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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两个重大倡议，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此后，“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诸多喜人的成果，飞驰的列车与货轮续写着昔日声声驼铃的传奇。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民心相通，加深理解和认同，《中国国家历史》特邀请马建春教授参与访谈，形成此文，共话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

马建春，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史学》主编，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丝绸之路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上丝绸之路’古代中东商旅研究”首席专家。1999 年获选省级“高等学校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及省、市社科项目9 项；出版著作6 部，与人合撰著作6 部，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90 余篇；曾获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等数项奖励。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外关系史和民族史。

马建春教授

《中国国家历史》（以下简称“《中》”）：马教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中国国家历史》的专访。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谈到丝绸之路，我们一般认为它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您对“丝绸之路”一词的命名是如何理解的？

马建春（以下简称“马”）：“丝绸之路”一词的出现，与前来中国进行学术考察的西方学者有关，它首先由晚清来华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 年在其《中国》（第一卷）一书中提出。此后这一概念在西方汉学界获得认可，渐渐地亦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和运用。同时，丝绸之路国内外有不同的称谓，陆上尽管一些路段尚有“麝香之路”“玉石之路”之别称，但通称“丝绸之路”少有异议。而海上就有诸多叫法，如“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白银之路”“茶叶之路”等，都是根据古代海上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物品加以命名的。

自唐宋以来海上贸易以陶瓷为大宗，这是因为陶瓷产品以海运方式运输较为安全，故有人亦以“陶瓷之路”称“海上丝绸之路”；至清初，海上输出以茶叶为主，又有称为“茶叶之路”的；一些国外学者依据历史上输入东方之主要物品——香料、白银，而称海上丝绸之路为“香料之路”或“白银之路”。但丝绸之路之名仍是对古代海上东西方通道最早的称谓，因丝绸之路一名于学界出现后，一些学者以为古代丝绸不仅经由陆道运往西方，也通过海上航路。法国汉学家沙畹因此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之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以此为名，于1967 年出版了《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亦以“海上丝绸之路”之名进行相关学术研究，学界遂相沿成习，多用此称。

我们一般讲陆上丝绸之路，主要指的是由古代长安穿越中亚通向地中海东岸中东地区，经过沙漠和绿洲的商道。有学者也把欧亚内陆草原通道称为“丝绸之路”，亦即丝绸之路草原道。所以，作为陆上交通的丝绸之路比较复杂，学界基本把它分成东段、中段和西段，亦有以秦陇道、东段、中段和西段划分的。仅中国境内由长安到狭义上的西域，即今天新疆的商道，就有所谓的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丝绸之路进入中亚后，线路更为复杂，且常因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当然，古代中国丝绸输出的通道很多，不限于以上所提到的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中印缅道是从中国西南经缅甸通往印度的道路，国内文献称之为“蜀身毒道”。汉唐时期南亚诸国与中国交往常行此道，而丝绸无疑是这一贸易通道上的大宗商品，学者因此也称其为“西南丝绸之路”。今有学者甚至将“唐蕃古道”等由内地经西藏、尼泊尔至印度的通道，称为“高原丝绸之路”。另外，许多涉及中西方古代交通的道路，国内外叫法不一。国内文献多以代表性地域命名，如汉朝的“蜀身毒道”“罽宾乌弋山离道”，南北朝时的“吐谷浑道”，唐朝的“安西入回鹘道”“安南通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等。而国外则按照商人所走道路，描述其起止地及所经地域，因时代差异、路线变化，其所记线路、名称多有不同。从9 世纪阿拉伯人伊本·胡尔达兹比的《道里邦国志》及14 世纪意大利人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中即可看到这一特点。

总之，丝绸之路这一命名由中国输出丝绸而得名。丝绸质轻，方便运输，不易损坏，陆上东西方贸易商品基本以丝绸为主，而且丝织品是广大西域地区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海上通道也因丝绸在古代中外贸易中长期具有重要地位，加之丝绸之路名称本身又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深刻的内涵，丝绸之路之称乃得到学界及国内外不同层面人们的广泛认可。

《中》：丝绸之路的贸易过程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马：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是汉武帝时由张骞凿空开始的。其实自丝织业在中国兴起，中国就有了与域外的交易。《穆天子传》讲周穆王西巡，曾自“群玉之山”西至“西王母之邦”的中亚地区，并给当地人带去了丝绸等礼物。20 世纪70 年代，在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东口地段发掘出一批古代墓葬。其中第28 号墓葬经测定距今2620 年左右，亦即春秋时期。墓中出土有1 件凤鸟纹刺绣，考古专家认为它应是产自中原的物品。这些文献及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内地与西域地区居民很早就已发生联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先秦时期，东西方间已有经济交往，而且不乏规模，但不容置疑，由国家有意识地提倡和有效地组织推行，并形成行之有序的交流形式，始于汉朝。从这一层面看，张骞通西域，无疑具有凿空的意义。亦即自张骞通西域始，中国与西域间的经济交往逐步由原来的民间自由贸易往来，发展为由官方主导的对外商业行为。自此以后，以中央王朝为核心与域外的朝贡贸易乃成为中外经济交往的主流。

丝绸之路古代陆海贸易多表现为转口贸易，无论陆地，还是海上，都不常是一通到底的，短途转口贸易占有较大的比例。汉朝最早输入罗马的丝织品，就是由中国经中亚大夏，再通过安息（波斯）转运过去的。西方文献中常提到的帕提亚，指位于伊朗高原的安息。汉使甘英曾至其地，欲与大秦（罗马）通贸易，但被安息人误导，其时波斯商人基本控制了东西方转口贸易。汉朝以后，中亚善经商的粟特人亦未能越过波斯地界，将丝绸等商品输往西方，欧洲史籍中就少有关于他们的记载。广东阳江“南海一号”的发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现。“南海一号”所载商品以瓷器为主，但其档次不高，目前学者多以为它应该是短途输往东南亚地区的商品。数十年来，南海海域多有古沉船发现，由其船舶规模、载运商品看，多数属短途航运。

转口贸易使得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出现一个个商业节点，这些节点似星罗棋布遍置于丝绸之路通道，带动了这一商业线路的繁荣。陆上丝绸之路的节点一般处于绿洲地区商业发达的城市，如西出新疆后的赫拉特、撒马尔罕、布哈拉、木鹿、阿蛮、亦思弗罕、失剌思、帖别思、阿勒颇、天方等，都是丝绸之路陆地重要的商业节点。而海上自东向西从早期的日南、三佛齐、爪哇、黄支、巴士拉、尸罗夫、瓮蛮等港口，到后来的渤泥、满剌加、苏禄、南渤利、苏门答腊、哑鲁、榜葛剌、锡兰、柯枝、古里、溜山、忽鲁谟斯、乞力麻儿、沙里湾泥、剌撒、祖法儿、阿丹等口岸，货物一站站接运转口，使得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中转特征更加突出。而各国以港口为中心又形成了各自的贸易线路与网络，他们将需要的海舶商品运上岸，又把自己的方物特产送上船，乃联动了整个南海、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商业网点。所以，无论海上还是陆地，丝绸之路多以这种形式进行贸易传输。虽然转口贸易利润可能不大，但风险相应小一些，贸易也更为稳妥。

南海一号博物馆所藏的青影碗

尽管如此，古代长途贸易运输在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中依然据有重要地位。早在东汉，马其顿巨商梅斯就曾派商团由希腊半岛，经安息、大夏至中国洛阳，贩运大批丝绸等商品回国。阿拉伯帝国兴起后，由阿拉伯半岛、波斯湾经印度洋、南海到中国广州、福州、扬州等港口的海上直线贸易也得以开通。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埃及等中东各国传世遗存的中国历朝瓷器，都非常精美，它们都应是长途贸易的产物。因为长途贩运的物品一定是最好的、最贵重的，只有这样才能卖出最好的价钱，获得最大的利润。由于陆地长途贸易路多险阻，而海上亦因季风与洋流的影响费时费力，能参与此类经营的商旅多是颇具实力的巨商与官商。

《中》：在中国古代，经济上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会不会与鼓励对外贸易发生冲突？

马：作为传统上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国家，自汉朝以来，“农本商末”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思想观念，并由此形成了历代王朝于国内实施“重农抑商”的治政理念。但与此同时，由政府管控的与域外的贸易交往，即“朝贡”贸易、“互市”贸易，也是历代王朝对外经济发展的重要国策，在古代经济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两者的内、外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其政策实施的动机也有很大的不同。其实，“重农抑商”与“朝贡”“互市”贸易在古代社会长期并行不悖地获得了推行和实施，它们之间并不会发生冲突。明清时期出于政治、军防等目的，曾一度有“绝贡”“禁海”政策的出台，但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而且不占主导地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