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恢复国内经济后，于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以及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至1932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获得巨大成功，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实现了把“苏联由一个任资本主义国家摆布的软弱的农业国家，变为不受世界资本主义摆布而完全独立的强盛的工业国家”的目标[1]。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的计划经济模式，即在公有制基础上，国家运用行政命令的手段，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有计划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截然不同的一种经济模式，而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即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因此，苏联“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并提前完成震撼了世界，尤其是震撼了正陷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当时，国内的主要报刊对苏联“一五计划”进行了及时详细的报道，对苏联人民的勤劳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对苏联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羡慕不已。而反观国内则是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经济残破，民生凋敝，中苏两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素以追求独立富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禁不住发出了学习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呼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关注和讨论苏联的热潮，即所谓的“苏联热”。知识界介绍和评论苏联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向苏联学习，从而像苏联那样 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查阅中国期刊网，不仅没有这方面的专论发表，就是涉及相关内容的文章也不多见[2]。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大公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等报刊为依据，就苏联“一五计划”对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早在苏联“一五计划”开始之际，中国知识界便对它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大量翻译欧美报刊对“一五计划”的报道，而且撰写了许多有关“一五计划”的评论。首先人们认为苏联“一五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次伟大试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之下，如何建设经济，没有先例可循，只能独自开创，别无他途。因此，“苏俄的五年计划上的新经济生活，不单是该国的一大经济的试验，实在是人类全体的经济生活之一大社会主义的试验。”[3]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转载了美国人奥斯丁的一篇文章，其中论述到“五年计划的确是一个很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里包含着很多的事业，他的目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4]。坚冰在同一期《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英美人眼中之苏俄五年计划》一文，则从与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对比的视角肯定了这次试验，“举世正闹失业问题，苏俄今竟免此。登记之失业工人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最大的数目达一百七十四万人，今已减至三十万，现又使此辈报名受工业训练。”“苏俄经济状况尚有一特像，即举世方苦市场充斥，货物滞销，而彼则无销售问题。其所若非生产过剩乃生产不足。”他并对“一五计划”的创新之处进行了总结：①经济理论之大规模试验。“资本主义虽常受人批评，然常以为资本主义虽有过当，如不由利益动机而欲以名计划改革实业制度，则事功未建之前，人类能力已先摧毁，常以此自辩。苏俄今正作此企图。”②苏联作为世界大国，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以命令建设完备工业制度。③苏联人民为实现“一五计划”，“振起全民精神，若对付战争然，牺牲目前利益，以战胜贫穷、愚昧及混乱”。苏联的“一五计划”的实施在经济理论、建设方式、人民动员三方面都算得上一次伟大的试验。

　　在“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人们热切地期望它能成功，并对“一五计划”的实现充满了信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为了抵御日本侵略，国人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加快经济建设，增强国防，做好战争准备。于是，围绕经济建设问题中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由于政治立场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讨论中提出的方案也各式各样。知识界对经济问题的关注自然要引起对苏联“一五计划”的关注。同时，由于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各国，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建设怎么才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覆辙呢?这是知识分子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人们普遍希望苏联“一五计划”能够成功，好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流行有这样一种论 调：即认为“五年计划是乌托邦的理想，苏俄政府已走上经济失败之途”[5]。但与这种论调相反，中国的知识界则认为苏联“一五计划”能够成功，至少也会有部分的成功。骏声在《一个美国人对苏俄近况的略述》一文中写道：“就是那些没有能仔细观察他的真像的人们，也很容易得着一个结论，就是无论五年计划能否完全成功，但终有一部分的成功。依照苏俄政府的野心计划，俄国可以在五年之中，由中世纪一跃而至二十世纪，但是无论如何，至少可以有一部分的进展。”[6]坚冰在《英美人眼中之苏俄五年计划》表示出了同样的看法，“苏俄如能集其财力人力以施行其计划，即不能于四年内成功，而 成于六年或十年，社会主义已算有所建树矣。”[7]曾到苏联进行过实地考察的《大公报》记者曹谷冰也认为“一五计划”的成功是无疑问的，“据我个人观察所得，如果今后两三年中，没有意外的阻碍发生，俄国重工业建设的成功，是没有疑问的，不但可以成功，而且平均计算起来，还会超过五年计划里面所预期的成绩。轻工业建设呢?自然没有如期完成的希望，或者竟会和预期的成绩相差十分之二三，也不可知。不过我们眼看俄国的基本工业不待五年便要成功，在俄国的美德各国工程专家也说 到了一九三三年，俄国重工业一定可以超过预期之目的，所以我不愿意因为俄国轻工业建设的不能如期完成，便说五年计划没有成功的可能。”[8]

　　人们不仅相信苏联“一五计划”能够成功，而且对“一五计划”能够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与压迫，消除了贫富悬殊，人们在生产与分配上是平等的，这就充分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建设热情。同时计划经济体制能够短时期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发展急需事业，这对苏联迅速摆脱落后面貌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杜若所译的《苏联的 科学与政治》一文认为，苏联“一五计划”能够成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无产阶级以主人翁精神投入经济建设。“苏联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统治阶级的地位，他们遂如是的施展他们的精力，如是的表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并如是迅速地发展他们政治工程文化的意义”。二是苏联的“一五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不问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情形，不问是自然环境的还是社会环境的情形，不问是工程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情形”，苏联的“一五计划”都有着充分科学合理性。因此，他认为“苏俄将借用有计划性质的经济，有日渐扩大范围的科学研究，科学与物质的逐渐 联合的生产方法，群众大量施展他们贮藏的精力。用这一切力量，以进行她的工作，不久以后，在世界历史上将有新的一页”[9]。除以上这些原因之外，苏联官员的廉洁勤政也是“一五计划”能够成功的有力保障：“俄国的领袖能够和民众共同享有他们一切所有的，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切的财产，利润，收入；一切的文化，音乐，艺术；一切的闲暇，娱乐与游戏——他们一切所有的，或者只除了权利以外，都与人共享的，他们并不要求特殊的权利，却反使他们自己担负非常的牺牲工作；他们并不请求特别的宽恕，却要得到党员中最重要的处罚。”[10]苏联领袖和党员的这种为民众自我牺牲奋斗的精神，必然会激发起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从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一五计划”的建设。这与国内官吏们的争权夺利、道德沦丧、鱼肉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32年，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候，苏联的“一五计划”却取得了巨大成功，提前一年完成。这震惊了整个世界，也轰动了中国，志远在《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苏俄第二届五年计划之鸟瞰》中以一种惊讶而又欣喜的语气写道：“第一届五年计划在四年中完成的理想，现在居然实现了。接着就是进一步的实行第二届五年计划”。苏联“一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是将苏俄由农业工业国变为工业农业国，其中重工业是工业的中心。“一九三二年度底工业总生产量达37， 500， 000， 000卢布；工业底新投资达12， 000， 000， 000卢布；重工业中作用最大的机器制造业，四年来新投资增加到十倍之多，而机器底总产额在同一时期中增加了三倍半。许多极重要的工业部门，在三年中就完成了五年的计划”[11]。苏联重工业品已基本满足全国的需要，大大减轻了对外国的依赖。在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如果用简单质朴的言语来形容，那就是苏联农业已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造过，从前小规模的技术落后的旧农业，一变而为大规模的技术进步的新农业了。”[12]在社会生活方面，“苏联的工农群众，没有颓废、失望和堕落的情绪，他们都是活波的、勇敢的、坚决的、耐劳的，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孜孜吃吃，以建设新社会为前提，向着他们所祈望的目标热烈地从事建设。”[13]

　　当然，中国知识界在赞扬苏联“一五计划”、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对其暴露的弊端提出了善意批评，而批评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农业集体化上。1929年，为了满足工业建设对原料的需求，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苏联开始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封锁的环境下，苏联要想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需要农业为工业建设提供资本积累，因此农业集体化对“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起的作用巨大。但是苏联在推行集体化运动的过程中，违背了自愿的原则，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威逼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并对富农实行消灭的政策。对此，中国知识界进行了报道和批评：“俄国近发生铲除中农阶级运动，雷厉风行，各地骚然，至少有五百万人将失其生活之途，以是反抗之势甚炽，流血之事颇多。”[14]“在北高加索，去年秋天反抗谷量征收最力的地方，把整个村子的人都放逐到远荒的地方去了。这样整村子的放逐人民，近年来在苏联是不罕见的事情，而且至今这种手段，对于凡是直言无忌的反抗集团化和谷量征收的富农或是农人，随时仍在准备实行。”苏联采取的这种粗暴方式，引起了农民直接或者间接的反抗，“所谓富农曾用种种方法，拼命和苏俄政策相周旋，以抗拒土地的集中并集体的生产方法。他们竟将自己的牛、羊等家畜，扫数屠尽，省得被征发到集体农场，并且把一些马也屠杀了，他们还教其他农民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被屠的家畜，既可出卖，又可充饥，比较被征发到集体农场，于农夫们确属有利益的。”[15]农民屠杀家畜的最直接的后果则是带来农耕动力的不足，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笔名为“警愚”的作者认为，1932年苏联发生的粮食恐慌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集体化运动。他除了谴责集体化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外，还从人的私有观念的角度出发，认为集体化严重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为“一般农人只要有了私有的观念，便有一种自动的奋斗力量，而努力工作，这种努力的工作是在集合农场所见不到的。”“现在农人加入了在完固的经济的而且有时是行政上强制之下的集合农场来，就没有那农场的马匹或是那农场的谷量是属他的观念了，他工作也容易成了懒慢的而无所关心的了。”[16]《大公报》一篇社论则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角度，认为农业集体化难以达到其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盖政治改造易，而经济革命难。君主民主不难期月而易，日暮推翻，独国民经济生活之改革易，非有数十年之涵育蜕化，不能实现其理想之什一。此其说列宁尝亲言之。”[17]从这些批评中不难看出，中国知识界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观察是细致的，提出的批评也较为客观中肯。

二

　　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中国知识界开始对苏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阐述十月革命的重要意义。1919年和1920年苏联两次对华宣言更是赢得了知识界的好感，国内报刊纷纷报道苏联革命后的情形，“走俄国人的道路”成了那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呼声。1924年，在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合作，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掀起了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清党”运动，坚持反共反苏立场，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知识界的“苏联热”也随之沉寂。1927年8月，因中东路路权争执，苏联与东北地方当局爆发冲突，苏军凭借强大的武 力，向中国境内侵犯，东北军战败，损失惨重。12月，东北地方当局被迫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中东路原状，战争结束。同月，中苏断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尽管中东路事件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中东路是帝俄侵华的产物，东北地方当局收回中东路，从本质来说是维护国家权益的正当行为。在该事件中，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行为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慨，“仇苏”情绪在知识界中滋生蔓延开来。查阅这一时段的报刊杂志我们便可以发现，中东路事件后，知识界多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苏联，对苏联的认识大多是负面的。

　　然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再次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苏联的关注。继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知识界出现了新的一轮“苏联热”。那时，以苏联为主题的报刊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如1930年《俄罗斯研究》月刊创刊， 1931年10月《苏俄评论》月刊创刊， 1934年《中国与苏俄》创刊。《读书杂志》3卷7期设“统制经济特辑”(1933·9·1)，《申报月刊》第2卷第8号设“苏联研究”专题。就连一向保守，以“无偏无党”为宗旨的《申报》也刊登了许多有关苏联的文章，并于1932年1月25日开始在“专论”一栏中连载了数篇《苏联论》。恪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主义”训条的《大公报》也大谈苏联，还把《苏联五年计划成功史》誉为“记者不可不读”之书。《东方杂志》、《益世报》、《时事月报》、《独立评论》、《国际》、《国闻周报》、《生活周刊》等影响较大的报刊杂志均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苏联的专论。30年代初几乎没有哪种刊物不谈论苏联，不发表有关苏联的文章，谈论苏联已成为一种时尚。据笔者对当时影响较大的18种刊物的很不完全统计，有上百名的学者在这18种刊物上发表过介绍和评论苏联的文章(包括译文)371篇(详见下表)。

概而言之，这些介绍和评论苏联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苏联政治制度的介绍和评论。有人认为苏联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度，与资本主义少数财阀垄断的民主不同，苏联实现了一种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劳动人民在辛勤劳动的同时，享受着最广泛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占据苏维埃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与农人却获得在革命前从未准许的许多权利与自由”[18]。《东方杂志》一篇文章把苏联的政治制度看成是“世界历史上最澈底最真实的民主”[19]。《国闻周报》认为苏联政治制度的目的在于“努力造成一种社会环境，使各个人有平等之机会，发展其个性之可能”[20]，这是苏联一切政治的中心。有的人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优越是苏联“一五计划”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方杂志》的一篇通讯对苏联作了更全面的肯定性评价：“苏联自实行五年计划之后，较帝俄时代，已经跑前了一百多年。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成为工业化，已能独树一帜于世界，实非偶然所能奏效。”概而言之，“政权统一”、“领袖清明”、“人才集中”、“有计划”、“有毅力”等“五点构成了苏联成功的要素”[21]。就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也认为苏俄社会主义是民主政治的新发展，是一条与英美民主主义不同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22]。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他写道：“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了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志士仁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奴才吗?我们试看苏俄现在怎样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的努力(参看《独立》第一二九号西滢的《苏俄的青年》，和蒋廷黻的《苏俄的英雄》)，就可以明白这种人生观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了。”[23]

　　饱受内忧外患之痛的中国知识界对苏联政治体制的赞美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用《东方杂志》一篇文章的话说，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信仰是已经死亡了”，没有人现在还“愿为议 会制度而捐躯”[24]。而与此同时，苏联“一五计划”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也增强了世人对苏联政治体制的关注。在资本主义暗淡、社会主义彰显的思想背景下，对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苏联的政治制度比欧美的政治制度更具有它的吸引力。

　　其次，是对苏联外交政策的介绍和评论。为了给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顺利实现“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任务，苏联在外交上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努力缓和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紧张关系，并相继签订互不侵犯条约。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和平外交所取得的每一 成就，如美苏复交、苏法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加入国联等都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英法主导下的国际联盟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于1933年6月召开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因英法美等国矛盾重重，会议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社会主义苏联则借这次会议召开的机会，大力宣传“一五计划”成绩与和平外交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东方杂志》对此予以赞扬：“各国代表虽将在伦敦会议中毫无所获的怅然回国，但有一国完全例外，而反满载归去，这一例外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在伦敦会议中，苏联代表非惟解除了这几个月来英苏间的极端紧张关系，开启了美苏复交谈判之门，而且还与其西邻诸国缔成多边不侵略公约，筑成坚固的保安防线，使中东欧的浓密战云暂时消散，这后者的成功，实更在苏联和平外交史上增添光辉的一页。”[25]对于苏联和平外交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有着深刻见解：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冲突的加深，使他们的反俄联合战线不得不破裂”；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国内部改造的成功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轻视苏联”。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态度“由仇视一变而为联络”[26]。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苏联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瓦解了资本主义反苏联合阵线，确保了本国安全。知识界深刻地认识到苏联和平外交成功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苏联五年工业化计划四年就完成了，她的经济与国防的力量，比五年计划未实施前几乎增加了一倍。这实力的增进，使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提高，她的和平政策，也突然开展了”[27]。只有国力充实，才能有强大的外交，弱国无外交。中国的贫穷落后才是导致外交上处处受制于人的根本原因。

　　20世纪30年代初，德日两国实行法西斯专政，奉行武力扩张政策，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苏联和平外交政策对于缓和紧张国际形势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这一认识，知识界称赞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支柱，这种观点于媒体对美苏复交与苏俄加入国联两事件的报道中充分体现出来。《东方杂志》认为“美苏复交本是普通的外交关系的恢复，无可惊奇的，不过在国际形势极行严重，远东战争不可避免之际，此举是极重要的关系的。远东形势也许能因美苏复交而暂时和缓一下”[28]。《益世报》对美苏复交表示欢迎，“夫此一东一西，代表世界两种极不相容之主义之美俄两大国，邦交之断绝，迄今已十六年。自东三省事变发之后，此两大国者，均同有不安之感，于是复交声浪，随即起于双方，宣传近两年矣，迄至今日，乃告厥成。吾人姑不问两国人民之欢欣如何，就史家之立场观之，此实为世界一大事，不容不大书特书者。”[29]胡适也对美苏复交大加赞赏，他认为美苏两大国的携手，“在全世界和平的保持上，确有很大的权利；因为这两个国家各有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互相用精神上的援助来维持和平，应该可以使野心的军阀国家稍稍敛戢他的暴行”[30]。人们热烈的期盼美苏复交能够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至于苏联加入国联，知识界称赞其为30年代世界和平事业的盛事。《东方杂志》连续发表文章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其中有《苏联与国联》、《苏联加入国联》、《苏联加入国联的检讨》、《苏联加入国联的意义及其影响》、《苏联入盟与国际形势》等，这些文章中对苏联入盟一致赞扬，“酝酿很久的苏联加入国联问题，现在已成为事实了；占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积，拥有人口一万万八千万的人的苏联，现在是成为国联会中维持和平的柱石了。”[31]“现在举世瞩目的唯一大问题，莫过于苏联加入国际联盟这回事了。这不仅是苏联与国联的直接关系，实是整个世界的安危关系，自然影响于欧洲各个国家，更直接影响于亚洲我们的强邻——日本”[32]。知识界希望苏联加入国联能够稍稍缓解远东紧张局势，限制日本的侵华野心。早在苏联加入国联前夕，胡适便乐观地认为苏联加入国联能够把“新鲜的理想主义和新鲜的勇气灌输进那个最近受了重伤的国联，使他重新鼓起精神来，使那个十三年世界共主不至于一蹶不振，使那个本来规定有制裁的盟约不致真成废纸”[33]。

　　再次，是对苏联社会生活的介绍和和评论。20世纪30年代初，知识界对苏联社会生活的报道与评价多持赞美之词。例如：在妇女生活方面，知识界认为苏联妇女的地位较十月革命前有了较大的提高。十月革命后，苏联妇女权益受到法律和宪法的保护，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权利、工作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妇女政治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一过十八岁便立刻有选举权，条件和男子一样。……并且有与男子平等的参加工会及合作社的权利，和平等的被选举权。一切职业和地位对两性同样开放。”[34]关于儿童，“世界上任何一国对于儿童所负责任的程度，没有像苏联的重大。儿童物质上的供给，概由社会保险法定一范围。儿童的训练则可由托儿所学校担任。”这种教儿童训练制度赐予儿童更丰满、更健全的生活[35]。关于家庭生活，苏联“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充满了美满的，愉快的家庭生活，夫妻各能独立谋生，智识程度亦相差无几。有了婴儿，可交托儿所、幼稚园代为抚育，吃饭 有公共饭厅，洗衣有洗衣公司，这些家庭杂务已渐趋社会化，无需妇女操作了”[36]。关于苏联的青年，曾被鲁迅批评的陈西滢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进行专门介绍，说苏联的青年“是苏俄的新贵族”，“在物质方面，他们享受许多优先权，在精神方面，他们自命为新国家的柱石……他们头脑里没有饭碗问题，他们进学校是学某种技能而且常常是某一工厂或某一职业为了某种需要而送他们进学校的”[37]。关于苏联的教育，苏联教育是“计划着去迎合苏联人民的需要的”，刚刚从旧社会摆脱出来的苏联人民“统统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改造计划中的一分子。他们每个人都怀着有热情的求知 欲，全在追求着一个较高的教育程度”[38]。就连莫斯科的夜生活也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和赞誉，“夜里路灯华盖的回光，焕彩辉煌，如同白昼；雄纠纠的工人活泼泼的姑娘塞满街道，多如过江之鲫。一出门口就可以看到崭新的电车和汽车。蹒跚不前的马车，现在已经完全淘汰了。醉醺醺酒汉之叫喊，已为乐融融的音乐跳舞团所代替了。”[39]在中国知识界看来，苏联的社会生活是那么的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都在有序开展，到处散发着勃勃生机。而反观国内则战乱无休，自然灾害频繁发 生，土匪侵扰不断，农民失去了生计，颠沛流离，到处呈现出一幅破败的景象。这种巨大的反差，更增加了广大知识分子对苏联的钦佩和羡慕。

三

　　知识界介绍和评论苏联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向苏联学习，从而像苏联那样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往往把落后的中国与刚刚通过“一五计划”而走上富强道路的苏联进行对比，借以增强人民的忧患意识，促使国人停止内争，励精图治，建设强大国家。1931年10月10日，《大公报》登载的《民国二十年国庆辞》中论道：“吾人回首二十年来之民国，深痛夫今日之严重国难，皆过去不努力之所致。夫二十年之岁月，不为短矣。不观夫欧站受创伤之各国，不十年而恢复，而充实!不观夫苏联，五年之间，建成国防工业!二十年来之中国，一言蔽之，虚度而已”。所以知识界在大力地介绍、评论苏联时，介绍、评论得最多的是苏联取得成功的法宝——计划经济。“近来国内的学者又由宪法与约法的请求转到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的献议了”，由此可见“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又变为时髦语了”[40]。不仅民间讨论计划经济，就是国民党上层人物也十分注意计划经济， 1933年，宋子文自欧美考察回国，提出“以国民经济为中心，厉行统制经济”的主张[41]。用丁文江的话说：“现在最流行的口号要算是‘统制经济’!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42]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思潮。

　　当然，除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外，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兴起还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加强经济干预有关。中国知识界对这一情形也有着敏锐的观察。笔名为“克己”的作者认为，现代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有两种类型：一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统制，它以社会为中心，依据预定计划，统制国民的生产与消费的一切生活。二是意大 利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统制，它是以营利经济为基本，依据国家权力的发动实行总体的经济统制。无论是苏联，还是资本主义各国都在实行统制经济，只是所实行的前提不同，前者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后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事实已经证明苏联式的统制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它却很难成为资本主义救治经济创伤的灵丹妙药[43]。另一位名叫“叶作舟”的作者也同样认为，资本主义下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非但不能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而会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下是积极的，但在资本主义下却是消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以竞施计划经 济，即为弥补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所发生之缺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全是一种消极的救济策罢了”。因而，资本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只能带来两种相反的结果，即“(一)抛却了从前的自由主义而代以干涉或保护主义，积极采取自给自足主义。(二)因自给自足主义的发展，促进世界经济的瓦解，于是复有自由主义的抬头(如关税休战运动等)。资本主义国家想用计划经济或统制的手段以挽救其垂危的历史命运，结果反而促进这历史的命运早日来临”[44]。“克己”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个人主义，不去除个人主义，只是“在无意识底社会机构内，只依社会成员之 个体底意识的计划，以营利为目的所进行的总辖底‘经济统制’”是注定要失败的[45]。无论是“克己”，还是“叶作舟”，都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出发，认为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不能挽救资本主义。从当时知识分子的语境可以看出，一方面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破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的成功，人们对于意大利式的统制经济信心不足，而更倾向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

　　中国知识界在指出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不能挽救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对中国能否实行计划经济 或统制经济进行了探讨。按照进化论的原则，不管赞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人，还是认为中国尚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人，都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先进的经济模式，是物质文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的效果已被苏联的试验所证实，“物质文明发达之结果，当然是需要统制经济的。因为自由经济实不足以应付物质文明构成之环境也”[46]。就是向来倾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马寅初，这时在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影响下其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我们应舍短取长，采取第三种途径。即一面作有计划之生产，一面保留私产制度”[47]。马寅初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私人占有的根本弊端后，认为中国应在保留私有制的前提下，仿行苏联的计划经济。犹如马寅初，张君劢也主张在保留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前提下，采纳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政策，“工业上所需之资本几何?人才若干?农业应需之公私资本与人才又几何?农工两业应孰先孰后?一切由国家通盘打算”[48]。江公怀则认为只有采用计划经济，才能“廓清旧时各种不生产的制度及维持此制度的人，使生产可以增加，而大家不至捱饿灭亡”。在他看来，实行计划经济有三 大好处：一是免除资本主义带来的“富源上与时间上的浪费”；二是“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三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上之各种分配上之不平”[49]。1933年10月3日的《大公报》社论也敦促国民政府采取苏俄的计划经济：“当局果能具有魄力与决心，审度国势，博访周诸，自拟一博大深宏之整个统制经济计划，昭示民众，征求合作，一脱向来琐碎支离之建设计划窠臼。固吾人所馨香祷祝，而不敢漫存此奢望者也。”[50]尽管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具体方式上知识界还存在着不少分歧，然而，学习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建设强大国家，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为知识界中不少人的共识。

　　值得称赞的是，知识界对计划经济并非只是泛泛而谈，而且对中国如何实行计划经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守愚”认为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步工作应该做到： 1·征集国内工商学界可以贡献的工商事实统计和计划，由政府审核，先行拟一草计划； 2·多请次要专家作实际计划上的指导，使国人得模仿练习的机会； 3·改革中央税制和地方捐税[51]。翁文灏从地质学家的视角提出：实行计划经济不能照搬外国成法，必须对中国的实际情形作长时期的测量调查和研究，“五年建设必须先有五年的测量调查和研究。所以俄国五年建设计划比较可能，因为他们预备功夫究竟比我们开始得早了许久”[52]。

　　罗敦伟则建议政府设立一个统制经济最高委员会，形成强有力的中心机关，“然后才能够把全国上下的人力，技术，资本集中起来，树立一个国内经济建设力量的中心”[53]。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从未实现真正的政令统一，租界的存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阀的盘踞等因素使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能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的计划机关，更严重的是某些地方军阀(如山西军阀阎锡山)借经济建设之名闭关自守，以达到对抗中央的企图。在这种情形下，计划经济在中国是很难推行的，对这一问题知识界已有充分的认识，例如：丁文江指出实行计划经济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政治条件： 1·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2·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3·行政制度先要彻底的现代化，而中国不具备这些起码的政治前提[54]。尽管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有着种种难以逾越的障碍，但知识界仍期望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做出实行计划经济的尝试，哪怕是部分的计划经济。1933年，“前溪”在为上海银行学会的讲演中指出：在统治力薄弱和经济社会组织散漫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可以“分别事业，斟酌程度，拟定一种可能的具体计划，逐步推行”，“譬如以水利交通农业为先，而以工商及金融等事业次之，只要统制程度，斟酌 得宜，我想绝不致有大害的”[55]。前溪的主张可以算得上部分的渐进的计划经济。

　　知识界在总结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还建议国民政府学习苏联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重工业包括钢铁、冶炼、电气、化学等，它是一切工业的基础。只有具备坚实的重工业基础，才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形成完善的国防体系。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开启了艰难的工业化历程，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完备的重工业基础，这是导致中国在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初，在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知识界对于如何抵御强敌进行了苦苦的思索，不少人认识到日军的武器的确比中国军队先进得多，单凭血肉之躯难以抵挡日军侵略的步伐，只有痛定思痛，加快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建设才是救国的良策。正当知识界在努力寻求如何实现工业化时，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给人们带来一线曙光。1934年1月30日《大公报》社评认为，苏联当今敢与列强争锋，是基于五年计划完成，国防工业进步，红军实力充足。“苏俄实力，基于重工业之勃兴”。因此，作为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中国应积极学习苏联“一五计划”建设经验，埋头苦干，尽快建立国防工业基础，“凡重要工业，应积极国营，此可学习苏联”[56]。《大公报》记者曹谷冰在结束苏联考察之后，“深深地盼望国人效法俄国，不用外货”，并“盼望政府及早确立经济建设的方案，快把基本工业建设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自救”，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57]。

　　苏联“一五计划”运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将全国人民和资源纳入到统一的计划经济范围之内，举全国之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使苏联在很短的时期内一跃成为工业化强国，这种明显的成效无疑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1933年，丁文江在结束苏俄旅行之后，放弃了原来基于自由主义立场所坚持的民主政治主张，开始鼓吹“新式的独裁”，“我以为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这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所共有现象。”[58]在他看来，在内战不断，外患严重，人民政治文化素质低下的现实境遇下，“新式的独裁”也许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有效手段，苏联就是榜样，苏联的“一五计划”的成就是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实现的，丁文江将统一国家、独裁政治、计划经济看做苏联经济建设成功的三项条件。后来在民主与专制或独裁的争论中，丁文江明确提出了“新式独裁”的四条标准：“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四、独裁的首领要能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59]。丁文江所期待的国家领袖是一位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与凝聚力、能够带领全国知识分子致力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复合型人才。很显然，他是受到苏联的启发，是以列宁和斯大林为原型而提出上述四条标准的：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打退外国武装干涉，斯大林则带领苏联走上了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丁文江在另外一篇文章写道列宁如何地力排众议与德奥布土单独讲和并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该条约虽然使俄国丧失了大片领土，但列宁依然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以国家利害为利害”，从而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时间。他号召国民党领袖向苏联领袖学习，以国家利害为利害，对日暂时妥协，以为战争准备赢得时间，“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尓—古土奈次克，云贵是我们的勘察加。我愿我们的头等领袖学列宁，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我们的第二等首领学托洛茨基：事先负责任，献意见；事后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愿我们大家准备到勘察加去”[60]。就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著称的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初也发表了不少称赞苏联的政治体制、要求国民党领袖诸公向苏联学习的言论。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通过“一五计划”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的事实对中国知识界的触动是巨大的。国难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对“强国梦”的追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他们努力地从苏联身上寻找着可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因此，在国难期间每一次思想争论中，我们总能发现有关苏联的话语，例如30年代现代化道路的讨论、民主与专制或独裁的争论，争论者常常以苏联的相关史实作为论据。虽然知识界对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一定完全赞同，也不一定主张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但苏联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则成了他们学习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英，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长沙410081 ]

　　(责任编辑：张晓华)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页。

　　[2]主要文章有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黄岭峻、杨宁:《“统制经济”思潮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11期;张连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统制经济思潮与自由主义的反应》,《历史教学》2006年第2期;郑会欣:《战前“统制经济”口号的提出及其实践》,《1930年代的中国》上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306页;郑大华、谭庆辉:《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3]克己:《风靡世界的经济统制论》,《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 1933年8月1日。

　　[4]骏声:《一个美国人对苏俄近况的略述》,《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 1931年4月10日。

　　[5]杜若:《脱洛斯基的五年计划谈》,《东方杂志》第28卷第18号, 1931年9月25日。

　　[6]骏声:《一个美国人对苏俄近况的略述》,《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 1931年4月10日。

　　[7]坚冰:《英美人眼中之苏俄五年计划》,《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 1931年4月10日。

　　[8]曹谷冰:《苏俄视察记》, 1941年9月大公报出版,第192页。

　　[9]杜若:《苏联的科学与政治》,《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 1931年11月25日。

　　[10]韬奋:《读〈苏俄的真相〉》,《生活周刊》第7卷14期, 1932年4月9日。

　　[11]志远：《苏俄第二届五年计划之鸟瞰》，《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 1933年1月1日。

　　[12]啸秋：《苏联农业地集体化成绩》，《东方杂志》第30卷第2号， 1933年1月16日。

　　[13]克多：《苏联工农生活的素描》，《东方杂志》第30卷第2号， 1933年1月16日。

　　[14]《俄国铲除中农阶级运动》，天津《大公报》， 1930年3月18日。

　　[15][16]警愚：《苏联的粮食恐慌》，《国闻周报》第10卷第34期， 1933年8月18日。

　　[17]《俄国铲除中农阶级运动》，天津《大公报》， 1930年3月18日。

　　[18]冢寒：《苏俄到底是什么》，《东方杂志》第29卷第4号， 1932年10月16日。

　　[19]沈华生：《苏联之政治组织》，《东方杂志》第30卷第2号， 1933年1月16日。

　　[20]刘震东译：《苏俄是否民主政治?》，《国闻周报》第10卷第10期， 1933年3月13日。

　　[21]《一个中国人眼中的苏俄(苏联通讯)》，《东方杂志》第31卷第11号， 1934年6月1日。

　　[22]胡适：《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1935年1月1日[23]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 1935年5月12日。

　　[24]《欧洲民主政治的危机》，《东方杂志》第26卷第23号， 1929年12月10日。

　　[25]良辅：《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东方杂志》第30卷第15号， 1933年8月1日。

　　[26]愈之：《苏联和平外交的进展》，《东方杂志》第29卷第8号， 1932年12月16日。

　　[27]斐丹：《最近苏联和平外交的进展》，《东方杂志》第30卷第16号， 1933年8月16日。

　　[28]张明养：《美苏复交与远东和平》，《东方杂志》第30卷第22号， 1933年11月16日。

　　[29]《美俄宣告复交之意义》， 1933年11月19日《益世报》社论，第1张。

　　[30]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 1933年11月26日。

　　[31]华源：《苏联加入国联的意义及其影响》，《东方杂志》第31卷第21号， 1934年11月1日。

　　[32]慕萍：《苏联入盟与国际形势》，《东方杂志》第31卷第21号， 1934年11月1日。

　　[33]胡适：《看了裁军会议的争论以后》，《独立评论》第104号， 1934年6月10日。

　　[34]林风译：《苏俄的家庭》，《国闻周报》第10卷第19期， 1933年5月15日。

　　[35][36]克多：《苏联妇女生活的面面观》，《东方杂志》第30卷第7号， 1933年4月1日。

　　[37]陈西滢：《苏俄的青年》，《独立评论》第129号， 1934年12月。

　　[38]邵德润译：《苏联的教育》，《独立评论》第172号， 1935年10月13日。

　　[39]冰清：《赤都的新景象(莫斯科通讯)》，《东方杂志》第30卷第5号， 1933年3月1日[40]有心：《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东方杂志》第29卷第5号， 1932年11月1日。

　　[41]腾雪和：《中国统制经济问题》，《新中华》第1卷15期， 1933年8月10日。

　　[42]丁文江：《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独立评论》第108号， 1934年7月8日。

　　[43]克己：《风靡世界的经济统制论》，《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 1933年5月1日。

　　[44]叶作舟：《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检讨》，《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 1933年5月1日。

　　[45]克己：《风靡世界的经济统制论》，《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 1933年5月1日。

　　[46]前溪：《统制经济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39卷， 1933年10月2日。

　　[47]马寅初：《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欤》，《东方杂志》第28卷第24号， 1931年12月25日。

　　[48]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1938年版，第241页。

　　[49]江公怀：《中国经济路向的转变》，《东方杂志》第29卷第5号， 1932年11月1日。

　　[50]《美国统制经济的难关》社论，天津《大公报》， 1933年10月3日。

　　[51]守愚：《统制经济与全国经济委员会》，《独立评论》第70号， 1933年10月。

　　[52]咏霓：《建设与计划》，《独立评论》第5号， 1932年6月19日。

　　[53]罗敦伟：《国难出路与统制经济》，《国闻周报》第10卷第38期， 1933年9月25日。

　　[54]丁文江：《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独立评论》第108号， 1934年7月8日。

　　[55]前溪：《统制经济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39期， 1933年10月2日。

　　[56]《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天津《大公报》， 1931年6月4日。

　　[57]《目前时代谁与弱者讲理》，天津《大公报》社评， 1934年1月30日。

　　[58]丁文江：《我的信仰》，《独立评论》第100号， 1934年5月13日。

　　[59]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独立评论》第133号， 1934年12月30日。

　　[60]丁文江：《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独立评论》第163号， 1935年8月11日。