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昊：“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还会持续下去吗？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尔文·杰克森教授访谈录”，《北大区域国别研究》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05-115页

访谈人：高昊，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帝国与全球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访谈人按】这是我在2010年做的一个访谈报告，当时没有发表。时隔10年，国际形势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内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采访中提到的这些情况反而显得更有现实感。英国脱欧了，苏格兰会怎样?人们对此非常关心。杰克逊教授的分析很值得注意。在这份采访报告里，他既解释了过去300多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关系为何相对牢固，又指出目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发表这份报告仍然正当其时，因此将它拿出以飨读者。

杰克逊教授出生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在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和苏格兰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是享誉英国学界帝国史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杰克逊教授多元的生活和研究经历，使得他对英苏联合与英爱合并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当他在谈到英苏关系时，常常把它与英爱关系进行比较，从而更鲜明地突出了英格兰与苏格兰关系的发展特点。

一

杰克逊教授认为：人们一般认为，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之时并未遇到像英格兰与爱尔兰合并时那样严峻的挑战，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英苏之间也与英爱合并一样，从一开始便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

1707年，英、苏签订了合并条约，英格兰和苏格兰正式合并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首先随之而来棘手的问题便是在苏格兰增收赋税的问题。当过去管理相对松散、轻徭薄赋的苏格兰与英格兰组成联合王国政府后，一些原来只在英格兰征收的赋税也开始在苏格兰征收，这种变化随之激起了许多苏格兰民众的强烈不满，逃税与走私行为出现并日益增多。苏格兰人这种反感情绪的产生和走私行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联合王国”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政治威信。

其次便是来自保皇党人(Jacobite)的挑战。“光荣革命”后，保皇党人支持被废黜的斯图亚特王朝君主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夺回英国王位，并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尤其是高地地区)获得大批支持者。其原因在于斯图亚特王室源于苏格兰，詹姆士二世被赶下王位直接触动了苏格兰人民族自尊的敏感神经。苏格兰众多的保皇党人对英国当时王室合法性的质疑，对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的稳定与持续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最后是联合后的王国政府所表现出的较为浓厚的英格兰色彩。英苏联合之后，不仅苏格兰人一时难以适应成为“英国人”,而且“英国”也不太习惯真正把苏格兰当成自己的一部分。的确，联合王国的议会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强的英格兰色彩，尤其是在经济利益上，“英国”更多是从英格兰角度考虑，国家的经济目标和政策制订总是不自觉地倾向英格兰。因此，这种浓厚的英格兰色彩实际上也对英苏联合的维持与稳定构成了较大的威胁。

但是，英苏联合之后出现的问题与挑战，并未影响到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的维持与稳定。究其原因，杰克逊教授认为：主要是因为联合后的英国政府在1707年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先后在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维护英苏关系发展的措施，使这种联合逐步得到苏格兰社会各阶层的接受，“不列颠认同”的意识也随之在苏格兰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些问题，杰克森教授特别将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关系作为参照进行比较，来解释英苏联合得以平稳度过最初适应期的原因。在杰克森教授看来，1707年英、苏合并后，英国政府对苏格兰的地产阶层和长老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进行了适当的保护与支持，从而为英、苏联合的顺利发展扫除了重要障碍，而且并未因此影响苏格兰社会的稳定。因为在苏格兰地区，它的上层利益集团与社会中的其他阶层，并不存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上的强烈冲突。所以，英国政府对苏格兰社会上层利益集团的恩惠，没有受到苏格兰民众的反对与抵制，更没有人站出来质疑这一阶层的苏格兰人的身份。结果使得在苏格兰占主导地位的长老会派教会虽不可能积极地支持英苏联合，但由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所以拥有很大影响的长老会派教会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这为英苏联合的维持与稳定打下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而在爱尔兰，虽然1801年英格兰和爱尔兰实现了合并，但大多数人信奉的天主教的利益并没能得到有效保护，英国人曾经承诺的对天主教徒实施宽容的措施迟迟没有落实，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与宗教冲突此起彼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明显存在。结果使得英爱合并之后不久，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便陷入相互对抗的状态之中。

同时，杰克森教授认为，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使苏格兰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分享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取财富的机会，这也使英苏联合具有了较好的经济上的基础。的确，英苏联合之后的苏格兰商贸集团，曾一度十分投入地参与到大英帝国的经济事务之中。于是，在印度，在英属北美，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一样获取了大笔的财富。在此基础上，苏格兰建立起了一整套更完善的金融体系，从而促使了18世纪中期苏格兰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重要结果，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没有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而逐步趋于稳定。

但是在爱尔兰，英爱合并没有使爱尔兰从帝国的经济利益中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爱尔兰经济上的落后状况也没有得到改观。事实上，爱尔兰在合并之后不仅与英格兰甚至与苏格兰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爱尔兰人因此也更加难以接受合并所带来的“不列颠认同”。特别在19世纪中期爱尔兰大饥荒发生以后，很多爱尔兰人甚至拿起武器以极端手段反对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合并，这种状况无疑与苏格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杰克森教授还指出：英格兰人默许苏格兰人有权处理自己的事务，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培育了苏格兰人的“不列颠认同”感。根据1707年的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法案》,苏格兰取消了自己的议会，可派16名贵族和45名平民参加联合王国的统一议会。这样，从理论上讲，联合之后的苏格兰的事务应由统一议会来处理。然而，威斯敏斯特对苏格兰的内部事务兴趣并不大。于是，议会中精明的英格兰人在不损害英国议会最高权威的情况下，很理智地主动将一些苏格兰事务交由苏格兰人自己处理。这一结果为苏格兰保存了不少当地本土化的机构和制度，也有助于苏格兰人更平稳地融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认同中来。与此同时，议会中的苏格兰议员也更积极地参与英国国内以及帝国政策的决策，到19世纪时，英格兰和苏格兰已经结成了较为紧密的在政治上的联系。

然而，对于爱尔兰而言，英爱合并后虽然爱尔兰人也参加了英国的议会，但由于英格兰人恪守新教传统，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权益在联合王国内难以得到完全的体现。尽管在威斯敏斯特一直有属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议席，但他们的身份更像是爱尔兰和英国政府间的协调员，很难像苏格兰议员一样在“不列颠认同”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思考。再加上爱尔兰人一贯有着强烈的天主教情结和民族意识，这使他们在政治上产生了一种“他者”(otherness)心态，无法真正融入英国的政治框架当中去。

除此之外，杰克森教授还特别提道：为了使英苏联合得到苏格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的认可，威斯敏斯特在进一步改造和发展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交通体系与进一步推进苏格兰城市化进程方面，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结果，从而在较大程度上维持与稳定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而没有使之像爱尔兰一样，在分离的道路上，与联合王国越走越远。

根据1707年签订的《联合法案》中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原则，威斯敏斯特也意识到，只有在交通更为便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更好地维持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联合的存在与发展。为此，联合王国拿出了大笔资金来改造与建设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交通网络。到18世纪中后期，联合王国的公路和运河体系的辐射范围大增，沟通效能也显著增强。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建设与发展铁路系统，到19世纪中期，英苏之间的铁路交通网逐步建成，这大大加强了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有形沟通，也缩短了两地居民之间心理上的距离。英格兰和苏格兰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通畅与紧密，“不列颠认同”的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维护。

另一方面，苏格兰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也更加使“不列颠认同”意识为苏格兰的普通民众所接受。从1750到1800年，苏格兰的城镇人口在原有基础上翻了一番。到1800年时，20%的苏格兰人居住在拥有五千人口以上的城镇里，1861年时这个数字又增长了将近一倍，达到39.4%,19世纪80年代，苏格兰的城镇人口就已经超过了乡村人口。城市化对于英苏联合的意义在于更多的苏格兰人口可以集中地生活在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的城镇里，这非常有利于联合王国乃至帝国的概念通过有形的媒介在普通民众中传播。例如人们每天工作、生活所必经的街道有很多是以英国王室、联合王国的政治领袖或英雄人物命名的；城市中还设有很多纪念某位国王或著名人物的雕像和纪念馆；人们还会有意无意地在一些建筑上挂起皇室的徽章，展示联合王国的权威与荣耀。这些代表英苏联合的形象和符号在很大程度上向人们提示了一个联合的英国的存在，无形中使人们加深了对这一联合王国的认同感。

总之，在英苏联合建立之初，英国政府巧妙地回避了一些矛盾，宗教上没有触及长老会教派的利益，经济上乐于将苏格兰纳入帝国的庞大体系，政治上理智地为苏格兰保留了一部分处理自身事务的权利，赢得了苏格兰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同时，通过改善交通状况，加强地区间的沟通，利用城市化的发展灌输联合王国的共同意识，英国政府很自然地在苏格兰人民大众中培育起“不列颠认同”。结果使合并之初所存在的几个棘手问题都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从而保证了英、苏联合得到了维持与稳定，这也是与英爱合并结果的主要差别之所在。

二

在分析了英苏联合得到维持与稳定的诸多原因之后，杰克森教授还特别强调了以下三个因素在促使英苏联合中所体现出来的重要作用，即君主制、英苏合编的军队，以及联合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

苏格兰人向来崇尚君主制。众所周知，斯图亚特王朝源于苏格兰，这引发了苏格兰人对于英国王位天然的拥护，因此英国革命时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在苏格兰没有多大的反响。虽然“光荣革命”中詹姆士二世被赶下王位，奥兰治亲王威廉入主英伦，但与其共同执政的玛丽女王以及其后的安妮女王毕竟都有斯图亚特王室的血统，苏格兰对英国君主制的认同可以自然地得以延续。进入汉诺威王朝以后，历代英国君主都十分注意处理自己与苏格兰的关系，他们采取的很多举措都成功地赢取了苏格兰人对皇室的亲近。尤其是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女皇非常喜欢强调自己的斯图亚特血统，她不仅在苏格兰高地地区和首府爱丁堡分别设立了自己的皇家居所，将宫廷生活融入了诸多苏格兰文化的元素，而且对长老会教派表现出很友善的态度。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维多利亚女皇是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完全终结英苏不和谐历史的标志性人物，而她的这些举动，也确实在苏格兰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欢迎，人们对英国君主制的认同随之更加坚定。

同时，英国政府和皇室还可以借助国家行政机构的力量来加深苏格兰人对君主制的认同。在苏格兰大大小小的城镇里，皇室的符号无处不在，人们基本无法免于接触。公共设施大到政府大楼，小到寄信的邮箱，都镶有代表皇室无上权威的徽章。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从政府发行的钞票、硬币和邮票，到各种家居用品，也都印有皇室的符号。可以说，联合王国君主政体的存在，实质上成了联结苏格兰人“不列颠认同”的桥梁。

相比之下，在爱尔兰，虽然当地人早期也和苏格兰人一样支持君主制，但到了18世纪后半期，尤其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发生以后，共和观念在爱尔兰大为盛行。1798年爱尔兰更是发生了反对英国的大起义，这也直接导致1801年英国强行与爱尔兰合并。然而，政治上的合并不可能换取英爱双方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相互认同，英国皇室对爱尔兰也从未表现出像对苏格兰那种亲近的感情，其结果致使英爱分离在所难免。

促使英苏联合得以维持与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联合王国军队的合编制，即军队是由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联合编制而成的。这一点对于夯实苏格兰人“不列颠认同”的基础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早在1707年以前，英苏军队就有联合对抗法国的经历，英苏实现联合后，这种军事上合作的传统被制度化，英格兰和苏格兰组成了共同的陆军和海军，以保卫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由于苏格兰文化的相对特殊性，联合王国的军队通过对苏格兰人团队进行精心的安排，来体现其对苏格兰文化的尊重。苏格兰的军人不仅拥有属于自己的军团，而且可以运用盖尔语编制别具特色的部队番号。这样苏格兰人既可以保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又能心甘情愿地在军队中为联合的政府服役。

也正是由于较好地处理了苏格兰人在军队中的特殊地位问题，苏格兰(尤其是高地地区)人对英国军队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18世纪中期，苏格兰的人口只占全英人口的12%,但他们在军队当中的比例却可以达到四分之一。此外，苏格兰军人向来有骁勇善战的美誉，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约有15万苏格兰将士战死沙场，占英国总伤亡人数的五分之一。考虑到苏格兰的较小人口比例，这一数字可谓相当可观。因此，经过了19世纪之后的一系列战事考验，苏格兰人凭借勇猛顽强的作风在军队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使英格兰人不得不承认，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的胜利，离不开苏格兰军人的赫赫战功。而这样一支合编而成的军队和共同的战争经历，也将苏格兰人的民族意识逐步地镶嵌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认同之中。

第三个强化英苏联合的重要因素即联合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的建立。苏格兰和英格兰在合并之后，随即建立起了联合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该系统主要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政府规模的显著扩大。在1707年英苏合并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府规模实际上都很有限，但随着英苏联合的维持与稳定，联合王国行政管理体系的规模一直在逐年扩大。特别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伴随着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英国文官系统的人数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增长。据统计，1854至1975年间，苏格兰的人口仅增加了1.8倍，而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却猛增了十几倍，由此足见此间联合王国行政管理系统扩展之迅速。二是鉴于威斯敏斯特把一些涉及苏格兰内部事务的行政管理权直接交由苏格兰人掌管，这也使得苏格兰人可以在联合王国政府的框架内，保有一套管理自身事务的行政机制。这既表现出了联合王国对苏格兰当地事务的充分尊重，同时更有利于英格兰与苏格兰形成稳固的联合。

除了这样的三个重要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对促进英、苏联合的维持与稳定发挥出了一定的作用。首先，即为全国统一的邮政通信系统(The General Post Office,简称GPO)。分属于这一体系的各地的邮电局，不仅是人们收发邮件、电报乃至拨打电话所必须要通过的部门，而且在国家开始实施福利政策以后，邮政系统还承担了向人民发放养老金、失业救助、家庭补助等政府津贴的任务。全国统一的邮政通信系统在英国境内所体现出的这种统一的效用和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国民之间的彼此认同。

其次便是1922年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简称BBC),也起到了加强英国各部分之间联系和了解的作用。尤其是为了解决不同地区英语口音迥异的难题，BBC通过总结和研究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发音习惯，发明了我们今天常说的“BBC英语”（英文确称为“received pronunciation”，意为广为接受的发音——访谈人按）。由于英国没有官方规定的“普通话”,所以“BBC英语”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标准英语”的代名词。正是这种“标准英语”的普及，使得英国不同地区居民间的沟通更加顺畅。长期收听无线电广播与后来收看相同的电视节目，以及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共同关注，也使人们有了更多共同的话题。这在无形之中，使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人们也越来越习惯把英国看成是一个联合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充满隔阂的国家了。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王国所发生的一些社会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如工党政府在战后所实行的国有化改革等。随着矿业和铁路的相继国有，联合王国的钢铁生产被纳入了公有制的框架之中。这一改革结果对苏格兰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矿业和钢铁业向来是苏格兰的支柱产业，政府对生产性领域的这种有力调控，促使苏格兰钢铁产业的发展有了可靠的保障，也一度使得英苏之间的联合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定。同时，随着战后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的建立，不仅使民众深切感受到联合王国政府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更重要的是，伴随非殖民化的进展，英国正迅速地失去多年来引以为豪的帝国，而国内福利制度的完善，一方面从经济上解决了不少英国人在帝国解体后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随着个人福利待遇的提高，从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们对帝国解体的失落情绪。它使苏格兰人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虽然帝国的光辉已经随着历史的车轮悄然褪去，但一个安定繁荣的联合王国仍然是不列颠人心中共同的荣耀。

然而，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已近三百年的英苏联合的稳定局面，开始出现了松散化发展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英帝国的瓦解不仅直接影响了联合王国很多海外投资商的切身利益，也使“不列颠认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基础。虽然福利政策、国有化、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从多方面维护了人们对联合王国的认同，使不列颠的公民们仍得以保持一些自我优越感和凝聚力，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经济发展的步伐逐渐放慢，“英国病”出现。为改变这种经济停滞的局面，联合王国开始削减福利，精简文官系统，缩小政府规模，并对一些工业部门和服务产业实行非国有化。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触动了那些过去维系“不列颠认同”的基础，苏格兰人对英苏联合的感情，也随之不如过去那么坚定了。

其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并肩作战的经历，曾是“不列颠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然而，对21世纪之交所发生的地区冲突和战争，尤其是对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苏格兰的民意和联合王国政府的决策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特别使苏格兰人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延续了数百年的联合王国军队合编制，此时也发生了分离的倾向。随着战功赫赫的苏格兰军团被解散，苏格兰人的民族自尊无疑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

再次，苏格兰人在政治上曾经成功地融入了联合王国的体制之中，这种政治上一体化长期以来都是英苏联合的基础。然而，在撒切尔(1979—1990)和梅杰(1990—1997)担任首相期间，苏格兰和英格兰过去在政治上的默契被大为削弱。其结果便是1998年英国议会通过一个“苏格兰法案”(Scotland Act 1998)，苏格兰的议会得到了恢复。这个议会可自行通过影响苏格兰内务的法律，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苏格兰议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苏格兰人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也使苏格兰人逐渐重新产生了一种脱离于“不列颠认同”的民族意识。

同时，在威斯敏斯特，虽然刚卸任（指访谈进行的2010年——作者注）的首相戈登·布朗来自苏格兰，其政府中也有不少支持英苏联合的苏格兰政治家，但这些苏格兰的政治精英长期投身于威斯敏斯特的政治活动，很少时间在苏格兰议会里发挥他们的政治影响，结果反而使得在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里，支持继续维持英苏联合的政治力量势单力薄。与此同时，由于这些苏格兰的政治精英长期在威斯敏斯特占有着议会的席位，形成了一个苏格兰的议会党团，这又使英格兰的政治家对他们另眼相看，两个政治群体之间的离心力量也越来越明显。

此外，英国的皇室曾经是联结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纽带，但现在年轻一代的皇室成员似乎越来越不关心苏格兰的事务，苏格兰人对这一代皇室的亲近感自然也相应地大打折扣。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分离倾向，但杰克森教授认为：到2010年为止，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已经过了三百年的风雨历程。在此期间，苏格兰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宗教信仰以及社会与文化的融合等许多重要的方面，都已与英格兰结成了紧密的联系，“不列颠认同”在苏格兰也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虽然在2010年大选之后，英国社会出现苏格兰与英格兰相分离的呼声，不过，杰克森教授认为，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已经有了三百年的历史，它们的分离也不是在朝夕之间就会成为现实的事情。在杰克森教授看来，只有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未来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于同一时间发生全面的冲突，才有可能导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分离；如果只是在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方面发生冲突甚至是出现危机，短期内都不会造成英苏联合的解体。

至于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是否还会维持三百年，杰克森教授开玩笑地说：“历史学家可不是算命先生，只有时间才是历史的最好见证人。”

《北大区域国别研究》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编辑的学术集刊，目前已经出版6辑。学刊以学术争鸣为方针，以服务时代、服务国家为宗旨，提倡深耕的、专题性的研究路径，意在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平台，凝聚各方研究力量，共同探索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