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客观性理念作为主导西方媒体行业的规范性原则，是西方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成为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主要优势之一。根据新闻客观性的要求，新闻媒体应该最大限度地还原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为达成这一目标，西方新闻界逐渐发展出了一套职业标准与报道原则，包括要求记者公正、平衡、不带有感情色彩和主观判断进行报道。

然而，在国际报道中，这种所谓新闻客观性的原则长期以来不断受到来自新闻实践领域的挑战乃至是公然破坏。事实上，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客观性是存在的，但超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性是没有的[i]。换言之，在西方国家国内新闻报道中，新闻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而在国际报道中，在涉及与本国利益与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这种新闻客观性是很难实现的。

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再次发现西方媒体在引导国际舆论中并非秉持“新闻客观性”原则进行公正、平衡地报道，而是进行具有倾向性的新闻报道。这种舆论引导突出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报道中的选择性突出与选择性忽视。事实的选择与评价的视角直接影响到了读者对新闻事件的认知。“多佛惨案”报道中，西方媒体更注重从本国情况出发去报道偷渡案件的进展及背后的政策制度与非法偷渡的关系；“埃塞克斯惨案”报道中，西方媒体更多孤立地关注事件的进展与偷渡者及其来源国的情况。在报道中，媒体通过选取中国政府发言人与越南政府发言人的不同回应片段，塑造了迥然不同的政府形象，凸显了西方媒体的选择性突出与选择性忽视。在这起数十人死亡的惨案发生后，中国和越南政府发言人均明确表达了对事件受害人的悲痛心情与积极合作调查的态度，但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把中国官方排斥在“惋惜”“悲痛”的对立面，与越南官方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一方面，报道中的积极性态度与消极性态度。西方媒体通过将“偷渡事件”与中国国内发展状况“嫁接”在一起，对中国的所谓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和政府管控等问题进行严厉批评。西方媒体站在对中国固有的消极态度上进行新闻的再生产，通过把“偷渡者死亡”与“中国负面现实”建立联系，进一步强化国际受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而在偷渡事件查明系越南公民后，其报道的积极性态度立刻显现，对越南政府与遇害者充满了同情与宽容。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的优越性，西方媒体通过不断地将中国发展的丰富现实、蓬勃景象简化为抽象的、负面的符号，给中国贴上人权问题、独裁专制、扩张野心、民族压迫、贫富差距等的标签，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污名化。这种直接粗糙、简单粗暴的报道方式，反映了西方媒体行业的“政治正确性”与“自我审查”，在国际传播中则形成了固执而偏颇的认知导向，无法准确反映中国的客观现实与良好形象。

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的内容往往经过了媒体所属国国家利益的“过滤”。西方媒体依靠长期以来对国际传播中主流渠道、一手信源的掌握，对国际新闻事件进行议程和框架的设置，实现了本国立场、利益与报道倾向性的一致。在“埃塞克斯惨案”报道中，西方媒体在事实未证实的情况下，对偷渡者所谓“中国国籍”这一点展开了大量的叙述与猜测，并且在未查实真相的情况下借所谓“中国偷渡者死亡”来迅速实施对中国发展实情的质疑。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应在承担更多国际经济政治责任的同时，承担更多国际舆论建设责任，打造一批具有更强国际传播力的新闻媒体。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对中国国际媒体的发展来说，一是在选题上要更加关注富有争议和冲突的国际问题。采取客观、平衡、全面的报道策略，还原当代世界的现实景象。以半岛电视台为例，他们既全文发表布什、沙龙、布莱尔、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讲话，也发表本·拉登的讲话[ii]。这种报道手段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对阿拉伯国家的关注和了解。

二是在信源上要更加关注对国际新闻一手资料的发掘。真相是树立媒体公信力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西方媒体的非西方报道特别是涉华报道中，许多在信源选取上存在明显的倾向性，但却缺乏相应的平衡信息。面对西方主流媒体的主观性、片面性报道，对事件真相及时、客观、全面的报道才是最有力的回应。近些年，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RT）树立起一个较好的非西方、后发媒体的追赶态势，以“质疑更多”（Question More）为核心理念，在当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形成一种具有相当影响力与平衡性的新声音。

三是要更加关注从国际传播视角思考中国对外话语。以全球视野来挖掘中国传统，围绕中国叙事的核心理念与国际舆论的普遍规律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将中国真实实践与世界共同观念建立“桥梁”，帮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国情，理解中国目标，从而实现“中国价值”与“世界意义”的双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