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子

　　近两年，伴随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鹤唳华亭》《大宋少年志》《清平乐》等一批制作精良的宋代古装剧的播出，渐热的宋文化主题愈加进入文艺话题的中心。仁宗朝是一个文人辈出的朝代，“唐宋八大家”里宋代的六位就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共领文艺之先，同作传世诗文。

　　六人之中，眉州苏轼是尤为重要的一位，实为文坛领袖。并非因为他深获大儒欧阳修和梅尧臣青眼，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后凭诗文名动京城，也不是因为元丰二年（1079年）著名的“乌台诗案”，他受到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攻击，被贬黄州，后经几度宦海浮沉。真正让苏轼在北宋甚至后世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卓越而独特的原因，在于他对个体生命的真诚解读与实践。

　　宋代文学研究专家朱刚在新作《苏轼十讲》中，以涉及创作、官宦生涯和个人生活的十个主题，结合精炼而丰富的史料，深度再现了苏轼虽然坎坷，却无限精彩、最终几乎达致完善的人生。

《苏轼十讲》 朱刚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自由个体：春来何处不归鸿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 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次韵法芝举旧诗》

　　苏轼在他的诗词中，常以“鸿”自喻。《苏轼十讲》中的第一讲，便解析了苏轼诗词中的“鸿”。“飞鸿”指的是应和季节变化南渡北归的候鸟，对应诗人自己，就是他几经流转的人生写照。

　　嘉佑五年（1060年），苏轼开始了他的仕途。在去凤翔（今陕西宝鸡）赴任的途中，他写下了第一首以“鸿”自喻的诗。“雪泥鸿爪”的意象，描绘了个体在时空中的真实状态，这是真实性与偶然性的交织。书中将北宋义怀禅师“雁过长空，影沉寒水”的意象与苏轼的相对照，认为两者虽然相似，却仍有禅意和诗意的区分。“禅意是说空幻、说无常；诗意却正好相反，说虽然人生无常，在这世上的行踪也偶然无定，留下的痕迹也不可长保，但只要有共享回忆的人，便拥有了人世间的温馨。”（《苏轼十讲》）人生在世，如候鸟在雪地上留下的爪印，虽有存在过的证据，但终归要漠入大荒世界，令有情之人伤怀。

　　到了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人生的终点，苏轼奉旨从海南返回朝廷，途中遇到禅门友人法芝，留下了“春来何处不归鸿”的诗句，这是他在诗里最后一次写到“鸿”。归来的候鸟看似预言着旅途的终结，实际上却是积极而喜悦的，因为诗人在这时看到了回归的希望，总算能结束颠沛流离的一生了。苏轼是一个真正四海为家的人，常在贬地筑屋，安然客居异乡，若非内心真正旷达之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候鸟飞还当然是好事，而不执着于某个确定的故乡，以天下为家，在超脱之中，更是还了自己一份真正的自在与幸福。

　　“从‘雪泥鸿爪’到‘何处不归鸿’，意味着从悲观中解脱出来。”（《苏轼十讲》）在或成或毁的人生际遇中，时常保有一份洒脱与释然，这是造就苏轼平生创作的精神底色。

　　禅意人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无论是人比黄花瘦的婉约，还是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豪情，或许都得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佳境。“一曲《定风波》，并不是因为熬过了风雨而骄傲，也不仅是对风雨安之若素，而是一笔勾销，并无风雨。”（《苏轼十讲》）此番评价可谓一语中的。禅家讲究开悟，而在艰苦卓绝的智性活动之后，要求的却是破执。

　　苏轼在禅门被归为临济宗黄龙派，与僧人、道士有着频繁而深入的思想交流。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从黄州（今湖北省境内）去往汝州（今河南省境内），一路沿着长江舟行，到了江西。在庐山北麓，苏轼并未游览胜地，而是先去筠州与弟弟苏辙相会，之后才登上了庐山南麓，与庐山东林禅寺常总禅师论道，并获得了开悟。庐山诗偈中，一句“不识庐山真面目”，既不是自我认知的结果，也并非反思之下的思辨，而是打破了主客区分之后的圆融，而随后的“只缘身在此山中”，是自我解惑，更是自我接纳。

　　苏轼思想中超然的基调，以前人韩愈的眼光看来，并不是艺术创造应有的态度。因为，“对于得失都不肯放过，才能感受世间的不平，郁积于心，不平则鸣，那才有艺术创造”（《苏轼十讲》）。不过对于苏轼来说，这些都不构成问题。因为他将个体的思想解脱和无挂碍放在首位，艺术创造对他来说，如同释家将“法”比作应当被舍弃的船筏，是个体走向自由的通道。

　　《苏轼十讲》通过对苏轼一生的文学性综述，向读者呈现出了一个更为深邃且真实的诗人。在完美融入诗歌与书法艺术的“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中，我们对苏轼的才情可以有更生动的领略。

苏轼《寒食帖》

　　此贴作于元丰六年(1083年)，也就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文字中的悲情与孤独，在直率而起伏跌宕的书法线条中展露无遗。可以说，即使仅仅从图像的角度，观者亦能从中读出写下这129个字的人，心中的况味。《寒食帖》文本的含义，非得结合倾注在每一笔书写中的无奈、悲痛与决断来体会。而在书写之后，沉重的诗情悬置成了个体生命之外的东西。对后人来说，把握作品与诗人之间的这种自不觉的悬置，或许可以建构出一个更为完整的苏轼。

　　（作者系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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