了!只有在俄罗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风景画家。”[6] 这就是十九世纪俄罗斯风景画家身上所具有的 “大地情结”他不止一次地对契可夫吐露心曲：“我还从来没有如此爱过自然，对他如此敏感。我还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美妙的天，它流注于一切，但非人人所能见，甚至无以可以名之，因为它不是理智和分析所能获得，它只能由爱来理解。没有这种感觉就不能成为画家。”[15]他对于俄罗斯自然的爱是透入骨髓的，即使躺在病床上，仍迫切渴望回到阳光下去，去看看那些东倒西歪的茅舍和发亮的秋播地。他那诗人的心弦时刻都在颤动，而且只为了和谐的天籁发声。

　　对希什金而言，奇妙的大森林始终滋润着画家的乡愁与诗心。这位风景画家似乎是位从俄罗斯莽莽森林中走出的精灵，只需轻轻舞动手中的画笔，俄罗斯大地辽阔、深远、庄严、崇高的形象就像初夏的阳光萦绕在你的四周。他像一个敏锐感觉的猎人，只用鼻子就可以识别出丁香、洋槐、菊苣、蔷薇、铃兰、荞麦与金花菜等各种花香;单凭耳朵就可以分辨出到底是鹌鹑、布谷、夜莺、黄雀，还是沙鸡、金翅雀、野鸭、白嘴鸭的叫声。有人认为，土壤学家通过希施金的风景画，就可以判断出土壤下面地层的性质。在他的笔下，熟睡的鸴鸟、坐立不安的啄木鸟、飞来飞去的朗鹟和玩耍嬉戏的小熊，都是俄罗斯大森林生命活力的所在。

　　列维坦不止一次地对契可夫吐露心曲：“我还从来没有如此爱过自然，对他如此敏感。我还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美妙的天，它流注于一切，但非人人所能见，甚至无以可以名之，因为它不是理智和分析所能获得，它只能由爱来理解。没有这种感觉就不能成为画家。”  他对于俄罗斯自然的爱是透入骨髓的，即使躺在病床上，仍迫切渴望回 “到阳光下去，去看看那些茅舍、发亮的秋播地。多美啊，真是多美啊!”[5]爱灌注进他的每一副作品中。“他比谁都懂得俄罗斯自然所具有的温柔而明净的美，它的令人忧郁的诱惑。”读列维坦的画，你能深深地感受到一个多情而敏感的心灵在宁静中燃烧，那迷人的色彩里拥有一种触手可及的温暖，其情思犹如秋天般澄澈沉静的湖水甜密而忧郁地柔入你的心脾，如阳光灿烂的《三月》，如成熟燃烧的《金色的秋天》、如纯净透明的《伏尔加河的清风》，……他的目光从起初莫斯科近郊的萨尔特科夫卡、移向了萨温小镇、普廖斯、特韦尔、克里木和伏尔加河。在那儿，他以对俄罗斯大地非凡的感悟力和赤子之爱完成了他一生的梦寐和遐想，完成了巡回展览派风景画家们的艺术探索，并照澈了整个20世纪俄国风景画的思想。

　　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上，十九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风景画既区别于古典主义那种理想化的矫情和程式化的技术描绘手段，也不同于印象主义那种迷恋对光影的瞬间捕捉、偏爱视觉的色彩并置从而消解形体造型、放弃情感诉求的写生主义和形式主义。列维坦谆谆教导他的学生“只有合乎形式的笔触才是有表现力的语言，否则就是‘空话’。…绘画应该朴实和忠于自然，…在自然中只有朴实与和谐，而没有甜腻。”[7]十九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创作过程严肃、认真、真诚，他们 “一方面包含了印象主义的全部独特的贡献，另方面却不犯印象主义创作方法中的错误，排除了印象主义体系中的非现实主义成分。……指出了另一条发展外光绘画的更正确的道路。”[8] 在他们的作品里，不仅有着钻石般闪燿的色彩、清新潮湿的空气、富有张力的造型、更包涵着艺术真正的精神肉身。其美学意识更加注重艺术表达的现实性和人民性，这种现实性不是让艺术升入天堂，而是植根于俄罗斯的大地，根置于 “普遍人”的生活、根置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中。

　　十九世纪的整个俄罗斯文学艺术都不属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列，它是深刻涵义上的现实主义，它证实着主题-------人的精神挣扎、沦为客体化的创造悲剧、，它探索着最高的创造生命。它的人道精神和伟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在今天审美已发生众多异化的年代，在艺术本源正陷入虚拟化的数字浪潮，在我们的艺术创作普遍逃离精神重责和思想负着的今天，在许多颓废、无力、无德、无谓、充斥着油滑和痞气的精明的创作中、在“后现代主义”什么垃圾都可以兼容并蓄的“艺术语境”下，十九世纪俄罗斯艺术强撼的生命力与深刻的坚守，愈发显示出其独特的时代意义。

　　反思我们的风景画创作，长期以来一直被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风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所笼罩，那种消解自我与人生原则而不愿坚守与承当，那种逃离社会而陷入深深自恋的个人主义，那种缺乏真诚的伪饰的乡土主义，那种无病呻吟的滥情主义，……缺乏精神的承担、人文的关怀和对大地的无限挚爱，恰恰构成了我国风景画创作中最贫困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