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法律意义上的草签和正式签约，应限于相同主体之间。结合财政部发布操作指南可知，在社会资本采购程序完成后，采购人应与中选社会资本就采购结果签署协议；而项目公司是在社会资本采购程序完成后，由政府方和中选社会资本共同出资或中选社会资本单独出资成立的，是承担PPP项目实施义务的主体。项目合同由实施机构与项目公司作为主体签署。因此，两份合同缔约主体并不相同，且缔约目的亦不完全一致。

➤ 其次，PPP项目中所谓“草签”合同本身具有完全效力，且非预约合同。“预约乃约定将来成立一定契约之契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之观点，预约合同是单独发生法律效力的独立合同。而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实施机构需先与中选社会资本签署项目合同，待成立项目公司后，再由项目公司与实施机构重新签署项目合同或者签署承继协议。虽然两份合同均是对于PPP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移交等各阶段工作内容的合意，甚至项目公司可以与政府方直接签订“承继”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约定的协议。但是，两份合同的缔约目的并不完全一致，各自有接受合同约束的不同条件。

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签订合同的行为，除却项目如何实施的内容以外，尚有表明政府方对于社会资本中选资格的确认、双方对于设立项目公司的进度要求、股权结构、议事规则等事项的安排。而政府方与项目公司之间PPP合同的目标，则是为明确项目实施过程各方权利义务，并没有确认社会资本方资格的法律意义。因此，政府方与中选社会资本之间订立的合同，虽有预设未来政府方与项目公司订立项目合同之功能，但是其并非该项目合同的预约合同。

➤此外，在联合体投标情境下，联合体成员间就中标项目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是基于《政府采购法》的规制；项目公司设立后，中选社会资本方作为股东，对于公司经营过程中所生债务之承担，则是受到《公司法》规制。可见两份合同承担责任的对象和责任主体亦不相同。

综上，在我国立法技术上并未使用“草签”概念的情境下，PPP项目中所使用的“草签”协议是对“草签”这一法律术语的错误使用。政府方与中选社会资本订立的合同及其与项目公司订立的合同，均具有各自独立且完整的法律效力，而并不会因为所谓“草签”而影响效力评价。故此，建议在PPP项目合同中应避免使用“草签”概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