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耕织图的主要作用在宣扬“农为天下之大本”的重农理念并教化劝农，往往以皇帝或中央政令的形式被提倡、刊刻与推广，根本目的在宣扬、创造并维持一种各安其业、各担其责的和平安定的稳定社会秩序，具有深远的象征与社会治理意义。

作者|王加华，1978年2月出生于山东新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农业史、乡村社会史与生态民俗学。

来源|《文史哲》2018年第3期，第56-68页。

耕织图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采桑铜纹壶，此后不断充实丰富，至宋代形成完整的耕织图体系，后历元明清而延续下来。从南宋楼《耕织图》开始并以之为蓝本，历经元明清七百多年，我国至少出现了数十套不同版本与内容的系统化的耕织图。有些耕织图还东传日本与朝鲜，对两国绘画和农学发展等产生了很大影响。传统主流观点认为，由于耕织图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具体农业生产技术与劳作场景，因此其目的与意义主要在于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故在具体定性上，传统主流观点也基本将耕织图作为农学著作来看待，如《中国农学史》《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及《中国农学遗产文献综录》等农学与农书著作，均对耕织图有著录。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耕织图由谁而作、为何而作

战国时期，目前所发现与耕织相关的图像主要为青铜器上的图画，明显是出于装饰的考虑。秦汉之后以至隋唐，在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及石窟壁画中也能发现大量与耕织相关的图像，大量研究已证明主要作用仍在于装饰美化与营造氛围。

与前代相比，宋之后出现的耕织图日渐系统化，开始注重细节描画，也不再被封闭于幽暗的墓室之中。那么，创作者是出于何种具体动机呢？先看南宋楼《耕织图》，这是我国现今有确切证据并有摹本留存下来的第一部体系化耕织图。之所以要创作此图，主要是出于一个地方官员对皇帝“务农之诏”的响应。当然，楼个人的悯农、重农情怀也应是一个重要原因。若说皇帝的提倡是“外因”的话，则楼个人的重农、悯农情怀应是其创作《耕织图》的“内因”。除此之外，据楼钥所载，楼创作《耕织图》可能还有更为实用的目的，即出于考课的需要。事实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楼《耕织图》为代笔之作，并非由其亲自绘制而成，而是他让人按自己意图绘制而成后再进呈给宋高宗的，若果真如此的话，则响应皇帝号召并证明自己劝课农桑之绩的意图也就更为明显了。

元代程棨《耕织图》，现藏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据载，此图为其据南宋楼《耕织图》临摹而成。具体动机为何，受资料所限不得而知，但由其为书画名家的身份推断，可能主要是出于对《耕织图》的喜爱而临摹之，其本意绝非为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事实上，临摹楼《耕织图》或据其再创作是一种常有之举，如仅在南宋就至少出现了6套与之相关的耕织图作品，元代还有由诸色人匠提举杨叔谦所作的《农桑图》，并由赵孟奉懿旨作诗二十四首。据载，此图主要是为进呈皇帝以示劝农、重农之意而作。另，与楼、程棨《耕织图》不同的是，此图反映的是大都（今北京）而非江南一带的农作与蚕桑情形。可惜此图在国内外至今尚未发现，只有赵孟所作二十四首诗歌尚存。

明《便民图纂》耕织图。《便民图纂》由《便民纂》加楼《耕织图》合编而成，只是图有增删、改动，并非完全照搬。《便民图纂》编者一般认为是邝璠，内容是以江南地区为主编写而成，涉及耕获、蚕织、树艺、杂占、祈禳、起居、牧养、制造等多个方面。之所以要加入楼《耕织图》并稍作改动，目的在于使民众更易理解。从“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来看，作为地方官的邝璠借用此图仍有教化劝民的目的。

清代是制作耕织图的高峰期，既有宫廷御制，也有地方自制；有综合描绘耕织的，也有专门宣传蚕桑和棉业的；既有绘画作品，也有石刻、木刻等，其兴盛与帝王的重视和提倡密不可分。第一部是康熙《耕织图》，虽是据楼图而绘，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分别有所增减。康熙帝为何要命焦秉贞重绘《耕织图》？宣扬“农为天下之大本”及其爱民、劝民之意应是最主要用意，这在《御制耕织图·序》中表达得一览无余。其后，雍正朝图，画面、画目与康熙焦秉贞图基本相同，只是排列顺序稍有改动，并删掉了楼原题的五言诗，增加了雍正御题的五言诗。除此之外，乾隆《耕织图》是由乾隆命画院据画家蒋溥所呈元程棨《耕织图》摹本而作，不论在画幅、画目还是画面内容均与程图相一致，后刻石存于圆明园内。此外，乾隆还曾令陈枚据康熙《御制耕织图》绘《耕织图》46幅，每幅图均有乾隆御笔行书题其所和康熙皇帝原韵诗一首。这几部耕织图均是沿袭康熙旧制而作，亦是为彰显农为国之本以及教化劝农之意。此后，嘉庆帝也曾补刊乾隆《耕织图》。总之，清代自康熙朝以至嘉庆朝，均有《耕织图》问世，其目的在于“借以宣传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劝民努力本业，从而巩固封建政权”。

清代不仅耕织图数量多，且有新型耕织图——《棉花图》、《桑织图》的创作。如方观承绘制的《棉花图》，一定程度上可能与楼的动机相似，既是重农与劝农，也是凸显个人“政绩”的一种表现。再如董诰等据乾隆《御题棉花图》编订并在内廷刻版16幅《棉花图》，画目与画面内容与乾隆《棉花图》基本相同，目的亦应是出于继承祖制与教化劝农的目的。

光绪木刻《桑织图》刻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是由下层官员兼地方士绅以《豳风广义》为蓝本绘制，与清代《耕织图》多由帝王倡导有所不同，绘图目的则是在关中地区宣传推广此地早已失传的蚕桑养殖与丝织生产，故此《桑织图》具有强烈的劝导及技术推广意味。光绪《蚕桑图》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由浙江钱塘人宗承烈据宗景藩所撰《蚕桑说略》，请当时著名画家吴家猷配图而来，故名《蚕桑图说》。编著此书的目的则是在不事蚕桑的楚地宣传、推广浙江等地的蚕桑养殖技术。

除上述耕织图外，1978年在河南省博爱县一农家门楼墙壁上，还发现了20幅估计是作于清光绪年间的石刻《耕织图》，展现了清代晚期豫北人民男耕女织的劳动景象。但此图作者为谁，又为何而作，现均不得而知，故在此不作赘述。 

二、耕织图为谁而作、影响如何

楼《耕织图》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为当世皇帝而作，既是对重农之策的响应，也是为了让皇帝形象而具体地知晓民众稼穑之艰难，以进一步引起皇帝对下层民众与农业生产的重视。

程棨之所以摹楼《耕织图》，或许只是出于一个书画名家对前人书画的爱好之意。此图在元代的流传情况，受资料所限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为后世帝王所重却是确定的。杨叔谦《农桑图》，从赵孟所作《农桑图》序来看，明显是为当世皇帝而作，目的在于劝导皇帝重视农耕，这在赵孟所作二十四首诗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而之所以这样做，又与元代定鼎中原后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有极大关系。

《便民图纂》耕织图即是为了配合《便民纂》的传播而作，主要目的在于供给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技术知识，其“便民”名称便是明证，故邝璠借用并删改楼《耕织图》有向民众介绍、推广生产知识的目的，这与前代《耕织图》主要用于“教化劝民”有所不同。由于《便民图纂》的设定对象主要是普通民众，因此邝璠借用楼《耕织图》亦主要是面向普通大众的，这与楼图、杨叔谦图最初主要是为帝王而作有很大不同——虽然这些图册最终也可能会因帝王的提倡而被推向民间。与图相配的为民间形式的吴歌——竹枝词，读起来朗朗上口，浅显易懂，这必然会增强传播的效果。由于知识门类齐全、通俗易懂，《便民图纂》也确获得广泛传播。

出于“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的劝诫农耕的目的，康熙帝命焦秉贞绘制了耕织图。那《御制耕织图》主要是作给谁看的呢？从康熙帝在《御制耕织图·序》中所说的“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来看，主要是为“子孙臣庶”而作，以提醒他们“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后世雍正、乾隆等朝《耕织图》的绘制与创作，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一祖训的回应。“臣”即各级政府官员，他们既是被教化者，又是教化者。一方面，“臣”是皇帝的“附属”与“助手”，因此首先要在他们内心树立起爱民、重农的观念，才能真正将各项劝农政策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作为皇权在各地的“代理”，“臣”是皇帝“牧民”与政策推行的具体执行者，因此相对于“庶”，他们又是教化者。“庶”是平民百姓，是教化施行的最终目标主体。

康熙帝为何要在1696年命焦秉贞绘《耕织图》？1689年他南巡而得宋楼《耕织图》残本应是一个直接诱因，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则是最主要原因。清朝建立之初，安抚民众、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成为清政府的首要任务。平定噶尔丹叛乱后， “经济发展”成为重中之重。于是，绘制具有象征意义的《耕织图》并以示“子孙臣庶”也就自然而然了。同理，雍正、乾隆朝创作《耕织图》，也都有以经济发展为重、稳定社会秩序的意思在里面。

虽然实质上亦是为重农、劝农而作，但雍正《耕织图》的直接目的可能是为讨好康熙皇帝而作。也正因此，其画面布局与康熙《御制耕织图》完全相同。此外，每图除雍正帝配诗一首外，并未添加楼之诗，主要是因为此图是为进呈康熙之用。清代所有皇帝中，以乾隆朝《耕织图》作品最为丰富，除图像、石刻外，乾隆帝还命人在颐和园的清漪园创建了一个以耕织为主题的、有江南风韵的田园景观，体现了其对农桑之本的重视与耕织之道的宣教。乾隆命人摹刻《耕织图》，既有对先祖传统的延续，以显示其重农之道，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应该与其对古代书画的喜爱有很大关系。因此，这些作品，既是为自己所作，也是为天下臣工与百姓而作，同时也可能有讨好的意味在里面，因其和康熙原韵的46首《耕织图》诗也是创作于其为皇子之时。

由直隶总督方观承所主持绘制的《棉花图》似是专为乾隆皇帝而作，其目的可能在于引起皇帝对棉花种植及棉纺织生产的重视。并且，方观承还将康熙御制《木棉赋》一并上呈。嘉庆年间，嘉庆帝又命董诰重刊乾隆《棉花图》，并更名为《授衣广训》，以彰显其继承祖训及爱民之意。《棉花图》的创作，源于棉花在人们生活中重要性的日益突出。

清代中前期创作的耕织图，或由皇帝发起而作，或由大臣所作再进呈于皇帝。这些图册完成之后，由于其本意在于教化劝农，因此并没有收藏于内宫密不外传，而是进行了大量刊刻并向民间推广。从著述形式来看，清代内府所藏耕织图主要分为四类，即书法、绘本、刻本与拓本。通常先有宫廷画师绘制耕织图画册，再由帝王御笔题诗，再由工匠将御制诗文装裱于画作之上，最后再以之为底本进行版刻。或将耕织图刻于石上，再据石刻做成拓本传世。这其中对民间影响最深的是刻本，具体如乾隆二年（1737）与嘉庆十三年（1808）的《钦定授时通考》本以及嘉庆十三年的《授衣广训》等。这几种刻本流传广泛，流布到民间后又经民间书坊大量翻刻，普通市面上多有售卖流传，许多还流传海外。

光绪木刻《桑织图》与《蚕桑图》均创作于19世纪晚期，而之所以要在此一时期推广蚕桑生产，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有极大关系。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一片破败。但与之相反，五口通商之后，江浙一带的蚕桑生产却因出口增加而获得迅速发展并出现了“辑里丝”等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名优产品，由此植桑养蚕收益丰厚，成为地方民众收入的最重要来源。正因此，广大人民“对于其他农作物，多不重视，地虽肥美，每年禾稻，仅一熟而已”。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日本生丝及人造丝、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这种盛况才告结束。正是看到了江浙一带蚕桑生产的高收益，人们才萌生了在各地推广蚕桑的动议，《桑织图》与《蚕桑图》正是因应此背景而被创作的。

《桑织图》与《蚕桑图》的创作目的在于推广蚕桑生产，因此其推广受众是推广地的广大民众。为了实现此一目的，两图都曾被刊刻并加以推广。不过，虽然创作之人做了一系列努力，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却并不理想。至于《桑织图》的刊刻，也是未产生任何实际效果。而《蚕桑图》的推广效果，我们不得而知。实际上，一项技术能否在一地推广，并不是简单说教就能成功的，也并不是有高收益民众就一定会接受的。因为技术传播不单单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传统惯习、民众心态等都有直接关系。

三、耕织图的意义究竟何在

对耕织图的解读必须要放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去才能真正理解。

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应是古代“重农”之礼的一种体现，也可看作一种重要的仪式性活动，虽然并没有被列为正式的、常规性的国家之“礼”。耕织图的创作者，或为地方官员与士绅，或由皇帝命宫廷画师而作，尽管创作主体多样，但在流传、推广过程中却都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并往往以皇帝或中央政令的形式被推向民间。从这个角度来说，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就是一种国家之“礼”。只是这一“礼”在内容上是以非常“俗”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即看似最普遍、最平淡无奇的农桑活动。只是虽然耕织之“俗”极为普通与常见，地位却极为重要，不仅关乎人们的衣食温饱，还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与国家秩序的稳定与否，于是以平常之“俗”来践行国家之“礼”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耕织图创作与推广的技术推广意义可能并不大，而更主要体现出的是一种隐喻或象征意义。

绘画作品一般都有作品内容本身所表达的意义与作品在具体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之分：作品本身内容表达的意义是固定的、唯一的，而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却是随语境变化而变化的。对于绘画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表达，范美霞称之为“绘画中的隐喻”。就耕织图而言，历代虽多有绘制，由于基本都是以楼《耕织图》为“母本”，因此在作品本身内容上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所处时代及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具体的“绘画隐喻”会有所不同：有的为响应帝王号召、凸显个人政绩；有的意在劝谏皇帝重视农桑；有的则在于劝诫臣庶重视农桑；有的是为了讨好老皇帝；有的在于遵从祖制；有的则重在宣传、推广某项技术知识，但最终目的或者说功能却是一致的，即宣扬“农为天下之大本”的重农理念并劝课农桑。具体来说，又可分为三个层面：彰显最高统治者重农耕、尚蚕织的统治理念，体现帝王对农业、农民的重视与关心；鞭策、劝诫各级官员重视农业生产、永怀悯农与爱农之心；教化百姓专于本业、勤于耕织。

正是考虑到图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历代王朝都将其作为一种施行教化规鉴的重要媒介与手段来加以应用与推广。以此相对照，中国古代耕织图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实践为基本主题，以图像为基本载体，用诗歌以达其志，通过国家仪式与政府行政的方式加以创作与推广，根本上体现出“官”对“民”的“教化”“爱护”与“认同”。耕织图的绘制与推广，具有维护道德准则与社会秩序的深层意义，有利于国家大一统观念的贯彻，同时兼具文化认同与社会治理的作用，这才是历代耕织图之所以创作不停的最根本原因。

历代耕织图的绘制与推行，目的即在于对民众施行道德教化，故而就本质而言，其正是传统中国这一道德化行政的一种体现。虽然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能如中央政令那样发挥直接的行政功用，但却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所以，历代体系化耕织图的编绘，并不只是发行一册图画那么简单，也不单纯是为了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具有深远的象征与社会治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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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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