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一诗写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将周瑜的取胜原因归结为是借了“东风”的方便，并设想如果没有东风，火攻之计就难以奏效，赤壁之战的结果就将改写，胜败双方就要易位，或许二乔将被曹操掳去，深藏于铜雀台上了，意谓东吴与周瑜将国破家亡。其言下之意是说周瑜其才有限，算不得真正的英雄。苏轼则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盛赞周瑜得吴主知遇，于“雄姿英发”、“谈笑”间，大破强敌的英雄气概：“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上片描写古战场壮美景色，气势磅礴，意境雄浑；下片独于“千古风流人物”中择一周瑜，塑造了其英雄形象，颂扬其丰功伟绩。赤壁之战时，周瑜年仅三十四岁，而写该词时的苏轼已是四十七岁了，却仍然功业无成，身世飘零。故而，苏轼于词的节拍中发出了 “人间如梦”的深深感叹。此外，苏轼还写了前、后《赤壁赋》等，黄州赤壁也因苏轼的词、赋而声名远播，被称为“东坡赤壁”、“文赤壁”。

苏轼的扬和杜牧的抑，看似不同，其实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杜牧、苏轼二人所处年代虽相隔近两百年，却也有着破多相似之处：其一，二人都素怀大志，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其二，二人都曾受到朝中权贵的排斥，被流放黄州（即今天的湖北黄岗）。杜牧遭李德裕排挤，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外放为黄州刺史，时年四十；苏轼则因不满王安石变法的激进举措而自请外放，后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后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时年四十有三。因此，杜牧和苏轼都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闲愁”。所谓“闲愁”，源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 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 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失宠女人的苦闷，实际上却抒发了作者对国事的忧虑和屡遭排挤打击的沉重心情。“闲愁最苦”，其实是一种胸怀大志却被摈弃不用的闲置之愁，是最使人感到痛苦的。只不过，由于杜牧平生自负用兵，写诗又喜欢作翻案文章，发唱惊挺，故能“无中生有，死中求活”，出人意料地“独忧当时之败”，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不惜将周瑜说成是侥幸取胜的庸碌之辈，从而抒发了与阮籍“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相类似的感叹。苏轼写词喜欢跟柳永作对，曾自矜“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江城子·密州出猎》），还“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与鲜于子骏书》）。这种豪放超逸之风也必然地反映到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以，苏轼于词中不惜笔墨地塑造了周郎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其尊崇艳羡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伤之情。

所以说，杜牧和苏轼的抑扬周瑜，看似两样情思，其所表现的恰是同一种闲愁，他们借用“周郎赤壁”的故事将之巧妙精致地抒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