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的录取通知书不会叫我梁同学，他会叫Mr. Liang，香港小学老师叫学生就已经这么叫，叫小孩都是叫什么先生，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不敢说香港人和人的关系比较平等，我能说的是他们的那种身份阶级意识比较淡薄。”——7月12日，资深媒体人梁文道做客北京单向街书店，从他的新作《关键词》谈开，围绕自身阅读与写作的经历，解读热门事件、热点话题中的关键词，用常识、常理、平常心、同理心来讲述中国故事。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讲座内容的摘录：

向雷蒙•威廉士致敬

        《关键词》这个名字是我取的专栏的名字，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我再度很无耻地想要向前人致敬，我这回致敬的对象各位可能听过。在座有听过我以前有一本书叫《常识》，那本书的名字是因为我当时特别敬仰托马斯•潘恩，他的一本书也叫《常识》。我叫《关键词》也是向前人致敬，我们中文把他翻译成雷蒙•威廉士，他有一本书叫《关键词》，他的那本书是非常了不起的书。雷蒙•威廉士是活跃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英国非常重要的大家、学者，他教文学，但实际上他更开阔地影响了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文化研究。

        他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这本《关键词》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探讨了几个在英国从工业革命前后开始一直到现在很关键的关键词跟概念，它们的流变，在这个流变的过程里试图指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脉络的走向。他做的功夫是一个大功夫，当年是有开天辟地之功，很多人受到他们的影响开始关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语言在意识形态系统里面起到的作用，后来中国很流行一个词叫“话语”。我为什么特别想要向这部书致敬？因为我觉得它启发了我们，让我们在重新看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我们今天所处的局面的时候有一个切入点，就是看我们平常在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词汇，这些词汇有时候是我们了解或者描述我们今天的时候很常用的词汇。那些词汇被用到我们自己都已经不敏感了，我们自己都觉得很熟悉了，觉得不陌生了，我们已经觉得没什么好疑问的了。正是在这种时候，这些词才可以发挥出它最大的意识形态上的效果，正是因为我们都不敏感，它使我们忘记了它的存在，那才叫真正的有效意识形态运作。

        我对这些词一向非常有兴趣，于是我就给自己一个任务，也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挑战跟不可能完成任务。我每个礼拜都写，我还是会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描述这些事的时候用的最关键的词语是什么，我尽力试图去谈一下这些词语。但是我必须坦白告诉大家，正如我以往所做的一样，我做的事情都是失败的事情，这些都是一些失败的尝试，根本没做好，很糟糕。各位看了多半是要骂我的，我仍然很高兴，你们居然有时间有闲情在上厕所时翻一翻我写的东西，让你很愤怒，让你很生气，让你想骂人了，这时候你也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起码你想到你为什么要骂我，为什么不同意我，起码你会有更好的想法出来，我觉得任务第一阶段就完成了。

时事评论提醒我们记住历史

        这些关键词怎么选择出来的？有一些关键词是真的因为我在为一个周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真的会看当时那个星期有什么很重要的事件，而那些事件有一些词的出现我觉得相当值得关注。还有一种情况，有一些事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以时事评论来讲叫失去时效性，但是也许过了两年之后我始终觉得念念不舍、很难放下又重新找了出来，这种事情是什么呢？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三年前，中国曾经有一阵子恐慌，很多学校幼儿园有人冲进去拿刀砍人，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了两年多，但我决定还是要下笔写它。为什么一个该写时事评论的专栏会写一些两年前的事情？这就回到一个老问题，到底时事评论结集出版有意思吗？如果有意思的话，那是因为你写的问题、你写的现象仍然存在，或者它重复出现。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今天我又发现另外一种悲哀，这种悲哀和我写《常识》感到的悲哀不一样。

        《常识》出版的时候是2009年，里面的文章大部分是写于2004-2009之间，那个年代跟今天的中国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几年，出现了一个以往不能预见到的公共讨论的空间，那就是微博，或者同类型的社交媒体，在这些微博或者媒体上我们谈事件或者看新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你早上起来看到一个新闻觉得很震惊，晚上看的时候你发现那条新闻已经不见了，已经不再热了，或者你努力回想早上看的这件事情仿佛昨天发生的，或者上个礼拜发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密集的时候产生一种时间错觉，甚至因为发生的事情太多，堆积起来会被压抑，被埋没，淡出我们视野。

        我随便举个例子，大家记得温州动车事件吗？哪一年的事？我要努力的回想我就想不起来，你开始有点时间错乱的感觉。你会觉得中间发生了太多事情了，在这种情况下，我重新去看一些已经过去的事件，一些已经结束很久的事情，几乎被忘记的事情，就会产生另一种悲哀，那种悲哀是什么？就是这些事情不只像我以前讲的没有过去，没有结束，它真的曾经造成了一些很具体的伤害，一些活人身上的伤害，那些伤害难道就这样让它过去了吗？就让那些事情被忘记了吗？

        例如，我念念不忘的幼儿园杀人，或者过去几年听说的泄愤杀人，我真的不能轻易放下，不仅因为那些无辜受害的死者，也因为被我们认为泄愤杀人的行凶者，我一样同情他们，我觉得这都是些伤害，他们受苦了，他们受到压迫，他干了坏事，会被罪恶折磨。这些人怎么办？我们就这样忘记他们吗？所以我有时候在写专栏的时候，会把一些已经过去一年多的事非常不合时宜地发表在时事杂志里，有时候为了提醒自己，更多是为了提醒同代的读者们，这些事情还在。

        在这个意义上，时事评论出现了另一层意义，它提醒我们不久之前的事情，提醒我们记忆之中已经被太多太密集的讯息和新闻排挤的人物和事件，记住他们有时候是一种责任。为什么是一种责任？是因为记忆就是关乎正义，如果有些事情不记得它的话，我们对历史是无法交代的。

香港人的阶级身份意识比较淡薄

        这些词语里面也有一些词语跟时事没关，是日常生活中，任何时代，任何时候我们都会用的，已经用了好几十年，将来也会再用的词语。这些词语我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虽然我老在大陆，我出生在香港，少年居住在台湾，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地方产生过毫无距离的亲切感，我是一个无论到了哪里都觉得有点像局外人的这种人。我到了哪里都觉得和那个地方很亲切，我一年去好几次马来西亚，我很喜欢这个国家，我知道有一阵子大家很讨厌它，讨厌到连马来西亚的歌手都要抵制，但是我真的很爱这个国家，我去了之后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来北京有回家的感觉，我到香港也有回家的感觉，我到台湾也有回家的感觉，到底哪个是家我不知道。但是由于我都有这种感觉，又有距离感，我总会意识到一些地方，同样都是华人社会，都是中国人，我们用的言语不太一样，我们称呼彼此的方法不太一样，那些东西就会让我敏感，有时候我写的一些词是在这种情况下浮上脑海的。

        举个例子，像“领导”这个字眼我早就想写了，我还没写好，我会接着写很多篇来谈“领导”。我为什么特别喜欢“领导”这个字眼呢，是因为这个字眼对香港人是很陌生的，最近几年香港人才学懂了什么叫领导。梁振英出来说话，他说各位领导怎么样，以前没有这么讲——领导您先走，领导您先坐。以前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领导，台湾那边有一个词语，意思和领导差不多，台湾人用另外一个词语代替领导，叫“长官”。台湾的电视剧，经常有说“各位长官，我今天给大家报告”，都是这样的说话。长官和领导这两个词语是很流行的，我就在想，香港用什么词语来表述“领导”跟“长官”要表述的身份呢？我发现找不到或者不容易找到，顶多是一个老板。但是老板意思又不完全一样，更重要的分别在哪？“领导”跟“长官”它不只是一种身份，它还标识着某种身份背后一整套人和人的关系。比如，今天这里要是火灾了，我们最正确的做法就是大家坐下来，领导先走。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意识出现？这种人的关系跟这个词是什么关系？我常常想这种事，我就发现，在两岸之间，香港果然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香港有一个习惯，香港人很流行取英文名字，几乎每个人都有英文名字，在我看来取英文名字的习惯非常有趣，使得香港不会拥有两岸共有的领导长官意识。

        举个例子，在台湾如果你见到一个领导，你也说“某某总”或者“某某董”，其实两岸一样，你称呼的时候要连头衔称呼才比较尊重，因为领导的位置跟意识非常重要，一定要在称呼里面体现出来。香港由于用英文名字就不一样，在英文名字里面就算我们见到曾荫权，我们不会叫他曾领导，我们会叫他特首，大部分人会叫他Donald，因为用英文名字是一种比较不用显示你的阶级身份的一种称呼方法，所以香港人在这个角度上面不喊领导，不喊长官，他用洋名喊名的时候，某方面消掉了这种长官意识。

        另外一个例子是学生，在场也有一些在念书的大学同学，不知道你们大学发通知，信的抬头怎么写，是不是某某同学，台湾也是这么写，香港怎么写？港大的录取通知书不会叫我梁同学，他会叫Mr. Liang，香港小学老师叫学生就已经这么叫，叫小孩都是叫什么先生，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不敢说香港人和人的关系比较平等，我能说的是他们的那种身份阶级意识比较淡薄，不会时时刻刻提醒你，你是领导还是被领导，你现在在这群人里面是领导，到了那一群是被领导，你应该有什么行为的表现。他们不会，你到了哪里都是Donald，到了哪里都是Mr. Liang，虽然还是会有待遇的差别，但是不会太明显。这种情况下，我就把领导列为我的关键词，来认识我们今天的国家的一些状况。

        演讲人简介:

        梁文道: 生于香港，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现为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凤凰卫视评论员，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同时也在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著有《常识》《我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