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苏州发大水，持续的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洪灾导致大片农田被淹，灾民超过10万户。第二年，也就是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被朝廷调任苏州知州。范仲淹一上任，就对水患进行调查，他遍访农村德高望重之人，察访水道，终于找到了苏州地区水患频发的关键所在。提出“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并举。疏通了茜泾、下张、七丫、白茆、浒浦等松江支流，号称五大浦，导水入松江，再入长江，苏州水患逐渐平息。

水患频发境况堪忧

入宋以来，古吴淞江流域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该地在宋代以后水灾频发。

1一、

古娄江、古东江的淤塞成陆

《禹贡》上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这“三江”虽然历代学者说法不一，但古代太湖水下泄入海通道确实是有三江的，只不过古娄江和古东江的入海河道是人工开凿的，只有吴淞江自古以来就一直是天然形成的入海河道。在唐朝后期，我国的气候进入一个寒潮期，导致海平面上升，加剧了海潮的倒灌，使得进入三江里的海沙不断增多，古娄江和古东江的入海口很快就被泥沙和海沙所淤塞，加上杭州湾北面捍海塘的修筑，很快就使得古娄江和古东江淤塞成陆。这样就使得太湖水原来通过三江入海变成了只通过一江入海了。

2

太湖上游五堰被毁，水量急增

说起五堰，就得提到伍子胥。当年为了伐楚，伍子胥主持在现在的高淳开凿了一条运河，沟通太湖和长江，以运送军粮。后人为了纪念伍子胥，就把这条运河称为胥溪。这条运河沟通了太湖下游的吴淞江流域和上游的青弋江、水阳江（后人称之为九阳江）流域。由于该运河是开凿茅山而行的，要穿越山脊，所以就形成了两侧相背倾斜的地势。为防止汛期西水东泄，以及旱季溪河干涸，古人在胥溪上，就是在现在的东坝镇（上坝）到定埠间修筑了五道土堰，以分级节制水流。由于这五道土堰对于胥溪航运至为关键，所以胥溪又被称为五堰。

五堰一直起着节制水流的作用，一直到唐代末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在宋代水利专家单锷的水利书中有记载：“由宜兴而西，溧阳县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之众水，由分水、银林二堰直趋太平洲、芜湖。后之商人由宣、歙贩运簰木，东入二浙，因五堰为艰阻，因相为之谋，绐官长废去五堰。”这五道节制水流的土堰在唐末因商人的私利和官长的渎职而被废去。而入宋以后，没有将之及时修复，所以就产生了很大的祸害。对此，单锷继续分析道：“五堰既废，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或遇五六月暴涨，则皆入宜兴之荆溪而入震泽，盖上三州之水东灌苏、常、湖也。”就是到了夏季暴雨多发之时，太湖上游当时三个州的水就通过宜兴的荆溪一股脑儿地进入太湖，再由太湖东灌下游地势低洼的苏、常、湖地区，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

3

吴江塘路成为太湖洪水东趋障碍

太湖西高东低，吴江、平望一带，原来一直是湖水东趋宣泄的要冲，一直是一片沼泽地带，直到唐朝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为了漕运交通，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为路”，在苏州、吴江、平望之间修筑了一条塘堤，这就是著名的吴江塘路。在范仲淹时代的宋代，吴江塘路就成了太湖洪水东趋的障碍。从而导致了其“横截江流五、六十里，致震泽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

4

塘浦圩田体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从唐代到五代吴越国时期，吴淞江流域都是设立专门的机构营田司来管理农田水利的，其塘浦圩田、各支流港汊都是建有完善的堤防堰闸体系的，所以在大水之年，田里的水能很快流入塘浦港汊，而塘浦港汊里的水又能很快地进入吴淞江的各大支流，而支流里的水又能很快进入到吴淞江主干道，进而抬高吴淞江的水位，并高于海潮水位，这样就使得巨量的吴淞江里的清水能有效地冲刷倒灌入江的海沙，并入海。

但是，入宋以后，为了便于转运漕粮，转运使乔维岳把五代吴越国时期完善的塘浦圩田体系全部破坏掉了。吴淞江流域没有了堤防堰闸体系的保护，那些塘浦港汊、大小支流就会被泥沙和海沙日渐淤塞，一遇大水或持续的暴雨，就会泄水不畅，形成严重的洪涝灾害。

5

朝廷把主要资金用于国防

我们知道北宋建立时，北方还有几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辽、西夏等。这些游牧部落经常会带着铁骑来“叩关”，对北宋边境进行侵扰，甚至是烧杀抢掠，所以，为了更好地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御，北宋朝廷将国库里的钱主要都花在国防上了。朝廷对两浙地区的越来越严重的占水为田的现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暗中鼓励的，这无非是为了增加税源。所以对范仲淹提出的关于吴淞江流域水利建设的建议并不怎么支持。

治水方略一波三折

面对苏州治水困局，范仲淹千方百计地寻找治水的有效方略，并想尽办法请求朝廷支持实施。首先他向朝廷汇报了在苏州的调查情况，他说苏州四周低平，十分之二三是湖泊。太湖收纳数郡之水，但只有一条下泄入海的通道，那就是吴淞江。这个地区每当有连续的暴雨时，就会使得湖泊里的水都溢出来，而吴淞江因其主干道下游淤塞而导致洪水下泄不畅，泛滥成灾，从而淹没低洼处的各个城乡。因此，只有把吴淞江的水位降低，才能真正做到泄洪排涝。而一旦那年的雨水多，没能完全排涝，那么，来年夏天一遇持续暴雨，此地必将再次形成洪涝灾害。所以光靠吴淞江主干道来泄洪是没用的，还得靠吴淞江的入海、入江的那些大的支流来协助分洪、泄水，才能真正把吴淞江流域低洼地区的洪水都排干。要把那些入海、入江的吴淞江的大的支流都挖深、拓宽、疏浚，只有这样，才能把苏、湖、常这三州低洼地区的洪水都排入东海或长江，“今疏导者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东北入于扬子江与海也，其利在此。

但是，对于范仲淹的治水主张，朝廷有很多质疑、甚至是反对的声音，被宰相吕夷简以“沙因潮至，数年复塞，重劳民力，大费军食”为由阻挠。

范仲淹不得不第二次详细陈述具体治水策略和江南水田利害关系。 “昨开五河，泄去积水。今岁和平，秋望七八，积而未去者，犹有二三，未能播殖。复请赠理数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纵遇大水，其去必速，而未来岁之患矣。”

在这份上疏中，范仲淹驳斥了人们对太湖治理问题的非议。

➤针对“沙因潮至，数年复塞”，他提出“新导之河必设闸”，用闸来调控泥沙淤积的问题；

➤针对“重劳民力”“大费军食”，他提出如果维持现状，太湖地区就没有抵御洪水的能力，农业生产时时面临着威胁，如果疏浚成功，则可以化解危机，令庄稼有收，百姓免于冻馁流离。

在具体的太湖治理工程中，范仲淹以工代赈，每日给粮五升，招募饥民兴修水利，“部役开决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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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

《农政全书》水利篇亦有收录

“然今之世，有所兴作，横议先至，非朝廷主之则无功。”而“苏州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所以希望朝廷“择精心尽力之吏，不可以寻常资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为朝廷之忧且失东南之利也！”范仲淹认为当时的官场风气非常不好，只要一提搞水利建设，就有非议、刁难，如果不是朝廷亲自主持搞，就不会成功。而苏州、湖州、嘉兴这三州沃野千里，是国家的粮仓。所以朝廷要任命那些忠心为国、实心办事的人，给他们授权，给他们“尚方宝剑”，只有这样才能把吴淞江流域的水利治好，也才能保住国家的粮仓。

治水理念奉为圭臬

范仲淹的治水主张最终还是获得朝廷首肯，朝廷命他主持苏州地区的水利建设。于是，范仲淹以工代赈，每日给粮五升，招募饥民兴修水利，“部役开决积水”。这年八月，水利工程还在进行中，朝廷突然下旨要把范仲淹贬到明州（今浙江宁波）任职。范仲淹无奈，只好放下手头的水利工作，准备去明州赴任。这时，一位转运使看不过去了，马上上疏朝廷，认为范仲淹“治水有绪”，请求朝廷将范仲淹留在苏州，继续担任吴淞江支流东北各港浦的疏浚治理工作。这道奏折帮了范仲淹，朝廷撤回任命，范仲淹留任苏州，把水利工程完成。因此，虽然有波折，但范仲淹还是亲手完成了此项疏浚吴淞江入海、入江诸港浦的水利工程。

范仲淹研究了五代吴越国的成功的水利建设经验，结合自己的治水实践，范仲淹对吴淞江流域的水利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的“三合一”治水理念。

首先是“浚河”

范认为应结合水流的实际状况而疏浚排水，方能趋利避害。“水之为物，蓄而停之，何为而不害？决而流之，何为而不利？”范公在巡视灾情后指出：“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岁大水，久而未耗，来年暑雨，复为沴（意：灾害）焉。”只可惜，此时吴淞江的泄水功能也在退化。为此，积极组织灾民“浚白茆、福山、黄泗、许浦、奚浦、三丈浦及茜泾、下张、七丫，以疏导诸邑之水，使东南入于松江，东北入扬子江与海”。经过这次疏浚，“纵遇大水，其去必速，而无来岁之患矣”，水患灾害由此减轻。

其次是“置闸”

疏浚河道，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河道壅塞的问题，新开的河道，随时都面临泥沙淤积的风险。范仲淹主张每疏浚一条通江河道，都必须同时置闸。平日放下水闸，防备潮水侵袭，泥沙淤积；每年春天清理水闸外河道的泥沙，保持河道畅通。遇到干旱就开闸引江水之利，涝时则关闸杜绝洪水之害。“又于福山置闸，依山麓为固。旧址今尚存，人名曰‘范公闸’”。这种在通江河道置闸的方法被延承下来，并在元朝得到推广。

最后是“修围”

围田是一种在低洼地的四周筑堤来防止外水自由流入田地，主要分布在江河湖海周边沿岸。苏州大部分土地的地面高程都在4米（吴淞标高）以下，古代称之为“沼泽之地”。“浚河”仅能防洪，只有“修围”才能抗拒旱涝灾害，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吴越政权统治苏州时，修筑围田得到了高度重视。遗憾的是，宋朝统治者并不注重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致使大量围田毁废。范公十分看重围田的效用，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极力推崇道：“江南旧有围田，每一围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 浙西（五代吴越国时期苏州地区行政上属于浙西地区）地卑，常苦水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隄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范公的主张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与重视，诏令两浙等地整修围田，并且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得到推广。

接下来，范仲淹还准备将吴淞江的大湾盘龙汇裁弯取直。盘龙汇（在昆山和华亭之间）河道直线距离只有十里，但是其迂回曲折的路程达四十里。吴淞江下游曾有五汇四十二湾之说，可见其曲折。明代的水利学者归有光在《水利后论》中是这样解释的：“故古江蟠曲如龙形，盖江自太湖来源不远，面势即广，若径直则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回其途。”就是说在古代太湖上游的五堰还没毁掉，吴江塘路还没修筑，吴淞江流域各支流的堰闸体系还健全的时候，当时吴淞江江面宽广，离海又近，上游水量大，水流通畅，如果水道太直，湖水就不能蓄聚，所以久而久之，吴淞江下游就出现了许多的大湾。但是，到了范仲淹时代，淞江及其各大支流的下游这些蟠曲的大汇、大湾都往往会被泥沙所淤塞，每当发大水，就泄水不畅，就会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对此，宋代的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有记载：“江流为之阻遏。盛夏大雨，则泛溢旁啮，沦稼穑，坏室庐，殆无宁岁。”所以要使得吴淞江能有效地泄洪，就必须要将这些大汇、大湾裁弯取直。

但范仲淹没有机会了，朝廷在他完成上述水利工程后，就调他去做别的官了，“范公尝经度之，未遑兴作”从此，他就再也没有负责主持过水利建设。虽然他以后再无机会实践自己的治水主张，但是，他的治水理念却成为了宋代以后历代有心治理吴淞江流域水旱灾害的专家学者、重臣和地方官员们都奉之惟勤的不二圭臬。

END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另有句名言：“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所谓“公罪”者，秉公办事如一而遭怨谤也；“私罪”者，谋私夺利而结私敌也。范仲淹正是在治水的大业中，创造“公罪”精神，践行“公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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