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梅花诗帖》（见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梅花二首》作于元丰三年正月二十日，而《梅花诗帖》作于元丰三年二月十日酒后，并且只书写了其中的第一首。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梅花诗帖》为初到黄州后所作，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苏轼唯一留世的大草作品。书作共6行,28字，前两行平稳自如，后几行笔势突变，飞动如脱缰之马，开阖如钱江潮涌。尽管开首两行还是“行意”重于“草意”，但通观全篇，总体上看是草书意趣，尤其“飞雪”“关山”四字飞动的草书笔意在其他苏帖中几无出现过。此帖体现了苏轼高操的用笔技巧，表现了作者情感的跌宕起伏。书法,书法家.

苏轼早先对唐人草书一度存有偏见，对张旭、怀素的狂草亦无好感，曾于《题王逸少帖》云：“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

苏轼并不推崇狂草书体，在他看来，狂草书体只是人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一种险怪之态，不符合书法规范和人格建设的标准。苏轼在《跋怀素帖》中说：“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尧夫（邵雍，字尧夫）不能辨，亦可怪矣。”在苏轼的书论中，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据的“书如其人”言论随处可见，如他在《跋钱公倚书遗教经》中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他在评论文艺界集大成者时，没有把这一尊称给予世所公认的书圣王羲之，而是说“书至于颜鲁公”，这恐与颜真卿之言行为儒家道德之楷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经历了人生的跌宕沉浮，苏轼的人生观产生了巨大变化，艺术思想和艺术观也由此突变。贬谪黄州困顿的路途中突遇“的皪”梅花，苏轼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通过十多天内心思想火花的碰撞，苏轼终于找到了另一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即是草书的表达方式。此帖起手还是行草书体，是苏书贯有的端庄严谨之风格，可见作者情绪还较为平和；但随着情绪波动起伏，第三行起可以看到行草、小草之后，随之转为大草、狂草，字行与结字也越来越大。情感逐渐突破理性的束缚，笔端激起火花，用笔愈加奔放，可谓沉着酣畅，挥洒淋漓；天马行空，气势如虹。随着激情的顶点被定格于“半随飞雪渡关山”，全文戛然而止，没有署名落款及年月，这在苏轼的传世作品中甚是少有，恰如一首悲壮的乐章，意尽曲终，余韵悠长。从起手的低沉到最后的飞扬，如单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风格不够统一，但这正是笔法与情绪剧烈冲突的外化，也是苏轼理想人格与无奈现实激烈冲突的外化。《梅花诗帖》在创作中无丝毫做作，是以真情的自然流露而为的艺术创造，是最能反映情融于翰墨、志发于毫端的书法作品，表达了苏轼亦如梅花，虽“昨夜东风吹石裂”，但依然傲立风雪，决不屈服的顽强意志。正如苏过所说，“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至此，苏轼对草书也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在《跋文与可论草书法》中曰：“余学草书凡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素各有所悟，然后至于此耳。”苏轼一扫晋人笔法，如解开枷锁般让心灵自由地进出“意”的新境界中。黄州虽是苏轼步入人生最混沌、最艰苦的时期，却也是苏轼人生思想、观念、艺术创作之转折点。苏辙曾说：“既而蛰居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

从作品的整体艺术风格和特色而言，《梅花诗帖》不囿于笔墨的规矩、法度，而是任情恣性，任笔挥洒，将笔墨和情感完全融合，个性突显，笔意饱满，整幅作品显现出雄强恣肆的情感张力。

苏轼自视其草书不在蔡襄之下，曾有言：“张长史、怀素得草书三味。圣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谟颇有法度，然而未放，止于东坡上下耳。”甚而自称其醉中作草可比索靖，“与二妙为三”。关于其一生书法成就综合评价，苏轼“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因苏轼草书稀世罕见，因此《梅花诗帖》对于研究苏轼书法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谓苏轼以真书、行书见长，而苏轼《梅花诗帖》的面世，让世人对苏轼的书法艺术将会有新的认识。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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