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吕刑》郑玄注：“苗民即九黎之后，颛顼诛九黎，至其子称为三苗”。《国语·楚语》曰：“三苗，九黎之后也”。《战国策·魏策》云：“昔日三苗之居，右彭蠡之波，左洞庭之水”。

《汉书·地理志》师古注曰：“三苗本有苗氏之族”。早在南宋时期，理学大师朱熹在《记三苗》一文中就说：“溪洞蛮瑶略有四种：曰僚、曰仡、曰伶，而最轻捷者日猫……蚩尤三苗之遗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则所谓三苗者亦当作猫字耳。” 最早提出了当时湖南一带苗族可能是古代蚩尤三苗遗裔的看法。

三苗之后苗族又被史籍称为荆蛮、南蛮、武陵蛮、五溪蛮，记载和考察的资料就更多了。比如，《毛诗正义》载：“蛮荆，荆州之蛮也”。《诗经·商颂·殷武》载：“蠢尔荆蛮，大拜为仇”，“挞彼殷武，奋发荆楚”。《吕氏春秋·音初篇》载：“周昭王亲征荆蛮”。《后汉书、南蛮传》载：“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精夫相单程等据险隘，大寇郡县。”

《魏书·蛮传》载：西晋时，武陵蛮“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宋书》列传《荆雍州蛮》载：“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水经注》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酉溪、無溪、辰溪……悉是蛮左所居”。

元明清时期，直接记录和考察苗族起义斗争的资料最多。记载元代苗民起义斗争的主要有：《元史》、《元和郡县图志》等。

石朝江·主编

《上古的记忆：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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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明代苗民起义斗争的主要有：《明史》、《明太祖实录》、《明太宗永乐实录》、《明史·土司传》、《明英宗正统实录》、《神宗万历实录》、《苗疆纪事》、《征苗录》、《外苗近事》、《征苗图记》、《黔记·诸夷》、《边防条又议》、《关隘说》、《黔记》、《平苗议》等。

记载清朝苗民起义斗争的主要有：《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雍正朱批谕旨》、《大清高宗皇帝实录》、《贵州通志·师旅考》、《苗防备览》、《苗疆善后章程六条》、《苗疆风俗考》、《苗疆屯防实录》、《湖南苗防屯政考》、《咸同贵州军事史》、《圣武记》、《苗疆闻见录》、《平苗记》、《湘军记》、《咸同贵州军事史》、《清史稿》、《致龚自昌书》、《苗变纪事》、《苗俗记》、《红苗纪略》、《苗民考》、《黔乱纪实》、《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苗蛮辨》、《峒溪纤志》、《苗俗纪闻》、《辨苗纪略》、《西南夷改流记》、《苗疆告竣撤兵疏》、《条陈东路可虑情形十五年》、《大清一统志·镇远府》等。

比如，《平苗纪略》就记载了雍正年间，清朝在黔东南苗族地区通过武力“改土归流”的全过程。

古代虽然没有人类学民族学的名词和学科分类，但古人对一个民族的记录和考察如此之详细，以至现当代人对苗族的研究都以此为线索和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古人对人类族群的记录和考察，才产生了现当代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没有古人的记载，现当代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现代人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

现代人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我们是以西方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后为起始，主要是指中华民国时期考察与研究的成果。早在清光绪末年(1908年)，就有人把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译成汉文，[1]介绍给国内学者。随后西方人类学相继传入中国。

我国著名学者蔡元培留学德国学哲学及人类学、民族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致力于提倡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他于1936年派凌纯声、芮逸夫专题调查湘西苗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临时大学，临时大学先迁长沙，复又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上海的大夏大学迁贵阳，中央研究院先迁昆明，后又到了四川南溪李庄。

由于中央研究院和华北、华东各大学的南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西南大后方，出现了一批研究苗族的专家学者，并有专门的研究方向。

研究湖南苗族成就较大的有凌纯声、芮逸夫以及苗族学者石启贵。凌纯声、芮逸夫，两人都是我国第一代著名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凌纯声主要著作有《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合著）、《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等。

芮逸夫主要著作有《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论稿》、《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合著）、《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苗蛮图集》等。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院长非常重视民族学的研究，并兼任民族学组组长。

1933年5月，蔡元培派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苗区实地调查，历时三个月。

1937年凌纯声、芮逸夫合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但由于战乱直到1947年才出版。《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分为十二章，较全面描述和反映了当时湘西苗族的社会情形和文化状况。这是一本民族学的煌煌大著 ，是我国民族学家写的第一部最有影响的苗族研究专著，填补了中国学术在民族学调查研究领域的空白。

|“苗学三杰”石启贵

石启贵，苗族，我国早期民族学家。凌纯声、芮逸夫来湘西苗区调查时，石启贵担任调查组的咨询，协助凌纯声、芮逸夫在苗区调查。

因石启贵是个“苗族通”，且汉文知识也相当不错，三个月后凌纯声、芮逸夫在调查完毕离开湘西时，邀请他代为继续调查，并请中央研究院聘他为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从此，石启贵正式走上了苗族研究工作的道路。经过多年的走访调查，石启贵于1940年完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文稿。这是第一部由苗族知识分子自己撰写的关于苗族历史、语言等多方面的科学著作。这两部调查报告，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让后人永远记住了20世纪初湘西苗族的真实面貌。

研究贵州苗族成就较大的有吴泽霖、陈国钧、李植人、吴定良、任美锷及苗族学者杨汉先、梁聚五。吴泽霖对苗族的研究和著述主要有：《贵州苗夷社会调查》（与陈国均合编）、《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贵州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炉山黑苗的生活》、《贵州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等。

陈国钧的著述主要有：《贵州苗夷社会概况》、《贵州省的苗夷教育》、《石门坎苗民教育 》、《贵州苗夷语发凡 》、《苗夷族妇女的特质》、《苗夷族中的摇马郎 》、《苗族吃枯脏的风俗 》、《 苗族的放蛊 》、《苗寨中的乡规 》、《生苗的人祖神话 》《生苗的食俗 》、《安顺苗夷岁时志 》、《苗族的工艺—纺织与绣花 》、《都柳江苗夷的分布 》、《北盘江苗夷的分布 》、《清水江苗夷的分布 》等。

他在贵州搜集到几千首歌谣，从中选择出一千首编成《贵州苗夷歌谣》，厚厚的一册。

杨汉先的著述主要有：《苗族述略》、《大花苗名称来源》、《大花苗的氏族》、《大花苗移入乌撤考》、《大花苗歌瑶种类》、《威宁花苗歌乐杂读》、《黔西苗族调查报告》等。李植人的著述主要有：《苗族放蛊的故事》、《青苗的婚姻习俗 》等。

梁聚五的著述主要有：《苗族发展史》、《苗族在反清斗争中前进》等。1944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吴定良担任主任。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范围包括边疆各民族之源流与支派的问题、种族心理的各项研究、种族生命统计的各项研究等15项。出版有《人类学集刊》（年刊），《人类学志》（不定期刊物），《人类学年报》（年刊），他们研究的课题其中有：“安顺坝苗之体质”、“西黔小花苗之体质”、“西黔水西苗之体质”等。

还有任美锷的《黔南苗族调查纪略》，检曙峦的《贵州苗族杂谭》，邓平严的《贵州苗族的社会》等。

胡庆钧主要研究四川苗族，他的著述有：《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藏苗两区采风记》、《川南苗乡记》等。《汉村与苗乡》是作者20世纪40年代在川南、滇东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村落状况，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状况，读者可借此了解到当时人们的营生手段，处理纠纷的方式，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王兴瑞研究海南岛苗族，他的著述主要有：《海南岛之苗人》、《琼崖岛民俗志及其他》(与岑家梧合著)、《王兴瑞学术论文选》等。

岑家梧前期研究海南岛苗族，中山大学迁昆明后，研究云南苗族。主要著述有：《云南崇明县花苗调查》、《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西南民族文化论丛》、《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西南民族的身体装饰》、《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洪水传说集》、《琼崖岛民俗志及其他》(与王兴瑞合著)以及《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图腾艺术史》等。

此外，还有张敷荣的《苗族之特点》、《苗族之种类与习俗》、觉迷的《苗疆风俗志》、刘锡蕃的《苗荒小记》、马长寿的《苗族之起源神话》等。

张永国、史继忠选择民国年间的部分苗族研究论文，编辑成《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铅印为内部参考资料。

3、当代人对苗族的科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对苗族进入了科学研究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成果由发掘整理和科学研究两部分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党和人民政府就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苗族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整理。在抢救整理的基础上，一大批苗、汉以及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对苗族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科学的求证和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苗族居住的省、市、区和大部分地、州、县、市，纷纷成立了苗学研究会，对苗族展开了系统的全方位的科学求证研究。

对苗族文化进行发掘整理的成果主要有：《苗族古歌》、《苗族史诗》、《苗族古老话》、《中国苗族古歌》、《西部苗族古歌》、《苗族古歌古词》(上、中、下)、《苗族大歌》、《乌蒙苗歌》还有“七五”期间实施国家文化建设项目重点工程之一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苗族居住的省、市、州、县，都普查、搜集、整理和出版了该地区的《苗族民间故事集成》、《苗族歌谣集成》、《苗族谚语集成》等。

对苗族进行科学研究的著述主要有：《苗族简史》、《中国苗族通史》、《苗族源流史》、《苗族历史探考》、《中国苗学》、《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苗族文学史》、《苗族文化史》、《苗族文化研究》、《苗族四月八》、《清代苗族起义》、《盘瓠研究》、《苗楚文化研究》、《中国苗族巫术透视》等。

当代对苗族考察研究的论文、调研报告更是不计其数，登载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报刊杂志上，无论是其广度或深度都是前所未有。

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几部著作：

《苗族简史》

苗族历史一本通

《苗族简史》，这是一部奠基之作，它是《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的一本。集中了一批苗、汉及其他民族专家，从1958年调查编写到1985年出版，历经27年，三易其稿，全书由前言、十一章、大事年表、编后记四部分组成，主体是第一至第十一章。它运用大量资料论证了苗族与古代“九黎”、“三苗”和“南蛮”的渊源关系，理清了苗族历史发展的脉络。这之后的苗族史研究，都没有脱离这一框架。它使中国学术界对苗族的发展历史逐步或基本形成共识。本书获贵州省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

《中国苗族通史》，这是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伍新福教授独立完成的，分上、下两册，共90余万字，历史图片60幅。该书是作者根据历史文献、考古发掘、苗区实地调查等多种资料，在数十年的研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是中国迄今而止，由苗族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最全面、最系统的、纵贯古代和近现代的中国苗族通史。

《苗族古歌》五卷全

《《扫码品读

卷一·湘西卷（东部）

卷二·黔东南卷（中部）

卷三·广西卷（西/中部）

卷四·黔西北卷（西部）

卷五·川南卷（西部）

全书从民族源流形成和族称演变，迁徙运动，经济发展，政治沿革和社会变迁，起义斗争，到文学、艺术、教育、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对苗族数千年的历史作了系统、全面、充分的论述和阐明，并总结了苗族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独到。它结束了苗族没有自己民族通史的历史。本书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

《世界苗族迁徙史》，这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朝江研究员独立完成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成果简介被国家社科规划办收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三辑。本书运用大量考古资料、文献资料、苗族心史传说资料，研究论证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以及他们逐鹿中原、转战南北的情况，考证东南亚半岛的苗族，是明末至清朝时从中国迁徙出去的。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印支局势变化，老挝10余万苗族又迁往世界各地，苗族由中国的一个民族演变为世界性民族。本书获贵州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这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石朝江研究员和贵州财经学石莉同志共同完成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闪烁在苗族“古歌”、“史诗”、“古老话”、“理歌”、“理辞”、“佳理词”、“议榔词”、“巫词”以及传说、故事、寓言、格言、谚语中的哲学社会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提炼和提高，对苗族的习惯法、宗教哲学、军事哲学、科学技术的哲学意义以及文人的哲学社会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挖掘。形成了32万字的学术专著。本著作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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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这是苗族女学者，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张晓研究员经过多年田野调查而完成的。该著作突破传统模式，采用通俗笔法，首开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之先河，各方面反响较好。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一等奖和贵州省社科二等奖。

《苗族生成哲学研究》，这是湖南湘潭大学雷安平教授主持完成的。它发掘和研究了苗族古老的生成哲学。其基本思想是“三位一体”和“一分为三”论。“三位一体”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各薄港搜、搜媚若和玛汝务翠三大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分为三”论认为，事物主于能量，基于物质，宣于良好结构。即认为，一切事物都必须通过“三大要素”的相资、相制、相征和相夺的生成关系而变化，并阐明事物生成有“生成难全”、“生成胜负”、“生成增多变好”三大结局。这是苗族有别于其他哲学思想的理论。

人类由愚昧而野蛮而文明、而高度文明，这是规律。研究由个别的粗浅的而协同的深刻的、而全面的系统的，这也是规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的支持和倡导，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苗族科学考察和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或研究队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外国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

1、外国传教士、旅行家、军人对中国苗族的考察与研究

早在公元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来到中国，他先后游历了新疆、甘肃、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以及北京等广大地区，在其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第一次将中国的苗族介绍到国外。

葡萄牙耶稣会土德·马盖兰斯，于1640年来华，游历了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其《中国新纪实》一书中，对贵州、云南、四川及广西苗族的文化、习俗均有记载。

法国探险家加尼埃，于1868年由越南进入中国，经云南大理到长江直达上海。1873年所著《在印度支那的旅行调查》，书中附有苗族彩绘图。

英国伦敦教会宣教师洛克哈特，1838年作为医疗传道被派遣来华，先后在上海、北京开设医院。在1861年所著《关于中国的苗人或土著居民》中，对苗族的人种、风俗习惯等都有详细介绍。

布勒契斯顿，英国军，1860年参加中英战争来到中国。首在扬子江上游作测量，并对苗族进行研究。1862年所著《在长江上五个月》，他认为苗族不属于蒙古人种。他对苗族的有关论述对欧洲一些学者颇受影响。

埃得肯斯，1848年以伦敦教会特派员身份来到上海，1861年在天津传教， 1870年著有《苗族的方言词汇汇编》、《苗部落》等。他认为苗族语言属印度支那族，其单词与越南、泰国、柬埔寨、克伦族等语言相比较颇有关系。

利特尔，英国商人，旅行家，1859年来中国。1888年著《通过长江咽喉——在中国西部的经商和旅行》、《穿兰袍人的地方》等。在其著作中对苗族风俗习惯等有详细记叙。

布里奇曼，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后来成为美国政府外交官。1830年到广州，1832年创办《澳门月报》，自任总主笔。1859年布里奇曼将《黔苗图说》译成英文，他著有《苗子简述》等著作。

威廉斯，美国传教士、语言学家，1833年来华传教并担任美国布道团印刷师。1848年所著《中国》一书中，记有贵州、云南、广东、广西各省苗族的情况，他认为“苗子”意为犁田之人。

19至20世纪，外国传教士、旅行家对苗族的考察研究又更加深入了一步，尤其是许多传教士长期传教生活在中国，他们对苗族的考察研究趋于较全面、系统。

比如，柏格理，英国传教士，研究苗族的著作主要有：《苗族的故事》、《在中国难于进入的角落里》、《云南北部的碉堡》、《云南北部见闻录》、《未被踏查过的中国地方》、《柏格理在中国》等。

|柏格里

葛维汉，原名大卫·格拉汉姆，对苗族的研究著述主要有：《川苗的歌曲和故事》、《四川省的宗教》、《四川苗族的宗教与习俗》、《四川苗族的故事与歌谣》等。他搜集了700多个用汉文记录的民间传说或歌谣。

葛维汉说：“我收集的故事和歌谣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丰富的思想和内心生活，理想和愿望。使人们从中了解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文化群体的主要原因，以及原始的思想和状况。”

萨维那，法国传教士，著有《苗法词典》(1917)；《苗族史》(1924)等。克拉克，英国传教士，著有《在中国西南部落中》、《贵州省及云南省》、《长江流域和流域外的一些苗族地区的旅行报告》等著作。

2、外国学者对中国苗族的考察与研究

早在18、19世纪，一批国外学者即开始研究苗族。比如，法国语言学家得韦利阿，1860年作为翻译见习生来到中国，他懂汉语，通晓蒙古、女真等语言。

1881年著《倮倮和苗族》，书中记有不少关于苗族的情况并附插图。他引用苗族的文字与彝文相比较，这是欧洲最早认为苗族有文字的记载。

布林顿，美国人类学家，他与摩尔根同是美洲印地安人民族学研究的创始人，他一生写了23部著作和200多篇论文。他认为苗族与彝族是黄河、长江的土著居民，后被汉族征服或放逐。主要论著有1868年《新世界的神话》、1890年《种族与民族》、1897年《原始民族的宗教》等。

佩舍尔，德国地理学家，1874年所著的《民族学》一书，提出我国西南部高原上的苗族是该地的土著，属掸族，与柬埔寨及东京府的越南人相同。

米勒，德国博物学家。他早期认为苗族即为土人之意，属于掸种族，汉族西来之前，苗族早已居住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后来他又认为苗族不属另一个人种，而与汉族同种。只是与掸族有所关联，主要著作有1879年著的《普遍人类学》等。

德尼克，俄罗斯人类学家，1886年著《若干人类猿的解剖和胚胎的研究》，1883年著《卡尔梅克族的研究》，1883年著《基里亚克人》，1890年著《世界的种族和民族》。他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中国苗族的论述。他认为苗族就其习俗来看，应属掸民族之系属，但他又认为苗族应属藏族系，认为中国领土内除蒙古人外，都属这一族系。

拉策尔，德国地理学家。在1886年著的《民族学》第三卷中，对我国苗族及西南少数民族有不少论述。德·卡特勒法热，法国博物学家、人类学家，在1889年所著的《人类种族通史》中，记有对苗族的叙述，并有附图。韦尔努，法国人类学家，他在研究世界人种分类时，把苗族列入高加索人种。认为苗族异于汉人或蒙古人种而与雅利安族类似，是来自中央亚细亚，甚古人种之孓遗。他的著作《人类的种族》颇为详细地记载了关于苗族种族特征以及族源、名称等情况。但其有关苗族体质特征部分，是以英国军官布勒契斯顿所著的《在长江上五个月》的资料为基础。

20世纪降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传递迅速，交通便利，使地球变得小了起来。一批国外学者来到中国对苗族进行专题调查和研究，还有一些人借鉴他人资料进行研究，出了一大批理论著述和专著。

比如，鸟居龙藏，日本人类学家，他于1907年出版了《苗族调查报告》。该书一出版，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轰动。20世纪四十年代，《苗族调查报告》一直雄观论坛，成为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的权威著作，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典范。他涉及到苗族的研究论著还有《东部黥面番语与苗族语言之比较》、《极东民族》等。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

格迪斯，澳大利亚人类学家，他著于1956年的《中国的中央民族学院》，1967年的《部落研究中心》，1976年的《山地的移民一泰国青苗的文化生态学》以及《东南亚部族、少数民族和民族》等，对苗族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他通过自己长期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 “世界上有两个灾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

伊茨，原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民族学、人类学教研室主任，1968他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南方民族起源壮、苗和彝族民族史纲要》。他专论苗族或涉及到苗族的专著有：《关于贵州中国人的一个民间口头创作题材》(1959)；《苗族》(1960)；《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馆藏越南苗瑶(曼)服饰》(1957)；《苗瑶与蛮的族属关系》(1959)；《东亚南部民族史》(1972)；《争取独立的斗争是中国南方民族在清代统治时期民族发展的因素》(1972)；《亚洲各民族史》(1972)等。对苗族有较为系统的研究。

白鸟芳郎，日本民族学及东洋史学家，研究有关我国苗族和瑶族的著作主要有：《华南文化史的构成——以民族系谱及种族文化为中心》(1917)；《评皇券牒关于盘瓠的传说——瑶族的种族史及移动路线的记录》(1972)；《瑶人文书》(1975)等。

张琨，美籍华人，主要从事苗语、瑶语的比较研究以及佛经的梵语、藏语的比较研究。著有：《论苗瑶语声调系统》(1953)；《广顺夷苗的记音》(1957)；《原始苗瑶声调构拟》(1973)；《苗瑶语比较研究》(1974)；《中国境内非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发展》(1974)；《原始苗语的词首》(1976)等等。张琨先生系美籍华人，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具有优势，尤其对苗瑶语言具有较深的研究。

布克莱尔，德国人类学家，著有《贵州省的大花苗》，书中附有《云南省大花苗的一个村庄》(1954)；《中国西南部贵州省的九个部族的文化特点》(1956)；《黔东南苗族文化结构》(1960)；《海南岛的“苗”》(1961)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路易莎博士，一介书生，一个女儿家，为了研究苗族，她只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从遥远的西半球拿到东半球的苗岭大山来做。她在贵州千户苗寨西江一待就是三年。

她拜苗族阿妈为干娘，穿起了苗装、喝起了米酒、跳起了苗舞、学会了苗语、讲起了苗话。苗族干妈给她取了一个苗族名字叫“阿娜”。

寒来暑往，三度春秋后，1988年在原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上，她一经公布自己在中国贵州省雷山西江数年“田野作业”的果实—《贵州苗族文化的复兴》的学术报告，立即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

3、苗族移居东南亚及西方后的考察与研究

众所周知，东南亚(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苗族是明清时从中国迁徙出去的。1975年，老挝局势发生变化，十数万苗民聚集到泰国寻求避难，后来在泰国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的安排和帮助下，先后移民到美国、法国、圭亚那、德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家。苗族移居世界各地的客观事实，为国外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最为直接的材料。苗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民族，对苗族的研究就具有了典型的国际性多元意义。

(1) 对东南亚苗族的考察与研究

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越南学者林心的《苗族的迁徙史及其族称》，他把苗族从中国迁入越南分为三个时期：

最早的一次迁徙，是发生在17世纪到18世纪初，贵州苗族在反对“改土归流”失败后，有80多户苗族陆续辗转迁到了越南，他们主要定居在越南河江省的同文县境内，以陆、江等姓氏的居多。

第二次迁徙发生在1796年至1820年间苗族乾嘉苗民起义失败后。这次迁徙延续了9至10代人。

第三次迁徙发生在咸同苗族大起义失败以后。当时，一些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苗民在遭到镇压后开始南迁。这次迁徙延续了6至7代人，迁徙人口达10000人之多。迁入的苗族最主要来自贵州，也有的来自云南和广西。越南学者吕文庐主编的《越南少数民族概况》，书中说：“从历史来源看，我们初步认为大部分居住在广平以北的各少数民族都来自中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些民族迁入才300年，或迁入才3代，如苗族、侬族等。”

他强调指出：“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作者，陈智惟。《老挝及其胜利地反对美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作者，富米·冯维希：《动荡年代与坚忍民族》，吉恩·米乔德编。据《泰国年鉴》说：“苗族约在1890年开始进入泰国。他们在此以前的移动和由来并不清楚……在许多有关苗族起源的神话里反映出他们与汉族的密切关系，苗族与汉族被视为兄弟民族。苗族逐渐向南移动。”

还有罗伯特·库柏的《老挝苗族大规模迁出及重返的经济原因》，杨能的《泰国苗族现状与未来》，莫当的《苗族史》节选，(1978)，杨沫丁的《老挝苗族的历史》，塔普的《老挝苗族难民的文化变革》等。

(2) 对西方国家的苗族的考察和研究

苗族被迫从东南亚迁居到西方世界后，便成为这些国家的新移民。首先是他们的生活碰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语言交流、就业安排、文化教育、信仰冲突、健康状况、婚姻丧葬、文化适应等等。

西方国家对这部分迁居苗族的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研究的针对性、实用性，以理论成果指导苗族实践，旨在解决苗族离开东南亚后在西方这全新的生存环境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许多国家尤其是接纳苗族移民的国家的一些大学、研究中心、学会、协会，难民安置机构等都争相将苗族问题列入自己的科研计划。

比如，1981年10月在明尼苏达大学召开的第一届西方苗族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苗族在西方》。1983年11月召开的第二届西方苗族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苗族的变迁》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苗族移民西方后，涌现出一批苗族自己的专家学者，他们对自己民族的研究更为深入。

|美国苗族教授杨扣

比如，《战后时期的苗族大流散》，这是移民美国的杨扣先生所著，他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斯坦尼斯劳斯分校的苗族教授。他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苗族迁徙西方国家的情况进行了专题研究，用英文撰写登载在《亚太移民杂志》2003年第3期第12卷。杨扣教授的著述让我们了解到了苗族移民西方各国的人口分布及生活就业状况。

综上述可看出，中外人类学民族学比较重视对苗族的考察和研究。从古至今， 从前几个世纪到现当代社会，有那么多的人研究她，记录她，考察她，这足以说明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人因为研究苗族而一举成名。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加强了学术交流，使苗学研究专家有更多的机会相互交换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开展必要的学术讨论，在广阔的学术环境中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中外苗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外对苗族的考察和研究必然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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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阿毛56民族人物画家、部分网络

文字来源：石朝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