榴花双莺图 吕纪 作

二、中国传统“五色观”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万物在虚空中静默生长，而色彩的意义则是“实”，是内在生命维度的精彩外现。中国传统的“五色观”正是从自然中生发，结合“阴阳五行说”并与构成世界的其他要素逐渐整合发展而来的。《周礼》中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何谓“五色”？即青、赤、黄、白、黑。其中的赤（红）、黄、青（蓝）暗合了几个世纪后西方历经多次物理实验而得的“三原色”观念，而中国人凭借与生俱来的直觉与心手相应的实践，早就捷足先行了。

中国传统的五色观，并非独立静观的存在，而是一个全息式的整体思维系统，对应天地、阴阳、方位、季节、声音，牵系五脏、五味、五气，关乎内心的声色与动静。与五方相匹配，青色代表东方，赤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北方，黄色代表中央。与五时相联系，青、赤、白、黑分别代表春、夏、秋、冬。汉代推崇“五时服色”，着青衣迎春，戴黄玉度夏，挂白帘接秋，披黑裘祭冬，俯仰进退，咸有风则。刘熙曾在《释名》中解析道：“青色为主，生物生长之色；红色为赤，太阳之色；黄色为光，日光之色；白色为启，如同化水之色；黑为晦，如同昏暗之色。”这便关乎人与万物的情状与思绪了。传统色彩观调动眼耳鼻舌身意，甚至味道也可以用颜色来呈示，如辛味用白色来表示，酸味用青色来表示，咸味用黑色来表示，苦味用红色来表示，甘味用黄色来表示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小至个人生活习惯与喜好，大至国家典礼仪式，都提倡在不同时节用不同颜色来顺应天地万物之气象。

在浪漫的文学艺术领域，五色有了更美更深情的表现。红有绛、朱、赤、丹，蓝有青、苍、碧、靛，白有月、缟、素、雪，黄有缃、茶、驼、栗，黑有玄、缁、乌、皂，读来便让人感觉气象万千。唐代女诗人薛涛曾采集百年芙蓉树的花瓣与树皮，精心制成深红色的浣花笺，那是用来书写相思的吧。风雅的北宋，日常书写绘画用的纸张更加讲究。如谢景初制作的笺纸，人称“谢公笺”，俗称“鸾笺”或“蛮笺”，光用色就分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黄、浅青、深绿、浅绿、铜绿等，听来都如此赏心悦目，那真是一个内心无上富足荣光的时代。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春扫落花夏采蕉叶，捣烂成汁，和了云母粉入纸皴染成五色彩笺，心意斑斓而芬芳，不愧是文学史上最美的女子。

传统中国画不拘泥于五色观，主张随类赋彩，用色即是摄情。从自然界出发，又从主观印象中提取带有感情的色彩，以达成人类与自然神祇之间的感应沟通。“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于是看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如此美妙多情，如对故人。更进一步，在日常绘画中，又有了朱竹、墨牡丹等表现形式，逾越规范定式而清新超逸、渊雅风流，可谓运墨而五色具，不拘常法却合乎常理。早在苏东坡的时代，就已经广泛流传，发抒性灵，不求形似，不重色彩，从而营造出具有独立图式系统的自成格局的人文气象。

双鹤图 郎世宁 作

三、“素以为绚”

注重秩序的儒家把明朗清晰的“五色”定为正色，其他色则为间色，所谓“衣正色，裳间色”，色彩被赋予了尊卑等级的象征意义。儒家注重和谐的人际关系，希望人人恪守本分，由家而国，从而从色彩美学角度将社会秩序进行了规范和统一。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的中庸思想在色彩上则体现为文质彬彬、不偏不倚的平衡适度的修饰。子曰：“绘事后素。”还说：“素以为绚兮。”“素”可解释为纯粹质朴、纯任自然的天成美质。如《硕人》中描写庄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朗照天地的自然之美，不假粉黛而令人惊艳。将“绘事后素”“素以为绚”与“礼”相关联，用笔与用色的最高境界就是摒弃技巧，发乎本心，吟咏性情，这一切又合乎“礼”的规范，即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是也。

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充满幻梦色彩的佛教在中国完成本土化演进之后，色相仍然是外部世界形形色色充满诱惑的形质相状，有情众生，无边色相，一切圆满光明。《楞严经》中说：“离诸色相，无分别性。”再多的形色终成梦幻泡影，佛教因此出离三千世界，获得生命的大自在，大解放。即便像赋彩鲜丽、天衣飞扬、观者悦情的敦煌壁画，张大千也认为这些纷繁的色彩是“闹中有定”，让观者能处变不惊。基督教堂的彩色玻璃画殊途同归，炫目的色彩如同神谕的启示，让人视之如履净土、如登灵界，从而心地明澈、神思安定。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那也是绚烂至极复归平淡吧。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道家主张淡泊无为的思想，在色彩观上更欣赏“无色而五色成焉”“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倾向“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境界。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彩；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那就是东升西落的平凡日子，也是见素抱朴的本色道理。这与儒家的“素以为绚”及佛教的“色相本空”异曲同工。

安静简单，最动人心。《倾城之恋》中写到宝络去见柳原，珍珠耳坠、翠玉镯子、绿宝戒指戴满一身，却敌不过流苏简简单单的一袭月白蝉翼纱旗袍。简净而不失格调的美，让喜欢奇装异服的作者张爱玲也心向往之。上世纪50年代，上海召开第一次文代会，与会者男穿中山装，女着列宁服。唯有张爱玲，一袭深灰色棉布旗袍，外罩白色网格绒线衫，旁若无人神情寂寞地坐在后排，如此介然不群，遗世而独立。

不由令人想到《李师师外传》中的一段描述：“帝尝于宫中集宫眷等宴坐。韦妃私问曰：‘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帝曰：‘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岂无他人，念子实多。徽宗不动心于寻常的脂粉，独独钟情李师师由内而外的“幽姿逸韵”。那就是繁华落尽素以为绚的大美，那也是“延禧色”之所以深入人心之美，如应万物，如合天地，飞扬顾盼，气质俱盛。

春禽花木图 边景昭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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