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2021年10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莎士比亚研究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是国际莎学界近年出现的重要思潮，构成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系统研究在这一思潮中涌现的大量成果，辨析“空间转向”之实质，澄清其与莎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空间范式”的联系与区别，对于把握这一思潮的实然与应然走向，推进我国莎学“空间研究”的展开及其现实作用的发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莎士比亚与空间》的成就与问题

　　2016年出版的由著名莎学专家哈伯曼（Ina Habermann）和威登（Michelle Witen）主编的《莎士比亚与空间》一书，是明确以“空间转向”为宗旨的一部代表性论文集。在该书前言中，哈伯曼将莎士比亚研究的“空间范式”分为七种类型：（1）结构/拓扑空间（structural/topological space），（2）舞台空间/剧景/地点（stage space/setting/locality），（3）语言/诗意空间（linguistic/poetic space），（4）社会/性别空间（social/gendered space），（5）早期现代地理（early modern geographies），（6）文化空间/接触区（cultural spaces/contact zones），（7）物质世界/文化想象（material world/cultural imaginary）。该书选取了十一篇论文，用来展示这些范式类型在莎学中的应用。

　　《莎士比亚与空间》的前六篇论文，构成全书第一部分“莎士比亚的空间”，以上述前五种空间作为研究对象。马勒（Andreas Mahler）的《莎士比亚的飞地》和沃德（Christina Wald）的《理查三世暴政的戏剧拓扑结构》，采用拓扑分析方法分析《皆大欢喜》《李尔王》和《哈姆莱特》及《理查三世》情节结构的复杂性，而这一结构恰是出于莎士比亚对政治空间、戏剧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熟练调控，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如何将需要想象的东西拉到观众与表演者共同分享的空间中，也就是对为什么“斗鸡场似的小园子能容得下法兰西的辽阔战场”给出了一个拓扑解释。布罗尼曼（Werner Brnnimann）的《丛林与海滩：李尔王故事空间意识的唤起》重点研究空间的搬演，展示了空间意识的唤起是如何被《李尔王》中同时是语言的、地理的、历史的极端空间不确定性所破坏的。蒂多-克雷顿（Margaret Tudeau-Clayton）的论文《“要让女士畅所欲言”：莎士比亚与其无限空间无韵诗》，则转到戏剧语言以隐喻方式运用的空间，并以《哈姆莱特》对素体诗的自由（和性别）潜力的注重加以阐明。布朗芬（Elisabeth Bronfen）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的杂糅空间》侧重于性别空间，表明莎士比亚戏剧中克利奥帕特拉和伊丽莎白女王的戏剧性混合，开辟了一个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神话色彩的杂糅空间，这种空间包括但超出了地缘政治维度。地缘政治也是克莱恩（Bernhard Klein）的文章《中的海洋》的主题，其中讨论了莎士比亚戏剧如何把地中海东部作为早期现代英格兰文化共鸣的空间并在舞台上加以呈现，这种呈现亦包括但超出了圣经/神话的联想，形成一个隐含的政治和商业空间，这可以从该剧的剧景、台词和历史语境来加以识别。

　　《莎士比亚与空间》的第二部分“迁徙中的莎士比亚，迁徙中的哈姆莱特”，则选择《哈姆莱特》作为案例，侧重于研究文化想象对物质世界的影响、文化空间及接触区，其研究的“空间”属于上述类型（6）。布兰凯尔（Dominique Brancher）的《丛林中的普世性：以为例》，从人类学、进化论、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多维视角分析哈姆莱特人物形象，同时也论述了莎士比亚的影响力，比如为其他文化打开文化空间。这样的文化空间在《德国的哈姆莱特》（Alexander Honold）、《俄罗斯的哈姆莱特》（Thomas Grob）和《北美哈姆莱特》（Gabriele Rippl）等论文中进行了详细讨论。这三篇论文都是对哈姆莱特形象在各自文化中的“文化协商”进行全面的分析，研讨“丹麦王子”这个人物是如何在戏剧界、知识界和政治界深刻影响当地文化的。文集最后以恩格勒（Balz Engler）的属于上述类型（7）的论文《在地居所：赫尔辛格的哈姆莱特和维洛那的朱丽叶》结尾，论述了由文学“朝圣”和旅行等空间实践引起的物质痕迹。

　　哈伯曼认识到，“这些不同的方面也有重叠之处，这种划分方法虽然在分析上有一定的帮助，但需要借助对整个研究光谱的认识来加以相互补充”。然而，综观整个文集的选编及哈伯曼本人的论述，其对于“空间转向”与传统莎学研究的“空间范式”的关系，尚缺乏清楚的认识。用位于莎士比亚故乡英国斯特拉福镇的莎士比亚研究院院长道布森（Michael Dobson）的话来说，在有人打造出“空间转向”这个概念之前，“空间范式”的莎学研究可以说四百年来始终存在。《莎士比亚与空间》的许多文章，并没有离开传统空间范式。我认为，道布森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文学的最主要艺术形式之一的戏剧本身就是空间艺术，莎士比亚戏剧的舞台空间、语言空间、想象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等等，早已不是莎学的新鲜话题。认识“空间转向”思潮之新意，必须把握当代新型空间研究相对于传统空间研究的“范式转换”。

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与空间》 作者供图

    自康德使用“哥白尼式的转向”表述其哲学变革以来，学术话语中常用的“转向”（turn）一词，一直具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涵义：第一是“研究重心转移”；第二是“研究范式转换”。许多学者只是在第一层面使用这一术语，但第二层面的涵义显然是更为重要的。从《莎士比亚与空间》的选文看，哈伯曼和威登的理解主要限于第一层面的理解，也就是将空间研究置于莎学中心，或者说将空间研究维度加以凸显，而对第二层面尚缺乏比较明确的认知。实际上，当代莎学“空间转向”的实质，恰恰在于摆脱传统莎学研究的空间范式，形成以“空间生产”“空间实践”“空间的社会建构”等新颖观念为核心的研究范式转换。以此标准衡量，《莎士比亚与空间》的选文只有部分文章是这种“空间转向”之作品。这特别表现在，尽管在该书各篇文章中多次提到或援引哲学或社会学领域从事空间研究的学者，如福科（Michel Foucault）、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德塞托（Gaston Bachelard）、苏贾（Edward Soja）等，但对哲学“空间转向”理论最突出的代表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却提及甚少，而“空间转向”理论公认的集大成者哈维（David Harvey）的名字甚至在书中没有出现。因而，尽管该书对于国际莎学界关注空间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也凸显出澄清“空间转向”之实质的必要和重要。

    二、作为范式转换的“空间转向”

　　与莎学研究史上的诸多思潮一样，“空间转向”思潮的兴起受到相关哲学及社会学思潮的深刻影响。关于“空间”在哲学意义上和社会学意义上“转向”的意涵与意义，已有国内外诸多学者著述和综述。就笔者视域所及，英国罗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推出的由瓦夫（Barney Warf）和埃利阿斯（Santa Arias）主编的文集《空间转向：跨学科视角》，是当代空间研究相对于传统空间研究“范式转换”的一次集中展现。该书引言首先将哈维的名言置于篇首：“地理想象是智识生活中无处不在且十分重要的事实，这不该仅仅是地理学家的事。”继而着力阐明：“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领域的近期作品在定位上越来越具有空间性。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各领域学者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关系到对人类主体不同历史的理解和文化现象的产生。”文集的首篇即苏贾的一篇自传体文章，介绍了从20世纪60年代起，近半个世纪中其个人空间思想的发展，这无疑是对“空间转向”这一术语形成过程的权威性学术梳理，可作为“空间转向”问题的基本导读。从中可以看出，苏贾深受列斐伏尔等人的影响，他认识到，社会从一开始就在形式上是空间化的，而空间在形式上也是社会化的，社会化和空间化非常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哈维创立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也得到他的高度认可。

    整部文集充分体现出列斐伏尔和哈维的空间理论在“空间转向”问题中的核心地位。而就这两个核心人物而言，我国哲学界近年研究较多，这为我们把握“空间转向”之实质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南京大学刘怀玉在《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方法到当代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以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哈维与吉登斯为主线》（2019年）中研究表明，列斐伏尔和哈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同时分别提出了各自著名的三元空间辩证法，即列斐伏尔所谓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再现性空间”三位一体辩证法和哈维的“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关系性空间”辩证统一概念。与列斐伏尔相比，哈维更接近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在他那里关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城市化问题要从资本主义生产诸环节与总过程的辩证法角度来理解。也就是说，所谓的后现代状况与空间化转向，仍然是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弹性积累所导致的一种文化地理景象；哈维近年重新关注城市社会的抗议与革命运动、城市的正义问题，这也说明在城市与空间问题上列斐伏尔的经典理论表面上“过时”的空想性与“超前”的空想性，反倒使其具有了意想不到的、持久的当代与未来价值。

2016年6月10日，大卫·哈维、罗伯·希尔兹、夏铸九、刘怀玉、胡大平、唐克扬、赵辰、鲁安东、尹晓煌、从丛等参加南京大学“全球  化时代的中国空间生产工作坊”，南京大学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主持研讨 陈勇/摄

    就一般文艺批评研究的文献而言，关于空间研究的范式转换，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英国罗特里奇出版社“新批评术语”丛书（The New Critical Idioms）的《空间性》（2013年）一书之中。“新批评术语”丛书是一系列关于当代批评术语的介绍性指南，旨在关注过去几十年来在文学研究中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展示文学批评的现状。作为专门介绍文学“空间性”概念谱系的导论性著作，《空间性》作者塔利（Robert T. Tally Jr.）对“空间性”和“空间转向”作了相当详细系统的描述、分析、阐释和例举。作者提出“空间性”已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概括出了文学批评的新方法。全书从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文学理论中梳理出“空间转向”理论的脉络，介绍了主要的空间性理论家，评析了空间性批判视角下“作为图绘者的作者”“城市与城市空间文学”“文学地理学”“文学制图学”“地缘批评”等概念。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塔利几乎没有提到一向被认为是新理论试金石和试验田的莎士比亚戏剧，书中只是借用了莎士比亚一两处剧词，如“A brave new world”。全书对空间生产和文学图映中的“资本”问题也几未着墨。不过，本书对“空间转向”相对于传统空间研究之根本差异的把握，极其有利于我们去识别当代莎学空间研究中真正体现研究范式转换的成果。

英国罗特里奇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空间性》（“新批评术语”丛书） 作者供图

    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观点看，达斯特吉尔（Sarah Dustagheer）的《莎士比亚与“空间转向”》（2013年）一文，对“空间转向”的认识更为明晰。该文系统探讨了“空间转向”对莎学及早期现代戏剧研究的影响，阐释了莎学的空间转向涉及的关键术语——“空间实践”“表征空间”和“文化地理”等，并把这一领域已有研究从“城市空间”（City Spaces）、“图映空间”（Mapping Spaces）和“表演空间”（Performance Spaces）三个角度进行了综述，探究了当代莎学和借鉴福柯、德塞托、列斐伏尔和巴什拉的哲学著作进行研究的早期现代戏剧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基于达斯特吉尔的研究视域，我们可以发现一系列能够真正体现莎学空间研究范式转换的系列成果。

    三、莎学“空间转向”成果谱系

　　依据达斯特吉尔的研究，1988年出版的穆勒尼（Steven Mullaney）的《舞台之地方》一书，是较早运用空间研究范式转换将早期现代剧场之空间及其对此间戏剧表演的影响进行理论化探讨的著作。穆勒尼在该书中指出，坐落在伦敦城墙之外的早期现代剧场的物理方位（position），对这一时期上演的戏剧具有“文化和思想意识之意义”。他指出，“熟悉米歇尔·福柯著作的读者会注意到，本书从始至终受惠于福柯”，特别是“书中对文艺复兴时期伦敦的空间政治和敌对阵营权力拓扑的分析”。穆勒尼试图通过剧场空间，特别是通过剧场在城市中的地点，来审视早期现代戏剧的意识形态。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和其他剧院，位于被高墙护卫的伦敦城外，具有可以反观社会的“临界距离”或“文化和意识形态上隔岸观火的优势”。穆勒尼对几部莎士比亚戏剧最感兴趣，包括《亨利四世》《一报还一报》和《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这些莎士比亚戏剧正是利用这种临界距离来质疑早期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思想。

　　在2000年出版的《1595—1610年的剧院、宫廷和城市：伦敦戏剧与社会空间》一书中，迪伦（Janette Dillon）提出，早期的现代剧场“并不仅仅是穆勒尼论述的那样只是‘边缘的’”。迪伦对几个独特的剧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位置和地位远比这更复杂，而且不同的剧场与城市的关系也不同”。迪伦在书中探讨了位于伦敦城墙之内的黑僧剧院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除了剧场，迪伦还把伦敦的几个地点写成“居住者‘生产’的物理环境”，并提出“这些居住者反过来也是由他们居住的空间‘生产’的”。可以看出，迪伦的思想和语言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列斐伏尔。根据列斐伏尔“空间实践”概念，迪伦考察了城市、宫廷和剧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将早期现代伦敦的主要地点，如皇家交易所与河岸街，作为表征空间，以此辨识与之相关的空间实践。迪伦对空间的关注，使她能够从新的方向，深入研究已有悠久历史的研究领域和著名剧作。例如，通过皇家交易所和伦敦当时新建的永久性剧场的商业化空间，可以读出《爱的徒劳》是莎士比亚对“作品商品化”的应对之举。总体而言，迪伦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关注，引发学界对伦敦当时日益商业化和不断变化的公民政治性质进行更广泛的分析。

　　迪伦的著作标志着一种研究趋势的开始——考察早期现代戏剧诞生与演出的具体地点，以及这些地点对戏剧的影响及其在剧中的反映。霍华德（Jean E. Howard）2007年出版的《一座城市的剧场——伦敦喜剧之地方（1598—1642）》，是反映这一研究趋势的重要文献。在这本专著中，霍华德研究了“戏剧助推特定地方（place）转变成重要的社会空间，也就是变成以当地居民的行动、运动和日常实践为标志的环境”的过程。霍华德说，她在做这项研究时，借用德塞托的思想，讨论了使用这些地方（固定性和稳定性）的人将其转化为空间（流动性和社交性）的可能。她考察了伦敦四个不同的地方（皇家交易所、借债人监狱、妓院和礼仪学校），“戏剧通过反复上演及谈论这些地方，使它们转变为重要的社会空间”。与迪伦一样，霍华德的空间研究方法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例如，女性城市身份的复杂性可以从过皇家交易所日益增长的商业主义角度来解读。然而，霍华德最终还是把阐释的重点放在剧院，她认为剧院是伦敦人社交的一个场地（site），正是这些社会空间构成了他们不断变化的城市环境，他们也可以在这里思量这些空间的文化意义。

　　在莎学与地理学和地图学的交互研究方面，吉利斯（John Gillies）和苏利文（Garrett A. Sullivan）是较早的开拓者。吉利斯于1994年出版了《莎士比亚与差异地理学》。他认为早期现代地理学（关于世界的概念、制图学、旅行）和莎士比亚戏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学和戏剧都充满了道德的、象征的和想象的意义，并对他者的理念情有独钟。吉利斯认为，剧作家和制图师本来就分享了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地理知识。他把伊丽莎白时代的剧场建筑结构与当时地图集的制图相比较，并在这些共享空间之间建立了联系。苏利文则于1998年出版《景观戏剧：早期现代舞台上的土地、资产和社会关系》一书，论证了“景观不仅仅是美学产品或科学研究对象，而是外部世界的物化，是一种将拓扑地志学（topography）引入研究话语和知识结构的方法” 的主张。他把早期现代戏剧解读为“参与了一系列早期现代景观构建”的文学文本，并以这种方式研究了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二世》《亨利四世》和《李尔王》中的地图，讨论了为什么这些代表主权之物，未能把版图画卷的复杂性容纳进去，也并未展示出国家意识的凝聚力。

    四、新近进展及研究展望

　　2015年，达斯特吉尔又与克劳福德斯（Hannah J. Crawforth）和杨（Jennifer Young）合作出版了《莎士比亚在伦敦》一书，专门研究伦敦这座城市如何影响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如何在舞台上表现他生活的城市。该书是一场充满想象力的伦敦之旅，既有按时间顺序，从莎士比亚戏剧生涯的开始到结束的历时纵向梳理，也有从西到东，穿越伦敦的共时空间地点探索。全书通过伦敦的泰伯恩刑场、律师学院和圣保罗大教堂等八个地点，来考察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理查二世》《威尼斯商人》《暴风雨》《李尔王》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八部戏剧，深入研究了这些地方与其出现在戏剧时的联系。这是一部真正体现莎学空间研究范式转换的典范之作。

　　近几年来，国际莎学界又出现了一些体现空间研究范式转换的新成果。如格雷（Patrick Gray）和萨米利（Maurice Samely）2017年发表的《莎士比亚与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力”：主观异化与和中的民众暴力》一文，通过分析莎士比亚的罗马剧和历史剧，结合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力”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讨论了莎士比亚戏剧中体现的城市空间。埃尔登（Stuart Elden）2018年出版《莎士比亚的领地》一书，认为领土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和技术的新兴实践，没有逃过莎士比亚这位敏锐观察者的注意。莎士比亚将测量、航海、制图和勘察技术的进步编成戏剧，在多部戏剧中对领土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从《李尔王》讲国土的分裂，到《哈姆莱特》中丹麦、挪威和波兰的关系，再到《理查二世》中有争议的土地问题和流放政治。埃尔登在书中详细评析了莎士比亚对领土概念的理解，以及更广义上的人、权力和地方之间的政治地理关系产生的原因，揭示出这些思想不仅给莎学带来新思考，也对地理学和政治理论具有启发意义。

　　令人高兴的是，关于莎学研究的“空间范式”与“空间转向”，也逐步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与研讨，已多次成为莎学及相关研讨会的重要话题，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2018年6月9—10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举办了“莎士比亚与空间工作坊”，这是国内首个莎学空间研究专题学术会议。国内较早关注文学空间尤其是莎士比亚空间问题的学者王守仁、罗益民、郝田虎及南京大学—伯明翰大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莎士比亚（中国）中心中英研究团队参加了研讨。工作坊就前述哈伯曼与威登主编《莎士比亚与空间》的成就与问题、各篇文章主题、各种“空间类型”和书中关键术语进行了深度探索与评析。为弥补该书片面性和理论视域的滞后性，尤其是在“空间实践”和“空间生产”向度上的不足，与会中英学者就相关问题交流了自己的学术成果。其中，郝田虎2008年即已发表的《与中的地理和意识形态》，运用吉利斯“差异地理学”的概念分析了两部传奇剧中体现的地理流动性和诗性地理学。罗益民作了以“文学拓扑学：一个关于空间、隐喻和形变的文学批评视角”为题的报告；道布森、斯特恩（Tiffany Stern）和劳乌塔利斯（Chris Laoutaris）分别作题为“把莎士比亚送到考文垂：英国历史的空间、时间与地方”“莎士比亚舞台与剧本中的地理”“叛民中的莎士比亚：剧作家、女伯爵与伦敦黑僧剧院保卫战”的报告；从丛以“莎士比亚研究‘空间转向’辨析”为题，与参会学者进行了交流。同年9月从丛又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2018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上，分享了其关于莎士比亚空间研究与“空间转向”问题的最新思考。

2018年6月9—10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举办了“莎士比亚与空间工作坊” 郁霞/摄

    再如，国内较早关注文学空间批评的学者郭方云，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文学地图学视角的莎学重要文章。其2020年出版的专著《文学地图学》，是国内文学地图理论开拓性著作。该书从生成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对文学地图学进行了系统论述，用莎士比亚戏剧例举了文学地图学的批评策略，通过分析莎士比亚戏剧中出现的数十个“地方”，揭示了莎士比亚“概观认知地图”本质，并运用计算机地理信息处理系统对文学地图学方法论模型进行了展示。这一研究属于前述“城市空间”和“图映空间”的综合案例，体现了莎学“空间转向”的解题功能和方法论意义。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强调明确区分莎学空间研究的传统范式与当代范式转换，从而厘清真正当代意义上的“空间转向”之实质，并不意味着否认传统空间范式研究的当代价值。但只有将二者分清，才能更清楚地看到莎学“空间转向”问题的新颖价值。笔者认为，在“空间生产”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开展包括莎士比亚戏剧接受与流变中的“文化互渗（acculturation）”，基于剧场的“城市空间生产”及基于“文学朝圣”的“空间实践”等领域的研究，或许是莎学空间研究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方向。这样的研究无疑为莎士比亚戏剧本源系统整理与传承比较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就我国莎学研究而言，研究与借鉴国际莎学空间研究的成果，更多关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莎学体系中空间范式及范式转换，关注莎士比亚人文主义资源在中国当下社会文化空间发展中的现实观照，也是我国莎学研究的一种应然“转向”。鉴于对莎学研究这一发展走向及其重要价值的认识，笔者与道布森教授共同主编了《莎士比亚与空间》译文集，收入了同名英语文集的多数文章，并辅之以达斯特吉尔的《莎士比亚与“空间转向”》等体现莎学空间研究范式转换性成果的中译文，译文集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希望借此推动国内有关研究蓬勃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本源系统整理与传承比较研究”（19ZDA29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南京大学—伯明翰大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莎士比亚（中国）中心联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